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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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楨]文物館的文創體驗:以電影《紅粉聨盟》
被一部電影感動了?為什麽會這樣子的?
不知幾許年過去了,我們走進一座博物館,親眼看見電影所描繪的歷史物件時,原先的感受居然再次被喚醒。不僅如此,那感受變得有另一番滋味。為什麽會這樣子的?
1992年由潘妮・馬歇爾(Penny Marshall,1943-2018)執導的美國電影《紅粉聯盟》(A League of Their Own),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的美國女子職業棒球聯盟(All-American Girls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AAGPBL)為歷史背景,講述女性球員如何在男性主導的體育世界中,爭取自己的位置。
電影以虛構人物和戲劇敘事重構歷史,卻使一段曾經相當陌生的女子棒球史進入大眾文化視野。今天,若觀眾在看過電影後,再到美國紐約州庫珀斯敦的美國國家棒球名人堂暨博物館(National Baseba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參觀「鑽石夢想:棒球中的女性」(Diamond Dreams: Women in Baseball)展覽,便可能經歷一種超越視覺欣賞與知識吸收的文化體驗。
讓我們引進三個理論——高達美的詮釋學、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以及陳明發博士的「歆喚」理論——來理解,文創經驗是怎麽一回事;為何它就是文化生命本身。
一、電影建立前見:我們為甚麼會這樣理解?
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認為,人並不是在毫無預設的狀態下理解世界。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歷史經驗、文化背景、價值觀與既有知識進入理解活動。這些理解之前已經存在的條件,稱為「前見」(Vorurteil)。前見並不必然是負面的偏見,而是理解得以開始的歷史條件。
觀眾看過《紅粉聯盟》後,可能已經形成一套對女子棒球的理解:女性如何突破性別規範、如何在男性主導的運動制度中爭取機會、如何在競爭與友誼之間建立自己的生命價值。電影中的Dottie Hinson與Kit Keller等人物,讓觀眾透過個人命運理解一段集體歷史。
然而,電影畢竟是藝術創作,不是真實歷史的完整紀錄。它以人物、衝突和情節組織觀眾的感受,也可能使某些歷史複雜性被簡化。當觀眾走進博物館,面對真實球員留下的制服、球具、照片與檔案時,原有的前見便開始接受新的考驗。
例如,電影中的女性球員在球場上揮棒、奔跑、滑壘,令人感受到運動自主的力量;但真實的AAGPBL除了給予女性職業機會,也曾以嚴格規範要求球員在非比賽時間維持符合當時社會期待的女性形象。這使觀眾進一步發現:女性的解放並非簡單地從限制走向自由,而是在制度、身體與社會期待之間不斷協商。
這就是高達美所說的理解過程:我們帶著前見接觸新的歷史材料,原有視域受到挑戰,進而與過去形成新的「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電影提供理解的入口,博物館則使理解獲得歷史的厚度。
二、梅洛龐蒂:我們如何以身體感受到歷史?
如果說高達美讓我們理解「我為甚麼會這樣理解」,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則讓我們追問:「我如何以身體感受到它?」
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中,身體不是接收外界資訊的工具,而是人存在於世界、感知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理解不只發生在頭腦,也發生在身體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之中。
因此,當觀眾在博物館看見一件AAGPBL球員穿過的制服,它便不再只是一件具有年代和收藏價值的衣物。觀眾可能想像穿上它的女性如何在球場上奔跑、揮棒、跌倒與重新站起。制服的剪裁、球具的尺寸、照片中球員的姿勢,都可能引發觀眾自身的身體記憶與動作想像。
看見一隻舊手套,觀眾可能想起自己曾經接球的經驗;看見球員滑壘的照片,可能感受到身體與地面的碰撞;看見一張球員集體合照,則可能從她們的神情中感受到競爭、友誼與共同奮鬥的生命氣息。
這些感受並不是展品直接傳送給觀眾的訊息,而是展品所呈現的身體痕跡,與觀眾自己的身體經驗相遇後產生的意義。
博物館因此不只是保存過去的場所。觀眾透過行走、觀看、停留、比較與回望,讓歷史在當下的身體經驗中重新顯現。這便是身體文創體驗的可能:歷史不再只是被閱讀的知識,而成為可以感受、想像和重新理解的生活世界。
三、從身體感應到歆喚:文化相遇如何產生新的意義?
身體感受到某種事物,是否就等於完成了文創體驗?未必。
一個人可以看見制服、認出球具、讀完展板,也可以獲得豐富的歷史知識,卻不一定因此產生新的生命理解。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什麼情况下,一件展品不再只是展品,而開始對觀眾形成某種內在召喚?
