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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May 26, 2022 at 11:57am

看看誰笑到最後：不管是鄙薄還是景仰，卡內蒂的觀測方向都是人性的某些細部，一旦把它們顯微放大，謙謙君子也成了猙獰怪物。他很早就決定以觀察人群為畢生事業，他的青年時代覆蓋了奧地利民主隨著魏瑪共和的動蕩而日趨衰落，最終被納粹帝國吞並的全過程，但在回憶錄里我們看不到多少現實政治關懷。他在乎的只是「人」。

1927年7月15日，那個改變了他一生的日子里，大批維也納工人為了兩名被一審處死的工人同胞舉行暴動，火燒司法大廈。卡內蒂看到了軍警的槍彈，看到呻吟倒下的人，後來還把混亂的氛圍寫進了《迷惘》，但他得出的結論無涉階級話語，他只關心「群眾運動」自身的客觀邏輯：「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廈』。但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並不重要，因為每一個聽到這呼聲的人都將它傳給了其他人，沒有遲疑，沒有顧慮，沒有考慮，沒有停留，沒有推延，每個人都將它向同一個方向傳遞。」如此解剖起來，所有集體運動都可以抽掉其政治、階級、種族、宗教背景，化約為一份標本。《群眾與權力》就是這樣一把解剖刀的產物。（雲也退：卡內蒂·我改不了我的不寬容）

Comment by Suyuu on May 25, 2022 at 9:41pm

新聞來源依賴症與宰制性話語

福柯說：「你以為自己在說話，其實是話在說你」。當新聞媒體與採訪對象在衝突與協作的基礎上實現「共謀」，乃有所謂的“新聞來源”，因而生產了宰制性話語。首先，掌控充足信息的各官方部門、主流團體或政治精英使媒體話語逐漸向權力中心靠攏。其次，傳媒不可能對發生的每件事都親自採訪。新聞來源，尤其是官方的新聞來源作為報道中的話語主體時，很容易就把傳媒拉到宣傳的陣營中。新聞來源還通過有效的新聞管理把自己的議題轉變成傳媒議題，並最終成為公眾議題。70％～90％的新聞內容都來源於新聞製造者們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勢。從傳媒角度看，貌似傳媒在根據新聞價值標準設置議程，但其實是當權的新聞來源在構建信息環境。可見，大眾傳媒就這樣巧妙地通過宰制性話語的新聞來源依賴，既確保了其自身利益不受到損害，又實現了對信息環境的建構。（網摘参考材料）

媒體愛墾·https://iconada.tv/photo/link001
愛墾·媒體研究所 》https://iconada.tv/group/ma
新媒體·https://iconada.tv/photo/yun-wen-hua-qi-yun-shen-yun

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28, 2021 at 1:52am

陳明發·婆羅洲《學生之光》雜誌

我和砂拉越最早的情緣，開始於初中筆友所推薦的一份學生雜誌，《學生之光》（原名《海豚》雜誌）。我後來不僅成了它的長期讀者，還成了校內代理與作者。說起來，我由中四起就在促進東西馬之間的互相認識，因為除了投稿散文與詩，我還提供了一些有關西馬地方與學校活動的報導。這份雜誌一般是以他們出版的書籍當稿費，計有詩集、小說以及文化論述等。其中有一本前砂拉越博物館館長、大英人類學家湯哈里遜所著的《砂勞越民族叢談》，一直是我的珍藏，它是最早打開我對砂拉越各族文化視野的書籍。人世間最奧妙的是，這份刊物的總編輯房漢佳，在十多年後，竟然與砂拉越的許多社群領導人，一起坐在我主持的課堂裏，共同經歷一系列領導培訓。（30.5.2021）

