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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December 8, 2021 at 9:59pm

（續上）在理性智慧的語境中，這種審美建造方式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麽，盡管現代自然環境早已敲響了末日警鐘，而人們依然不可能停止各種自殺性掠奪的根源。因此，這種生態生產在理論淵源上只能追溯到詩性智慧中。這正是古人所謂“曲成萬物”的秘密所在。從中國詩性智慧的角度，如老子講的“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人由於它的“第一尺度”（即主體性），本是可以為天下先的，但為了能夠“成器”（即天下萬物），為了能夠永遠保持人這一優先地位（即“成器長”），就必須限制它的第一尺度，而不敢為天下先。

老子反復講“德畜”，“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一章），都是強調這種自我克制的倫理學，它要求主體自覺放棄其第一尺度，即“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章）。再如莊子講的“齊物論”，如何才能拉平人與物之間的現實差異，讓兩者以平等方式居於世界之中呢？在莊子看來，即“吾喪我”，這個“我”不是指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人作為一個種類所具有的那個優越的第一尺度。如《大宗師》所謂：“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必以為不祥之人。”就審美建造方式的現代意義而言，海德格爾的一些見解尤其發人深省，他說：“我們對於行動的本質還深思熟慮的遠不夠堅決。人們只知道行動是一種作用在起作用。人們是按照其功利去評價其現實性。

但行動的本質是完成。完成就是：把一種東西展開出它的本質的豐富內容來，把它的本質的豐富內容帶出來，producere（完成）。”[4](P87)雖然這也是一種“賦予本質”的建造活動，但由於它在生產觀念上采取的是，“讓一個東西在它的來歷中‘成其本質’，也就是說讓它在”[4](P90)；由於主動地放棄了它功利性的第一尺度，這種“成其本質”的方式，就很接近中國哲人的“曲成萬物”了。它表明，只有當人不再把自己當作造物主，把對象當作亟待加工改造的質料，即不再給“理性尺度”以普遍必然性特權，而以其審美尺度作為進行再生產的“內心的意象”時，人類才能真正開始審美建造活動。


此時勞動者才超出了他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脫離了自身肉體的直接需要，使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成為可能。由此看來，所謂的“曲成萬物”，雖然它包含著一個“曲”的行為，但其目的卻不在扭曲對象世界，因為它的“曲”恰是為了“成萬物”，即讓萬物把自身固有的內容帶出來，以最本質的自身進入到這個世界中；同時它也不是扭曲人的自由本性，因為它“曲”人正是為了“成人”，進而言之，審美建造要“曲”的是滯留在它固有尺度中的、片面的人。只有首先做到這一點，才能為萬物成其本身提供一個本體論的基礎。與以“人化自然”為目的的現實活動不同，它在本質上是“人化社會”的審美活動，即以消除在社會發展中必然出現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異化關係，恢復人與世界之自由本質關係為終極目的。而這種事物自身顯現為自身，才是真正的審美澄明。生態美學只有對審美本質反思到這里，才可能在邏輯上完成與理性智慧的決裂，以及同時完成與詩性智慧的對接。

不必諱言，現實世界永遠是一個充滿緊張的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的競技場，身處其中的每一個物種都不可能超出其現實的功利性，物種之間是一場“一切物種反對一切物種”的殘酷鬥爭，甚至同一個物種之間也會同室操戈。當然沒有必要在這里感傷或悲觀，但是假如我們完全聽命於這種自然律的統治，那也就是對在這個世界上以惟一具有自由本性的人類及其尊嚴的侮辱。

可以這樣說明我對生態美學的意見，既要承認現實世界必然律存在的合理性，不必為此去扭曲人的生活本身，但也要避免把它當作惟一的方式；既要允許人以其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進行理性建造，以充分滿足人生存發展的欲求，又要對人自身的欲望有所克制，盡量愛護、保護好這個世界。而就現代世界的生態惡化狀況而言，最為關鍵的問題依然是從邏輯上闡釋生態美學的內在尺度，只有這樣才能正確闡明它與現實世界的本質聯系。它不僅直接關係到人這一個物種的健康發展，更是包括人在內的這個世界能否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理論根據。也只有按照這種生產觀念再生產出的個體，才能進行使萬物成其自身的自由勞動，從而使這個世界品類豐富得如同它在初創時代一樣，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那種“范圍天地之化而不為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的生命境界。

【參考文獻】

[1]劉士林.新二元論美學方法論[J].江海學刊，2001,(1).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海德格爾.論人道主義[A].存在主義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劉士林《生態美學與詩性智慧的現代復活》愛思想2015-08-26）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November 22, 2021 at 10:18pm