這正是陳明發博士「歆喚」理論嘗試解開的地方。
「歆」可以理解為內在受到感應、興起或觸動;「喚」則是這種感應進一步形成意義回應。兩者並非簡單的刺激與反應,而是外在文化事物與內在生命經驗相遇時所生成的關係。
以《紅粉聯盟》與「鑽石夢想」展覽為例,觀眾可能先因電影而對女性棒球產生興趣;當他在博物館看見真實球員的制服、照片和歷史紀錄,原有的感受可能突然深化。某張照片使他想起自己的母親或祖母,某段歷史使他重新思考女性曾經受到的限制,某件球具則使他意識到,自己過去從未真正理解女性運動員所承受的身體訓練與社會壓力。
這一刻,展品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成為內在生命受到觸動的契機。觀眾可能從感動走向敬佩,從敬佩走向歷史認同,再從認同走向新的表達與行動。這種由感應而產生回應的過程,便可以用「歆喚」來理解。
若進一步借用「情動—情緒—情感」三層結構,也能看出其中的生成關係:情動可能是觀看展品時尚未明確命名的身體觸動;情緒是觸動逐漸轉化為敬佩、感動或不平;情感則是這些經驗進一步沉澱為對女性自主、社會公平與文化記憶的價值認同。這三者不是必然依序發生的心理階段,而是可能交疊、回返的感受層次。
因此,歆喚不只是「被感動」,而是感動之後,生命對某種意義作出回應。
四、電影與博物館的雙向呼喚:文化不只是保存,也會再生
這個案例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歷史關係:電影與博物館並不是單向的改編與展示。
1988年,美國國家棒球名人堂暨博物館舉辦「Women in Baseball」展覽,當時展品規模有限,卻首次以正式博物館展覽的方式,認真呈現女性對棒球歷史的貢獻。導演潘妮・馬歇爾(Penny Marshall,1943-2018)曾親自參與展覽開幕活動,並從這段經驗及相關紀錄片獲得電影創作的啟發。1992年《紅粉聯盟》上映後,又使更多人認識AAGPBL及其球員。博物館的歷史展示啟發電影,電影的文化傳播又反過來擴大歷史展示的社會影響。
今天的「鑽石夢」展覽更將女性棒球史擴展至球場內外、管理層與傳播領域,並同時展示AAGPBL原始制服、球具、電影道具及潘妮・馬歇爾的訪談。
這是一種雙向的文化呼喚:歷史呼喚藝術創作,藝術創作又呼喚社會重新看待歷史。文化不是已經完成、等待後人保存的靜態遺產,而是在不同世代的觀看、詮釋與創造中持續生成。
從陳明發博士的文創詩學來看,這個過程也可整理為「湧現—興起—呼喚」:
湧現:戰爭時代的女子職業棒球、球員生命故事、歷史物件與電影影像,形成文化相遇的外在條件。
興起:觀眾帶著前理解進入展覽,身體知覺與歷史材料相遇,內在感受受到觸動。
呼喚:觀眾對這段歷史產生新的理解、認同、表達或創造,使文化意義延續到當下。
這裡的湧現是基礎,興起是催化,呼喚則是可能生成的結果。它並非保證每位觀眾都會經歷的固定程序,而是一種文化體驗得以深化的生成結構。
五、文創體驗的真正價值:從觀看者到回應者
《紅粉聯盟》與美國國家棒球名人堂的例子,讓我們看到文創體驗不應只以視覺吸引力、展品數量或資訊豐富程度衡量。真正重要的是,文化內容能否與觀眾既有的生命經驗相遇,使他不只看見過去,也重新理解自己所處的現在。
高達美讓我們理解「我為甚麼會這樣理解」;梅洛龐蒂讓我們理解「我如何以身體感受到它」;陳明發博士的歆喚理論則進一步追問:「這場理解與感受的相遇,如何召喚我作出新的生命回應?」
由此看來,博物館是歷史與當代生命相遇的場所,不純粹是是文化遺產的保管者;電影也不只是娛樂產品,它更可能成為重新開啟集體記憶的文化媒介;觀眾更不只是內容的消費者,而可能成為文化意義的共同創造者。
在這個意義上,文創實現了其真正的價值:在亞里斯多德的語境中,確定了它的本體論位置;因為它在「實在」(Reality)的本源與「實現」(Actuality)的本事中,讓人看見文化的「潛能」(Potentiality)。
文創體驗的深層價值,不在於讓人看見更多,而在於讓人因為看見而有所感應,因為感應而有所理解,因為理解而受到呼喚,最後以自己的生命與創造回應歷史。文化于此實現了它的可能實現的潛能。
這是「歆喚」理論對當代文化創意產業有所揭開的嘗試:文化的生命力,不僅僅存在於作品被製造和展示的那一刻,更存在於作品與人相遇之後,所喚起的另一個尚未完成的創造。