這是沙巴、砂拉越官方單位婆羅洲文化局所出版的一份中文刊物。


由政府出版的中文刊物，過去在西馬有一本《鬥士》月刊，是新聞部辦的。我1970年代杪在八打靈再也19區生活出版社上班時，其總編輯羅廣成常來公司做客。我對他印象深刻，一是因為不管任何時候遇上，他都是精神奕奕的模樣，聲音嘹亮而好聽；二是讀過他寫的一部書，記載他采訪東姑阿都拉曼與馬共領袖陳平在華玲會談的情況。攝記同事羅偉強定期給《鬥士》提供所需照片，他邀我給他的作品寫些詩句一起發表，讓我多了一個發表創作的版位。忘記了多少錢，印象中稿費還不錯。最可貴的是，在1982年以前，有的政府單位還是尊敬中文的，《鬥士》月刊是最好的例子。詩作配彩圖印行的作法，最早出現於生活出版社的新潮雜誌與新生活報。那是寫詩人幸福的年代，報刊多的可以寫詩的園地，而且可以掙點稿費。想到在買書時出手能闊些，還真有點夢幻。

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23, 2021 at 1:12pm

黃春明〈現此時先生〉（1986小說）不斷提及「現此時」先生在偏遠山村奠定社會地位和聲望，乃是因為掌握了「邊緣」（農村）來自於「中心」（全國）的新聞資訊－「報紙」。因著掌握傳播媒介，人與社會的接觸面、生活方式與人際關係都增擴了，而在汲取資訊的時間上也極具效率。耐人尋味的是「現此時」先生並非是以知識菁英之姿而孚眾，再則他讀的是「舊報紙」，傳達的也是「舊新聞」，其間並經由「國語」轉譯為「閩南語」，然而村民卻唯「報紙說」是賴。小說除了以「現此時」包孕「那時候」的時間弔詭性，藉以傳達鄉土社會自身的「遲滯性時間」特徵，並無法同步於外界社會和時間制度外，也別有深意地揭現「報紙說」所扮演強力決定性角色，已漸次削弱並瓦解人們對生活方式和鄉土性祖先傳統的認同。 當村民隨著「現此時」先生讀報之助，而導致生活不斷受到「暗示性」與「重複性」的傳媒意識形態刺激時， 耳聞的世界意象與價值觀等等，已然逐漸固著與普及，甚至來自「遠方」與「那時候」的資訊霸權，也漸次取代

「當下」與「現此時」的原生情感。是以偶然發現「報紙說」假造「福谷村」（即部分山村人所居的「蚊仔坑」）「母牛生小象」的新聞時，荒謬突梯的是「報紙說」的力量，竟然巨大到可以使村民懷疑起自己對於本村在地事物的實存經驗與生活認知，而意欲爬上坑頂，一探究竟。山村居民儼然是「被媒介所中介的公眾」，意即他們雖散居偏遠山城，卻可經由閱讀同樣的報紙，而與多數其他人共享同一想法與同一感情，即使這種「共同想像」並非具有「同時性」，但對於村民而言，他們多數人並沒有清楚的自覺性。小說中金毛等人也曾懷疑過報紙刊載不實，而發出：「騙瘋子！蚊仔坑的母牛生小象？」可是終究屈服於「報紙說的啦！你們不信？!」

〈現此時先生〉一文或隱含有作者反思「現此時與那時候」、「傳統與現代」、「地方鄉土與全國傳媒」的一個現代性「時間表」，然而文中對於現代傳媒的批判，尤在於媒體並不直接影響接收者的意見，而是影響人們表達意見的可能性， 一如金毛等人最後只能選擇噤聲與接受。因此媒體時代來臨，引發諸多意義的失落，即在於傳媒間接變成了另一種「社會控制」。媒體資訊顯然已將人們架空到一個「超現實」的虛擬世界，人們反而不再認識或相信自己生活的真實世界了。（陳惠齡 2014《從景觀符號、民俗儀典到資訊媒介：作為「生產地方性」的新鄉土小說書寫現象》，《東海中文學報》第27期 頁241－272，東海大學中文系，2014 年6 月,19-20頁）