劉士林：詩性文化的使命—最近一段時間，和中華詩詞在當代的命運關係最密切的話題，無疑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尖銳指出的「去中國化」問題。我個人以為，未必是教材編寫者有什麽目的，但同時也因此感到更深刻的悲哀和無奈。近代以來，以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堅船利炮」為代表的物質文明為先導，以20世紀初期西方「德先生」「賽先生」為代表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為中堅，再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後現代文化」為代表的理論與文化思潮為殿軍，一種「以西方之標準為標準，以西方之是非為是非」的殖民心態由表及裏，由外而內，成為百年痼疾。一些人對像這樣的「去中國化」已經習以為常，麻木不仁，甚至是無意識化了。但最令人驚奇的卻是，這個問題很大的「冰山一角」，竟然是從教材中的「古典詩詞」被掀開的。這正說明了美輪美奐的中國古典詩詞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所特有的內在密切關係。

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是《詩經》，其精神峰頂是唐詩。一言以蔽之，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或者說，詩這一精神方式滲透、積澱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科學、藝術各個門類中，並影響甚至是暗暗地決定了它們的歷史命運。

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越來越少，從人文思想資源這種形而上的「道」，到生產工具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這個過程與中國詩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說明了什麽問題呢？說明了與詩性文化一同消亡的，還有我們民族詩性的精神機能與生命本體，包括我們民族特有的詩性的感官、直覺、心理、思想與創造力。而與此同時，是我們在文明上與西方日益趨同，越來越沒有自己的風格與特征。盡管我們仍在生產與創造，但由於從觀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個現代生產過程就擺脫不了一個巨大的異化怪圈，即：我們越生產，我們就越缺乏；我們越創造，就越沒有創造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一件勞動成果可以與西方區別開，具有所謂的「原創性」。這表明，一旦失去了詩性文化，我們就只能充當其他強勢文化的工具，並按照它們的意圖去生產與消費。

經過了20世紀近百年的「西方化」，經歷了21世紀以來同樣是由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化」之後，很多人都以為「世界大同」了。由此在思想和文化領域帶來了兩大普遍問題：一是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異，二是不知道如何表述這種差異。而重建中國詩性文化，不失為一條可以重點考慮和實施的文化戰略理念和路徑。

首先，中國古典詩歌，既是中國詩性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也集中體現了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異。

盡管中國文化在表現形式上品類繁盛，但精神氣質都是詩性的。它肇始於人與自然的交感，但卻不同於西方主、客之間相互對立的機械原理。它深入到個體的靈魂深處，但與西方個體深層的「本我」「衝動」「死亡本能」在結構上迥然不同。中國詩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詩與宋詞。古人已有「唐詩主情」與「宋詩主理」之論。今天，由於有了西方民族的「理」與「情」，所以這一說法已然十分不準確。對這兩種「理」「情」不加區別，特別是以西方之「情」之「理」釋中國古典詩詞，是把後者搞得「非驢非馬」的直接原因。

在理性文化中，「情」與「理」不相容，因而，「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衝動中淪為「本能」與「欲望」，「理」也時常要異化為一種與感性生命無關的抽象「範疇」與灰色「模式」。在詩性文化中，由於兩者如鹽入水，融合無間，所以其「情」本質上是一種「詩化的感性」，而其「理」則是一種「詩化的理性」。以詩性智慧為母體的中國文化心理，既不會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邏輯系統，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歡，其根源就在於此。這也是中國詩性文化最重要的現代性價值所在。

其次，當代中華詩詞，既是中國古代詩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傳承與延續，也負載著一個偉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尊嚴。

現在講文化利益與安全的人漸多，但關鍵問題仍在於，必須首先弄清楚什麽是真正的與根本的中國文化利益。從詩性文化出發，我們才容易弄清什麽是中華民族的真、善、美；立足於詩性文化，我們才可以真正理解我們真實的存在以及表達我們真實的需要。但現實的狀況恰恰相反，由於世事忙碌，由於倦於思考，由於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們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存在與需要，同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思考、判斷與選擇。

當然，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應該了解科學、商業、管理等方方面面先進的理念和做法，以便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強調的是，如果這最後的結果是邯鄲學步和文章道弊，那就很有必要反思甚至是加以警覺了。未來世界，決不只是理性文化獨步天下，而詩性文化是人類要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這就是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當代天職與崇高使命。（劉士林《詩性文化的使命》見2014年11月03日《學習時報》）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31, 2021 at 7:58pm

聶丹“人靈秀”：提升文化素養
蘇東坡《和董傳留別》有云：“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朱光潛認為“詩是培養趣味的最好的媒介”。古詩詞尤具靈秀之氣，不僅語句凝練、韻律優美，而且意境悠遠、韻味綿長；不僅是文學經典，還蘊含大量歷史知識、哲學思想、倫理觀念，可以與時代精神步步緊跟，啟迪人的心智和才情，提高情商。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對大學生村官說，“做實際工作情商很重要”。他要求領導幹部“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詩詞濃縮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可以使幹部的認識、思維、審美和表達能力乃至情商得到全面提升。這是學詩可以“人靈秀”的時代價值之所在。

提升認識能力

古典詩詞上自西周、下至明清，幾千年的歷史變遷、人世百態和山水勝跡等方方面面內容蘊藏其中，我們從中可以了解歷史，認識世界，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習近平總書記善用優秀文化元素旁征博引，幾乎每次講話都引用詩詞古語中的典故。比如，他在2013年1月22日中央紀委全會上，引用“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比喻腐敗懶政；引用“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形容天下大亂；引用“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以及“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說明腐敗就會亡國。這些引用起到借古喻今的警戒效果，也表現出習近平總書記廣博的知識儲備。領導幹部應該向習近平總書記學習，從古詩詞中擷取中華歷史文化元素，增強知識儲備，提高認識能力。