史料說明:本文所稱博物館展覽,採用其現行展覽名稱「Diamond Dreams: Women in Baseball」;AAGPBL是展覽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展覽的全部。電影人物與情節則屬戲劇化呈現,不宜直接視為真實球員的完整傳記。理論部分是以高達美、梅洛龐蒂的思想與陳明發博士歆喚理論進行跨學科對讀,並非主張三者原本具有相同的理論體系。
馬来西亞新銳導演陳策鼎作品《虎嘯無聲》赢獲「TAICCA × CNC Feature Film Grand Award」
2026 TCCF PITCHING 提案大會得主揭曉 跨國合製與多元專場展現實力
2026 臺灣創意內容大會(TCCF)舉辦的「PITCHING 提案大會」頒獎典禮於 11 月 9 日落幕,自 70 件提案作品中頒發 34 個獎項,總獎金與資源價值逾新臺幣一千萬元,由法國國家電影與動畫中心(CNC)、Wētā FX 等共同支持。今年更首創長片、影集、動畫、紀錄片四大專場每場皆設超過 3 萬美元大獎,打破過去四場僅能角逐單一大獎的限制。
文策院董事長王時思表示,文策院未來將持續深化臺灣原創內容生態,協助創作團隊結合產業思考與商業模式,讓臺灣多元豐富的原創內容走向更廣闊的市場。更強調,無論最終評選得獎名單為何,參與團隊在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皆具高度價值,作品已藉由提案平台打開能見度。文策院將持續扮演支持角色,期盼未來能有更多臺灣原創故事順利邁入商業開發、登上大銀幕等多元舞台,展現臺灣文化內容的豐沛能量。
在長片專場中,「TAICCA × CNC Feature Film Grand Award」由《虎嘯無聲》獲得,團隊代表陳策鼎導演(上圖右二)上台致謝時表示:「由衷感謝大會、文策院以及導師團隊在提案過程中的全力協助,讓我們在台上面對國際買家與評審時能從容且充滿自信;同時也要向所有一同角逐的優秀創作者致敬,大家的才華激勵了我們持續向前邁進。」;影集專場之「TAICCA Series Grand Award」則由《SAGA》獲得,團隊則在致詞中展現對原創精神的堅定信念。《SAGA》團隊指出:「這部作品旨在探討人類的創意永遠會勝出。即便 AI 未來可能寫出不錯的故事,但唯有人類親身經歷的情感與生活,才真正具備被稱作『故事』的資格,人的創造力永遠無可取代且更加強大。」;動畫專場之「TAICCA × Wētā FX Animation Grand Award」由《彌河上的荒野》獲得團隊感性分享創作初衷:「這是一段尋找自我、勇敢做自己的旅程。即便面對失落與創傷,我們希望透過這部動畫作品,陪伴觀眾一同踏上旅途,溫柔面對人生中的種種苦痛與挑戰。」;紀錄片專場之「TAICCA Documentary Grand Award」由《一日之計》(A Day's Worth)奪得,團隊於台上難掩激動地表示:「得到這筆現金獎是我們所能想像最好的結果,團隊現在就能立刻投入後續剪輯。非常感謝評審、文策院以及所有紀錄片同行,大家都在各自的角落默默努力、辛苦拍攝,這份榮譽屬於大家。」
獲獎作品中,計有多件為臺灣主導或參與的跨國合製企劃,呼應入選名單跨國合製占比突破六成的趨勢,展現臺灣作為亞洲影視合製樞紐的實力。入選與獲獎團隊除獲頒獎金及資源外,均具備申請文策院前期開發支持(CCDP)最高新臺幣 300 萬元的資格,並於展期間與海內外買家及發行方展開商務洽談,加速企劃落地。
在 Story 故事系列專場部分,「文策院故事大獎」與「遠傳friDay影音原創故事獎」由出版文本《社頭三姊妹》獲得。得主領獎時分享獲獎心得,由衷感謝文策院與遠傳電信的青睞與 TCCF 平台提供的支持,也特別向原著作者陳思宏致謝,也分享《社頭三姊妹》表面看似荒誕、幽默,核心實則探討人生中的失去、傷痛,以及女性之間複雜深刻的情感連結:「即使生活荒謬得像一場災難,依然可以活得生機勃勃、轟轟烈烈。」 雖然這是個非常本土的台灣故事,卻具備打動國際觀眾的情感力量。
2026 TCCF 創意內容大會於今日落幕。本屆展會透過多元專場提案、投資基金成立、國際合製簽署以及跨國產業交流,展現臺灣作為亞洲內容交易與合製樞紐的實力與動能。文策院將持續攜手國內外產業夥伴,深化資金、技術與人才鏈結,推動更多臺灣原創故事與跨域 IP 走向國際。
(2026.11.10 TCCF 台灣創意内容大會)
[愛墾研創·陳楨]從創造性少數到鄉賢智慧:偏鄉華教如何成為地方再生的力量?