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22, 2021 at 11:34pm

傳播媒介「大心靈」下的鄉土書寫

上述現代媒介在我們生活中影響至鉅，資訊與網路的快速衝擊現象，映顯在新世代作家鄉土書寫表現上，尤其是自稱是「網路原住民」與「重整世代」的年輕寫手，更是大幅躍進為將3C 翻轉為小說中的溝通路徑與重要場景，誠如論者所言：「鄉土小說發展到新世紀，令人意外的不是鄉土的失落，田園詩的終結，而是鄉土的再生，以災異與天人感應的方式再生，其中還存有著電子媒材的滑稽諸如網路、FB、twitter、line、維基百科，甚或是電子書的文學新環境，因此新世代即或是以最具地方傳統歷史認識層面的「鄉土社會」為素材，依舊可見作品表現的是在一個「大心靈」，所謂傳播媒介的強力影響之下，再出現新鄉土類型的個別分化書寫風格。（陳惠齡 2014《從景觀符號、民俗儀典到資訊媒介：作為「生產地方性」的新鄉土小說書寫現象》，《東海中文學報》第27期 頁241－272，東海大學中文系，2014 年6 月）

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9, 2021 at 10:48pm

陳明發·影像一帶一路：記憶·尋索·再現

常在課堂上隨興提問：“怎樣的企業故事片才是好片？”

許多人都推薦了鄰國泰國制作的那部潘婷洗髮水微電影。催人淚水，卻很真實。這麼說吧，好的微電影不僅僅需要攝錄機與勞力，它還是"用心拍的"。泰國拍得出這麼好的商業短片，該給馬來西亞一個很大的啟示。

建議可從舉辦微電影比賽開始，邀請全馬數十家大專院校的藝術系學生，以及對短片藝術有興趣的社會人士，發揮他們的影像概念、才華與想象力，給受推薦的個人、企業、地方、事物...........拍攝短片。

《影像一帶一路：記憶·尋索·再現》征紀錄片企劃～～一、主辦單位；二、徵件目的：紀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形無形人文影像、城鄉性格風貌，提供後續研究者研究之素材，並深化各國民眾親近一帶一路、珍惜一帶一路的內在情感；三、徵件主題：“記憶·尋索·再現”，共分...........等3類，紀錄並重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特色、傳統技藝的發展歷史與滄桑；深具在地風俗與紀念意義的民俗節慶，同時廣徵尋找一帶一路其他符合本賽事主題且值得紀錄保存之影像專題。四、影片長度：8分鐘為限。五、收件日期：即日起至月日止。六、製作獎金：最高可得製作費。七、相關網站；八、聯絡方式：）

Comment by Suyuu on November 5, 2021 at 12:26am

陳明發《電視媒軆政治文化機制》

大家一起拼政治、拼經濟，也不可忽略拼文化。健全社會须要政經文三位一體。一般人對“文化”的理解，還只是保留在唱歌、跳舞、卡拉OK、24節令鼓等活動，這些固然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有它“軟實力”的一面；但其“硬技巧”那一面卻往往躲過了人們的眼光，在群眾不留意的地方坑了民族前途。因此，對文化的整體認識，除了一般的Know-why，know-what，我們也應該知道文化Know-how。略舉例子：

1 最近有一場政治辯論，是由兩個單位聯辦的。有趣的是，到了向正反雙方提問最後四道問題的時段，照理應該是聯辦雙方的兩位聯合主持人各問兩道才是正常的操作，可是其中一方的女主持人却先發制人一口氣問完四道，讓另一位男主持最後根本沒時間再問了，而大家居然看不出這“高招”有問題，或默然接受了這樣的安排？這固然反映了有關單位的工作倫理，也反映了一般民眾不知不覺的意識。這樣的文化现象明顯地就是一種有機心的設計。當然，有少数人發現了其巧妙，文化使然，也認為這種“智取”、“將了人一把”的把戲，真“過癮”，末了還說一句：“被人吃了都不知道”。大眾傳播文化的倫理道德底线、示範作用，天知道有何特别安排？