提升思維能力

詩可以激活人的詩性思維，包含形象思維、想像思維、求異思維、邏輯思維等，改善人的思維方式與精神質量。比如，根據“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可以體會其“詩中有畫”的美妙意境；根據“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可以放任想像隨詩人馳騁；通過“人言頭上髮，總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鷗，一身都是愁”，可以見常人所不能見；特別是通過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過的“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日月不同光，晝夜各有宜”“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等詩句，可以學習蘊含其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

總之，在學詩過程中，詩性思維能反復得到訓練。而一個具有詩性思維的人一定是靈秀之人。詩性思維是適應人類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命題，意味著更加深刻的變革與創新。如果具備集形象思維、想像思維、求異思維、邏輯思維等於一體的詩性思維，就能突破條框束縛，探索多種可能，尋求多種路徑。

所以，領導幹部可以從古詩詞中吸納更多靈秀之氣，培養詩性思維，以更具活力的精神氣質迎接新時代，擔當新使命。（《“人靈秀”：提升文化素養》見2021-02-18 學習時報，本文作者：聶丹，1974年生，女，文學博士學位，教授，博士生導師，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October 10, 2021 at 1:18pm

聶丹·提升審美能力

中華詩詞韻律獨特，言簡義豐，意境空靈，形成極具古雅韻味的特殊美感，詩詞的情感激發、道德教化作用都是通過其美感作用實現的。古詩詞格外重視意境的創設，強調“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例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雄壯奔放的意境，“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是悲壯蒼涼的意境，“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是恬淡空靈的意境。一旦進入深邃高遠的意境中，就會獲得美妙的審美體驗，進而產生情感和思想的共鳴。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注重利用詩詞意境營造談話氛圍。在201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第2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講話中，他多次引用詩文來“話家常”：用“風翻白浪花千片，雁點青天字一行”描繪亞太合作、展翅齊飛的新願景；用“一花不是春，孤雁難成行”表達對會議的美好祝願。優美的審美意境烘托出詩意盎然的談話語境，產生了巨大感染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幹部應該“通過提高文學鑒賞能力和審美能力，陶冶情操，培養高尚的生活情趣。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學素養，在詩詞歌賦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多次強調要“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作為黨的幹部，要從政治高度看待生活情趣，培養健康高尚的情趣。詩詞的浸染可以娛情怡神、滋養身心，提高審美能力，燃燒生命激情，塑造健康人格，從而成為一個具有美好情感和高雅情趣的人，一個遠離低級趣味的人。

提升表達能力

古今凡優秀的詩詞作品，在語言上無不具有形象生動、凝練含蓄、音韻和諧、感染力強等特點，因此在語言的錘煉上須下大力氣。尤其古詩詞篇幅短小，更要追求語言精煉含蓄，所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為此，學習古詩詞可以提高語言運用的功力。“不學詩，無以言”“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都強調要從古詩詞中學習語言表達。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領導幹部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力的東西”，文風要“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倡導“短、實、新”。他率先垂範，詩詞古語在他的重要報告和講話中俯拾皆是，不僅精煉了語言，也大大增強了感染力。比如，他用孟郊的《遊子吟》表達孝道理念，用“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表明故土難忘，用“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抒發對澳門這塊“蓮花寶地”美好前景的信心，用“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教育廣大幹部在知行合一中擔當作為。總之，他引用的詩詞內容廣泛，體現了深厚的詩詞功底，恰到好處地傳情達意，充滿了語言活力。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自己創作詩詞，在視察蘭考時吟詠了自創的《念奴嬌·追思焦裕祿》，其中“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詩句鏗鏘有聲，既抒發了對焦裕祿的贊頌和追思，又表達了自己愛國為民的責任擔當，寄意高遠、感人至深。領導幹部應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榜樣，學習詩詞語言的精妙雋永，善於化用詩中佳句甚至自創詩詞，從而提升語言表現力，讓表達真正入耳入心。

詩是心靈的吟唱，學詩的過程，就是提振精神、涵養品格、提升素養的過程。在全國上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懈奮鬥的新時代，包含古詩詞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力量。領導幹部是時代的“領頭雁”，其素養高低直接影響執政能力，應率先學習傳統文化、學習古詩詞。領導幹部身體力行學詩，不僅能讓自己“情飛揚、志高昂、人靈秀”，增強人格魅力，而且能“以自身的人格魅力，給人們以思想上的正確引導和行為上的良好示範”，讓延續幾千年的詩詞文化與新時代相融，帶動全社會形成弘揚民族精神、涵養道德品格、提升文化素養的良好氛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人靈秀”：提升文化素養》見2021-02-18 學習時報，本文作者：聶丹，1974年生，女，文學博士學位，教授，博士生導師，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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