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提出的「創造性少數」(Creative Minority),為理解馬來西亞偏鄉華文教育的未來,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視角。文明的生長,不只取決於資源是否充足,也取決於社會中是否有人能夠以創造性的方式回應挑戰,並帶動其他人共同參與。當這些人失去創造力,只憑地位、權力與既有制度維持支配時,便可能由創造性少數轉變為「統治性少數」(Dominant Minority),使原本充滿活力的社會逐漸陷入僵化。
將這一思想與華人社會的「鄉賢」傳統結合,可以重新思考偏鄉獨中的文化使命:學校不只是傳承華文、保存文化的教育機構,也可能成為連結地方智慧、社群人才、青年教育與產業發展的文化樞紐。
一、鄉賢與創造性少數:從守護傳統到開創未來
鄉賢通常是指對家鄉有所貢獻、受到地方社群尊重的人。他們可能是教育工作者、企業家、農漁業者、文化保存者、工藝師、社區組織者或熱心公益的校友。他們的價值不一定來自正式頭銜,更可能來自長期生活與實踐所累積的地方知識、人際信任及社會責任。
當然,鄉賢與湯恩比的創造性少數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鄉賢的身分通常與地方認同、德行及既有貢獻有關;創造性少數則必須透過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有能力帶領社會回應新的挑戰。
一位長者熟悉古達的農漁業變遷、地方歷史與社區生活,是珍貴的在地知識持有者;若他進一步與教師、學生、數位工作者及地方業者合作,把這些經驗轉化為課程、文化紀錄或產業研究,便展現了創造性帶動的作用。反之,一位具有豐富資歷的領導者,即使過去貢獻卓著,若只要求學校維持舊有模式,卻不願理解新一代的需要,也未必能繼續發揮創造性少數的功能。
因此,鄉賢的真正價值,不只在於為家鄉留下了什麼,更在於能否使家鄉的人具備創造新事物的能力。
二、從守護型鄉賢到創生型鄉賢
傳統鄉賢對華教的貢獻,往往表現在捐款建校、扶助清寒子弟、維繫校友網絡及保存華文教育傳統。這些工作依然重要,但在偏鄉面對人口外流、招生困難、師資不足與產業轉型的今天,鄉賢的角色可以進一步擴展。
首先是守護型鄉賢,負責維繫文化傳承、社群信任與基本教育資源;其次是連結型鄉賢,協助學校串聯大學、企業、社區組織及專業人士,讓分散的知識、設備與人才得以共享;第三是創生型鄉賢,與學校共同設計新課程、技藝培育、數位內容及青年職涯計畫,讓地方智慧轉化為新的教育機會。
這三種角色並非固定分類,而是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相互交疊。其關鍵在於,鄉賢不再只是學校需要幫助時出現的捐助者,而是能夠與教師、學生及社區共同創造的人。
這也要求華教組織進行自我反省。歷史貢獻值得尊重,卻不應成為拒絕改革的理由。如果董事會只重視資歷與捐獻,忽略教師的專業、家長的需要及學生的聲音,便可能逐漸形成封閉的權力結構。湯恩比的警示正在於此:當領導者不再以創造性回應帶動群眾,而只依賴既有權威維持地位,組織便可能失去社群的信任。
真正的鄉賢精神,不是有能力的人永遠替大家作主,而是有能力的人協助更多人取得參與、創造與承擔的能力。
三、讓在地智慧成為教育資源
偏鄉獨中的一項重要優勢,是它所處的地方環境本身就是豐富的學習場域。農漁業經驗、地方工藝、族群語言、海洋與森林生態、社區記憶及地方市場,都可以成為跨學科教育的素材。
以沙巴為例,學校可以邀請漁民、農業工作者及地方企業人士分享產業知識,讓學生進行訪談、成本分析與市場研究;也可以邀請文化工作者及長者帶領學生整理口述歷史、地方詞彙與傳統技藝,再以展覽、紀錄片或數位典藏呈現成果。
人工智慧與數位工具則可協助學生整理資料、製作多語字幕、編輯地方知識檔案及開發教育內容,但內容仍須由教師、知識提供者與社區共同核實,並尊重受訪者的同意與文化權益。
如此一來,地方不再只是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而成為知識生產與創意實踐的場域。鄉賢的經驗經過學生的研究、教師的教學設計及專業人士的協作,可以轉化為可傳播、可教學、可持續更新的地方知識。
這不僅有助於學生理解家鄉,也讓華文教育與馬來文、英文及其他地方語言文化產生更深入的連結。華文不再只是需要保存的學科,而是協助學生轉譯地方經驗、參與跨文化交流及創造新價值的工具。
四、從「鄉+產+學」走向地方創生
若要讓這種教育理念持續發展,單靠個別鄉賢的熱情並不足夠,還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合作網絡。
「鄉+產+學」可以成為偏鄉獨中的實踐方向:以地方社群提供在地智慧,以產業提供真實問題與實踐機會,以學校負責知識整理、課程設計與人才培育,再連結家庭、校友、大學及公共機構共同參與。