2 再進一步看那最後四道問題，照常理應該是針對正反雙方各問兩道才是，同樣的，因爲“善於發揮”、“先下手為強”、“在鏡頭前的另一位主播和被詢者，因為是直播也不好當眾發作”的“過人機智”，玩點小動作却可能博個大效果，于是把四道問題全丟給正方一邊去接招，一副看你怎麼個招架，期待你“講多錯多”的態度，而一般觀眾要不是不察不覺，就是還欣賞這位女主播“高招”。

3 這個號稱馬來西亞大眾傳播界最高水平的單位，主持人居然還不如一位中學辯論會主持同學的常識水平？辯論會照常理是開場由正方陳詞，反方接着陳詞；尾場結束前則由反方先總結，正方後總結，可是這單位硬是要正方先總結，限定時間一到就沒命地按鈴；然後才由反方總結，過了時間也不按鈴。這個做得太明顯吧？可是它就是這種文化水平，只要“大多數觀眾欣然接受，又有何不可”?

4 難怪辯論會一結束後，直播攝錄機鏡頭拉遠時，這位姐兒對反方笑得好甜好燦爛，似乎在問他：我這樣的表現，您還滿意吧？（3.11.2021）

Comment by Suyuu on October 6, 2021 at 11:17am

當戈德爾斯坦將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試圖讓域名職能擺脫美國法律的控制，也視為數據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擔心會產生競爭性的或重復性的域名系統，從而導致互聯網普通用戶登錄錯誤網址的風險時，在中國，一個新的概念正在形成。

2015年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製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ITFIN）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2015年7月1日，國務院頒布《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規定了所要推進的重點行動：“互聯網+”創業創新、“互聯網+”協同製造、“互聯網+”現代農業、“互聯網+”普惠金融、“互聯網+”益民服務、“互聯網+”高效物流、“互聯網+”便捷交通、“互聯網+”綠色生態、“互聯網+”人工智能。

雖然“互聯網+”行動還只是剛剛開始，但在中國，它已經將這個時代命名為“互聯網+”時代。這個來自中國的詞語會變成一個普遍性的名稱嗎？這個時代會持續多久的時間？一切當然還沒有答案。但確定無疑的是，互聯網正在開始其新的歷史階段。如果就以“互聯網+”作為全球互聯網新時代的命名，以上所述的事件它顯然將它區分成了三個方面，或者說它將自身具體化為三個時代；APP的時代、數據民族主義的時代與“互聯網+”行動的時代，它們分別表述這個時代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在這個時代里，萬維網並（還）沒有死亡，它只是在互聯網的世界里不再居於優先和主導的位置，無論是APP、數據民族主義還是“互聯網+”行動，它們都並非取代萬維網，而只是把它當作了一個自然化了的背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

在《網絡社會的崛起》里，卡斯特將互聯網時代的時間，描述為“無時間之時間”或“虛擬時間”，將空間界定為“流動空間”——後來又稱之為“超空間”。而在“互聯網+”時代里，時間形式與空間形式發生了新的彎曲。在APP的各種傳輸協議里，Real Time——“實時”或真實時間是一個核心的詞語：實時傳輸協議（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RTP）、實時傳輸控制協議（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RTCP）、實時流協議（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而無論是數據民族主義強調的國家的邊界，還是“互聯網+”行動對製造業的強調，在與APP傳輸協議對應的意義上，把Real Space重新納入到互聯網的空間組織之中。

由此，“互聯網+”時代的時間與空間，變成了一種複合的時間與空間：虛擬時間+真實時間（virtual time + real time）, 超空間+真實空間（hyperspace + real space）。

在這里或許可以借用卡斯特的另一個概念。當有人認為，互聯網時代將溝通心靈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現全都接連在巨大的非歷史性超文本中，因而把我們的現實變成了虛擬，卡斯特反駁說，任何現實經驗都是編碼的產物，一切現實在感知上都是虛擬的，因此目前以一切溝通模式（從印刷到多媒體）之電子整合為核心的新溝通系統，其歷史特殊性並非是又發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反而是建構了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33）