例如,學生可以研究地方農漁產品的生產與銷售,學習數學、科學、語文、設計及商業知識;也可以把地方文化轉化為數位教材、導覽內容或創意產品,探索地方創業與就業的可能性。學校則可透過區域合作共享師資、課程、設備與專業資源,減輕小型獨中獨立承擔所有教育成本的壓力。
這並不表示每一所獨中都應改辦職業學校,更不是以產業需求取代人文教育。真正的目標,是讓學科知識、文化素養、技藝職能與地方生活相互連結,使學生既能走向外面的世界,也保有回流、創業、遠距工作或參與家鄉發展的選擇。
創造性少數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不是獨自完成所有改革,而是建立一個能夠讓更多人持續參與的系統。鄉賢可以協助學校尋找導師,校友可以提供實習機會,教師可以帶領學生研究地方問題,青年則以新的知識與技術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五、從文化傳承走向文明再生
偏鄉華教的困境,不能完全歸咎於學校內部,也不能期待鄉賢單獨解決人口外流、經費不足與地方產業結構等問題。政府政策、教育資源、家庭選擇與經濟機會,都是影響學校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創造性回應必須與合理的公共支持、透明的組織治理及公平的教育機會相互配合。
湯恩比的思想提醒我們,文明的生命力不只是延續過去的制度,更在於能否面對新的挑戰,持續創造新的回應。鄉賢的在地智慧則讓我們看見,這種回應的資源往往早已存在於地方,只是尚未被充分理解、重新連結與共同運用。
對馬來西亞偏鄉獨中而言,真正值得追求的未必是每一所小型學校都擴大規模,而是每一所學校都能依據自身的地方條件,建立持續培養人才、保存智慧、創造機會的機制。
鄉賢的真正價值,不只在於守護家鄉的過去,更在於使家鄉的人有能力創造未來。
當鄉賢的智慧進入教育,當學生的創造力回到地方,當校友的專業成為社群共同發展的資源,偏鄉華教便不只是保存文化的制度,也可能成為地方再生的力量。
湯恩比讓我們思考誰能帶領社會回應時代的挑戰;鄉賢傳統則提醒我們,回應的力量可能就存在於地方生活之中。兩者的結合,最終指向同一個問題:我們能否把歷史留下的文化資本,轉化為下一代可以繼續創造的能力?
這正是偏鄉華教可以承擔的歷史使命:不只傳承文化,也培養能夠繼續創造文化、改善生活並開拓地方未來的人。
做自己的代言人剪报。計劃在馬年開創財富新大道的各界友好,歡迎電話聯系。(取自詩華日報2014年3月1日 刊於A7要聞)
《做自己的代言人》——網銷實務培訓課程
(亞庇廿八日訊)面對低成長、高膨脹的經濟生態,沙巴只要把握網絡營銷,個人與企業絕對能闖出一條新的創富之路。
如何開拓這條創富新路?沙巴藝術學院定於3月8、9日(周六、日)舉辦《做自己代言人—網銷實務培訓課程》,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與。
《做自己代言人》課程榮幸獲得亞庇中華工商總會會長拿督雷遠生允諾充當主持開課禮。
沙巴藝術學院院長拿督楊忠勇太平局紳博士,目前在吉隆坡拜會課程導師陳明發博士和蒙斯漢講師,分享有關沙巴當前經濟挑戰及其潛能的資訊。確保《做自己代言人》網銷課程的針對性、實際性能更大的發揮於沙巴,准確切入沙巴當前個人與企業創造財富所需。
楊院長透露,第一天培訓由陳明發博士主持,共有四個單元,集中於網絡內容創作與營銷的實務操作,包括:
(1)怎樣通過內容營銷創造財富;
(2)怎樣創作出有趣並有市場價值的內容;
(3)怎樣透過社群媒體建立強大的粉絲團;
(4)怎樣透過敘事藝術打造個人品牌,成為自己領域的代言人。
培訓主持人為陳明發博士,著名講師、創作人兼地方節慶推手,馬來西亞管理學院(MIM)院士、《愛墾網》(www.iconada.tv)創辦人兼總編輯,馬來西亞文化創意產業最資深學人,34年人力資源發展經驗,曾培育專業講師無數。陳院士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與推動,受到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重視。曾受邀為中國國務院主催的《中國文博會》國際論壇發表研究心得,同時多次受台灣教育部委托指導大學文創系畢業生赴馬實習團,並到台灣多家大學巡回講課與考察地方文創產業。
第二天培訓由蔡斯漢講師主持,共有六個單元,集中於錄像內容的制作實務,將在沙巴藝術學院電腦課堂進行,透過實際動手操練有關的技能,包括:
(1)電影藝術入門——著重於手機、數碼相機微電影;
(2)認識錄影工具/配備;
(3)「Rule of third」影像畫面創作美科玉律;
(4)錄音技術;
(5)Premiere Pro後制程序;
(6)格式問題。
蔡斯漢講師,Arte Academy多媒體培訓學院創辦人,資深電視工作者;新加坡亞洲美食頻道(AFC)剪輯師;馬來西亞第三電視台網站前編輯,曾參與多部國際得獎獨立電影制作;Adobe Premiere Pro以及After Effects等專業制作軟件指定培訓師。
陳明發《做自己代言人》
在自媒體、短視頻、直播平台,越來越AI化、便捷化的今天,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能和過去的傳統紙媒或電子媒體(電台、電視台等),享有不分上下的兢爭力。
至少,網絡媒體更自由奔放,更即時與全球化。
所以,內容是王、世界是平的,以及每個人都可能在15分鐘內出名,成了金科玉律。
可是,老天,任誰都知道,具有強烈個人識見、個性與風格的男女,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楊名,而且成功得更長久而安全。
我十余年前便推出《做自己代言人》培訓,後來從文創策略出發提供過無數咨詢服務。其中一個日常建議便是:除了本身的創意思維基本功,更要搞好本身的語言能力。
讀好詩是最經濟又有效的方法之一。看大詩人如何使用最簡練的句子,把最貼近人心的感受說出來,是多數人都曾有過的美好體驗。
我們若懂得舉一反三,勤加引用,或根據處境需要而善加改編,就不會淪為張口就來之輩。
世界可以是平的,人可要立體、具體而鮮明。
最忌千人、萬人一個樣,再精彩的內容,聽多了也厭倦。
[案例]
[秘魯]塞薩爾·巴列霍
(César Vallejo)
〈相信眼鏡。不相信眼睛〉
相信眼鏡,不相信眼睛;
相信階梯,從不相信每一磴;
不相信飛鳥而相信羽翼
只相信你,只相信你,只相信你。
不相信酒水,只相信酒杯;
不相信有惡人,只相信有劣跡;
不相信人而相信屍體
只相信你,只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許多而不相信一個;
相信褲子而不相信雙腿;
不相信水流而相信溝渠
只相信你,只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窗,不相信門;
相信母親卻不相信那九個月份;
不相信金骰子而相信運氣
只相信你,只相信你,只相信你。
[愛墾研創]演算法時代的「逆火狂歡」:從動畫《牛來》看流量反噬與數位審醜的文化宿命
在數位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文化傳播的邏輯正經歷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2026年8月,中國動畫電影《牛來》以極致的粗製濫造席捲全網,從一部原本注定默默無聞的「技術災難」,逆襲成為斬獲千萬票房的現象級奇觀。這場運動不僅僅是大眾對傳統審美標準的集體反叛,更是一場由大數據與演算法推薦機制精心調配、加速催化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狂歡。
當代演算法的底層邏輯,正在全面解構理性批判的價值,並將網民的集體嘲諷轉化為實打實的商業資本。
【傳統理性批判:發布負評、技術拆解、警告迴避】
(演算法介入:捕捉互動率與情緒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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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火效應加速:擴大「狂歡迷因」推播,引發極致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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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網審醜奇觀:觀眾集體「逆向出圈」,付錢見證荒謬】
一、 演算法的「情緒中立」與逆火機制的燃料轉化
在傳統的精英評論時代,權威媒體或影評人的負面評價具有決定性的勸退力量。然而,在當前的「演算法威權」下,訊息的價值不再取決於其內容的深度或理性,而是取決於它能激發多少「用戶互動率」(Engagement Rate)。
「逆火效應」在心理學中指人們面對與自身信念相左的證據時,反而更加固守原有偏見的現象。在《牛來》的傳播路徑中,演算法扮演了這場逆火機制的「加速器」與「燃料庫」:
憤怒與嘲諷的流量密碼: 當專業網民開始逐幀拆解《牛來》穿模、生硬的3D建模,並發出「這比AI生成的還爛」的警告時,這些帶有強烈情緒、吐槽與高互動性的內容,瞬間被短影音平台的演算法判定為「高價值高熱度素材」。
理性批判的無效化: 演算法本身是「情緒中立」的,它無法分辨「讚美」與「唾棄」。對於推薦機制而言,一萬條憤怒的留言和一萬條讚美的點讚毫無區別。權威與大眾越是大力否定、試圖壓制這部作品,演算法就越將這些否定轉化為巨大的流量,精準地推播給更多渴望參與集體吐槽的潛在受眾。
二、 獵奇回音室與「反向安利」的文化儀式