而在“互聯網+”時代里，這個“真實虛擬”被召喚來重新面對“實境”（reality），必須在真實時間與真實空間里重新確認自身，因此不妨說，它已/將變成“真實化虛擬”（realized virtuality）。

在這種“真實化虛擬”中，羅蘭·巴特曾經描述的那個“從作品到文本”的演化過程必然或必須發生逆轉。在互聯網的巨大的超文本里，在我們都有的、都是的超文本里，一個“從文本到作品”將會成為現實的一條可能的進路，或超空間的一個可能的出口。這是從文本到作品（work），也是從從文本到工作（work），就像“互聯網+”的行動的主線，是從互聯網到現代製造業。

從這個進路或出口回看羅蘭·巴特，我們會看到，他曾經希望有一天批評作為獨特的系統之一，能夠“貫穿、分割、中止、塑化”“世界的無限遊戲”。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這當然還是不可能的任務，但至少，它應該通過“真實化”的行動，在“無限遊戲”中間確認一個短暫中斷的機會，從而如傑姆遜所說，“尋找[我們]自身如何被困的一點蛛絲馬跡”？（朱康《羅蘭·巴特、互聯網與“互聯網+”》見2017-08-16《文藝批評》雜誌 ）

（33）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久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1頁，第462頁，第408-409頁，第462頁。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29, 2021 at 3:39pm

Q：在〈序〉的敘述裡，似乎您特別期待年輕人讀這集子裡的文章？年輕讀者對您來說，有哪些意義與重要性？—〈序〉有點自我解嘲的意思，很多人以為我對年輕人有說話能力，但其實我是沒有的。我的序說的其實是這件事，我一點也不關心誰來看我的書（哈哈），我所有的書都是。

我不認得任何人，認識的任何人，也都不能真正認得他的內心，你唯一認識的那個人，就是二十歲的你自己。

我唯一的假想讀者就是那個人；那個人我完全知道他怎麼回事，知道他的過去與現在。只是，以前我寫給二十歲的自己，他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跟他旁邊的人沒有太大差別；現在這個差別變大了，時代真的不一樣了。

我（對外）的天線再也不通；天線收到的也從訊號變成雜訊。這個是自然規律，這是人生的真相，不管多敏感多聰明，你終究會變成過去的人、過去的時代，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年輕時，我在出版社當編輯、企畫，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有能力能夠掌握很多種語言，跟很多種人溝通；我好像知道商業書的讀者是怎麼回事、歷史書的讀者是怎麼回事，小說的讀者又是怎麼回事，當我在描述那些書的時候，我可以跟那些讀者打交道，因為我就是他們的一份子！

我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書，所以我知道每一種書的讀者是怎麼回事，我都可以化身成他們，我是他們當中的全部；他們每一個人是當中兩三種書的愛好者，而我是當中二、三十種書的愛好者。我感覺自己有種能力可以跟所有人溝通，絲毫不感覺困難，我可以隨時變換我的音調，跟不同人講話。

我不是很確切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這個能力消失了。

九六年我開始辦雜誌的時候，我都還有很強的這個能力，隨時可以化身學電腦的人、理財的人、買電腦硬體的人、關心數位經濟的人；我都還有能力寫各式各樣的文案，可能是後來我的官變大了，我沒有被要求做這些事。

我再也不寫文案，過了一段時間語言能力就生鏽了，那些天線也就不通了。這種感覺在網路時代更明顯，因為網路時代就是快速推進，族群、代溝都變得非常明顯。就眼睜睜看著身邊一群一群人，開始跟你講不同的話。

從事網路，並不代表擁有與年輕人互動的語言

我現在也沒有太多的能力與動機，去尋求對話的關係。我都這樣嘲笑自己，一說話，他們就變得相當客氣，也就是非常疏遠的意思；因為你不是同樣的人。
這個〈序〉透露了我的溝通焦慮，也透露了我承認自己變成上一代，而不是中間那一代的真相。