演算法推薦的另一大特徵是「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當用戶基於獵奇心理點開了第一個嘲諷《牛來》的影片,他的資訊流便會瞬間被無數個類似的吐槽迷因(Memes)所淹沒。
這種高度同質化的負面訊息環境,反而催生出一種集體的「反向安利」文化。網民在密不透風的吐槽轟炸下,產生了獨特的群體心理:「既然大家都說它已經爛出了新高度,我必須親自去電影院見證這場災難。」
在這裡,傳統的觀影動機被徹底顛覆。人們走進影院不再是為了尋求審美上的愉悅(Aesthetic Pleasure),而是為了獲得一種「主動受虐」的獵奇快感。放映廳從欣賞藝術的靜謐空間,演變成一個集體吐槽、線下屏攝、瘋狂發瘋的嘉年華。演算法透過精準的情緒餵養,成功將一場對劣質產品的抵制運動,形塑成一場反精英、反主流審美的當代文化儀式。
三、 流量套利與「越爛越紅」的系統性隱憂
《牛來》現象最為荒謬的終點,在於這股由逆火效應與演算法共謀的流量,最終打破了文化層次,強勢侵入金融市場。當全網的嘲諷將《牛來》的片名熱度推向巔峰,股民與投資客開始將其符號化,與A股市場的「牛市祈願」進行玄學聯動,帶動相關概念股暴漲。
這揭示了演算法時代一個冷酷的現實:在注意力的爭奪戰中,負面流量與正面流量等值,甚至比平庸的正面評價更具變現爆發力。
然而,這種系統性的逆火狂歡正給影視產業帶來長期的隱憂。當演算法不斷證明「極致的爛」可以透過審醜狂歡和病毒式傳播帶來破千萬的票房時,它實際上是在對整個創作生態進行惡性的「劣幣驅逐良幣」。那些花費數年時間、精雕細琢技術與劇本的嚴肅動畫創作者,其聲量極易在演算法的回音室中被這類荒謬的「流量怪物」所吞噬。
結語:後理性媒介時代的審醜宿命
《牛來》電影的爆紅,是一篇寫在當代媒介幕布上的黑色幽默。它證明了在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主流精英的理性批判不僅失去了昔日的權威,反而成為滋養荒謬現象最肥沃的養分。
這標誌著我們已全面進入一個「後理性娛樂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品質的優劣已不再重要,大眾在演算法矩陣中所追求的,僅僅是參與一場集體狂歡的虛無快感。而如何在這場由推薦機制主導的「審醜逆火」中,重新喚醒公眾對關鍵的藝術價值的尊重,將是未來文化創作者與個體受眾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
「短影音解說」 這種特定媒介形式如何與《牛來》的逆火效應完美契合;觀眾在影院中的 「屏攝與社交行為」 如何二次反哺演算法的數據裂變。
[愛墾研創·教改]從「山海」到「數境」:以創意TVET重寫霹靂教育的發展想像
在今天的教育討論中,我們仍然習慣以一個問題衡量孩子的成功:「考上哪一所大學?」這個問題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套深植社會的教育價值排序:學術高於技術,文憑高於技能,大學高於職業,而不進入大學者,往往被默認為走上「第二條路」。
然而,當人工智能、數字媒體、沉浸式科技、智慧製造、創意產業與新型服務經濟快速改變世界,這套「大專崇拜」已經不足以回答下一代的人才問題。
霹靂州正在推動的TVET走廊,因此值得從更寬廣的角度理解。它不只是培訓技術員、機械師或工業人才,更可以成為一次重新定義教育、文化與地方發展關係的制度實驗。
而若將這一思路與近年中馬數字藝術交流中所呈現的「山海」與「數境」概念結合起來,我們甚至可以提出一個更具前瞻性的命題:霹靂的TVET不應只有工業走廊,也應該有文化與創意走廊;不應只是把學生送進工廠,也應讓他們把地方文化轉化為數字內容、創意產品與新的經濟價值。
從「山海」到「數境」:教育如何重新理解地方
「山海」是一種古老的空間想像。「山」與「海」既是自然地理,也是文化記憶;它們連接不同族群、歷史、神話與文明。
而在數字時代,「山海」可以進入「數境」——文化不再只是被保存、觀看或陳列,而可以透過VR、AR、AI、遊戲、動畫、影像與互動媒體重新被創造。
這種「數境」思維,恰好可以成為霹靂創意TVET的教育方法論。
例如,霹靂的錫礦歷史、怡保與太平的城市記憶、江沙的皇室文化、各族移民史、華人社群的會館與廟宇、馬來傳統、原住民文化、地方飲食與自然景觀,都不應只是歷史課本中的知識。
它們可以成為學生的創作素材、數字資產與地方經濟資源。
一段地方傳說可以成為動畫;一座老建築可以成為AR體驗;一段口述歷史可以變成Podcast;一個傳統節慶可以轉化成沉浸式展覽;一段錫礦歷史甚至可以成為數字遊戲。
最值得探索的地方,在于教育產生了一條新的價值鏈:文化 → 故事 → 數字技術 → 創意產品 → 市場 → 就業。
TVET不是「大學失敗者」的避難所
霹靂州務大臣沙拉尼(Saarani Mohamad)推動TVET最重要的政治意義,並不是增加多少課程,而是挑戰「只有大學才算成功」的社會心理。
一個孩子適合成為醫生,可以走醫學教育;適合成為工程師,可以攻讀工程;但如果另一個孩子具有設計、攝影、機械、烹飪、編程、動畫或影像製作的天分,為什麼一定要逼他走同一條學術道路?
真正公平的教育,不是要求所有人走同一條路,而是讓不同能力的人都有一條有尊嚴、有收入、有發展前景的道路。因此,TVET不應被理解為「沒有考上大學的人才去讀」。它應該成為一種主動選擇。
這也是「從Train and Place走向Place and Train」的真正精神:教育不是在真空中培養人,而是從社會和產業真正需要什麼開始,反過來設計課程。
從工業4.0走向創意4.0
今天談工業4.0,我們會想到AI、機器人、EV、自動化與智慧製造。但同一場技術革命,也正在重塑文化與創意產業。
一名動畫師需要掌握3D軟件與AI;一名電影製作者需要懂攝影、燈光、聲音與後期製作;一名遊戲設計師需要理解程式、敘事與視覺設計;一名數字策展人需要同時理解文化內容與沉浸式技術。這些都是技能。文化與創意產業本身就是一種高技能TVET。
尤其對霹靂的華文中學而言,這是一個值得把握的歷史窗口。華文教育本身具有語言、文化、藝術、社群與跨地域交流的優勢。如果再加上AI、數字影像、設計、遊戲、AR/VR、數字行銷及創意創業,便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人才組合:
語言+文化+科技+技能+創業。
這種人才不只可以為企業工作,也可以自己創造內容、建立品牌、成立工作室,甚至把霹靂文化帶向國際市場。
華文中學可以成為「創意TVET」實驗場
霹靂TVET走廊可以進一步向學校延伸,建立「創意TVET」或「Creative TVET Corridor」。這並不意味著把中學全面職業化,而是在現有教育體系中增加一條新的創作能力培養路徑。
例如,在中學階段逐步設置數字故事、攝影、影像製作、動畫、平面設計、Podcast、數字音樂、遊戲設計、AR/VR、AI創作、文化遺產數字化及創意創業等模組。更重要的是,評量方式也應該改變。
不要只是問學生「知道什麼」,而要問:「你能做出什麼?」
一所學校可以設立「Perak Creative Lab」,每年選擇一項地方文化或社會議題,由學生與教師、藝術家、設計師及企業導師共同完成一個真正的作品。
怡保學生可以製作錫礦歷史數字紀錄片;太平學生可以建立城市文化地圖;江沙學生可以製作王室文化數字展覽;實兆遠學生可以記錄地方社群歷史。
這些作品不應只停留在校內展覽,而可以進入旅遊、博物館、地方政府、文化機構甚至商業市場。
如此,學校便不只是「交作業的地方」,而成為地方創新的實驗室。
這也是沙拉尼可能留下的教育遺產
從政治遺產的角度看,沙拉尼真正值得被評價的,不是他推動了多少TVET課程,而是能否留下五個長期有效的教育前提。
第一,教育不是通往大學的單一路徑,而是通往人生的多元道路。
第二,技能不是低一等的知識,而是創造經濟價值的能力。
第三,教育政策必須與產業、投資及地方發展同步。
第四,教育成果不能只用證書和畢業人數衡量,而應看就業、收入、創業及社會流動。
第五,每一個年輕人都應該擁有至少一項能夠轉化為價值的能力。
如果再加上第六項,便是:文化也是技能,創意也是生產力。這將使TVET從工業人才政策進一步升級為地方創新政策。
真正的發展,是讓年輕人成為「生產者」
霹靂曾經依靠錫礦、貿易與工業創造繁榮。今天,我們不能只是懷念那個年代,而必須尋找新一代的「錫礦」。新時代的資源可能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存在於人的頭腦、文化記憶、數據、科技與創意之中。
真正的發展不是讓年輕人站在工業園外觀看投資進來,而是讓他們具備進入產業、創造企業、設計產品、講述地方故事的能力。
這也是「山海」走向「數境」的深層意義:我們不只是保存一個地方的文化,而是讓下一代重新進入文化、重新詮釋文化,最後把文化轉化為新的生產力。
結語:從「誰進大學」走向「誰能創造價值」
如果霹靂要真正重振發展精神,教育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增加學校或課程,而必須改變我們對「人才」的想像。
過去我們問:「你的孩子進哪一所大學?」
未來應該問:「你的孩子掌握什麼能力?他能創造什麼價值?」
這不是否定大學教育。醫生、教師、工程師、科學家與研究人員依然需要深厚的學術訓練。
真正要打破的,是「只有一種成功」的迷思。
當TVET連接產業,創意TVET連接文化,數字技術連接地方記憶,教育便不再只是個人升學問題,而成為整個州的發展工程。
霹靂TVET走廊最深層的歷史意義:從學校走向產業,從技能走向收入,從文化走向創意,從地方記憶走向數字未來。
而沙拉尼真正可能留下的政治遺產,也許不是一座建築、一項計劃或一筆撥款,而是一種新的教育信念:
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路;每一種技能都有自己的價值;每一種文化都可以成為創新的起點。
當霹靂的年輕人不再只是離開家鄉尋找未來,而開始有能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未來,TVET才真正完成了從「教育政策」到「發展哲學」的轉變。
那時候,「山海」不再只是文化的記憶,「數境」也不只是科技的幻境。它們將共同成為下一代霹靂人的創造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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