我的小孩是個媒介，如果他願意讓我知道的話，也許他是現在我唯一一個可以叩問年輕人想法的管道；不是只有這本書，其他的事件也要通過這個途徑，才能更有機會知道某一部份那個世代的想法。

包括去年學運的時候，我仰賴我的小孩跟他的同學、朋友，給我各式各樣的訊息，來讓我想像與體會他們的心境，我不一定全部可以理解，但我希望我能更知道一些。

我辦雜誌最多的時候是九六年到兩千年，這五年當中我辦了十幾種雜誌，那段時間我都還有 multi lingual（多語言）的能力。後來我一直都在做網路相關的事情，你誤以為你握有一個跟年輕人打交道的語言，其實不是；那其實是一個與年輕人相關，但並不是我理解的語言。

我這樣的認識，可能沒有超過十年，我才意識到自己對於年輕人想法所接收到的訊號，非常地斑駁模糊，沒有辦法像我年輕時，可以感知到社會各種興趣的人與情境。（何宛芳, 2015年11月3日, 《詹宏志：如果真有文如其人，這本書跟我的關係會是最自在的》──《旅行與讀書》專訪 ）

Comment by Suyuu on September 19, 2021 at 8:51pm

4 不管橫屏豎屏，創作的追求不能改變

如果說，個人電腦時代，把電影和電視作品“搬到”互聯網上，就算實現了網絡視頻的傳播，那麽，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絡視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豎屏對網絡視頻的挑戰，表面看來是播放終端發生了轉變，背後是移動互聯網超越了傳統互聯網，重構了既有傳播方式和傳播關係。

社交性成為未來網絡視頻發展的主要思路，即在創作者與用戶之間建立社交關係，以及吸引普通用戶之間直接通過社交關係傳播網絡視頻。目前中國手機網民經常使用的各類應用中，以微信、微博、QQ為代表的即時通信類應用的每日使用時間最長。即時性、互動性、參與性，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新型人際關係的特征。相應地，這些新特征要求網絡文藝創作者改變以往對受眾的看法，重新審視新環境下的“作者-讀者”關係。

個人電腦時代，文藝創作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等。創作者擁有更多話語權，受眾的反應不能及時反饋給創作者，受眾很難干預文藝作品的創作和修改過程，創作者提供什麽樣的內容，受眾就被動接受什麽樣的內容，即使受眾對文藝作品有不滿情緒，也難以動搖創作者的地位。

移動互聯網時代，創作者與受眾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改變。受眾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能夠被創作者和其他人看到，從而對文藝創作者造成壓力，影響文藝作品的內容。網絡小說作者響應讀者要求改變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網絡綜藝節目根據受眾前期反應而調整後期內容邊拍邊改，網絡影視劇改編自點擊量和口碑均出色的網絡小說，受眾投票決定了網絡真人秀里選手的去留，用戶參與眾籌出版圖書和音樂作品……諸如此類的現象表明，受眾話語權在增加，受眾地位的上升意味著創作者地位相對下降。

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視頻創作者應該借助即時通信類應用的東風，不僅通過社交媒體入口獲取用戶，也要通過社交網絡延長用戶停留在網絡視頻上的時間，吸引用戶參與網絡視頻的製作和傳播，製造方便社交媒體討論的話題，培育現象級視頻作品。

為了表示對用戶的友好，視頻創作者可以針對同一內容，同時製作橫屏版和豎屏版，讓用戶根據收看終端和喜好自主選擇。橫屏和豎屏視頻各有千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將共存。創作者與其抱怨製作困難，不如考慮如何克服困難，探索適合豎屏視頻的構圖方式和鏡頭語言。豎屏視頻快節奏、短時長的敘事風格，何嘗不是對部分橫屏劇啰嗦冗長的一種反抗？

豎屏視頻要走向精細化。視頻創作者需深入洞察用戶細分需求，提供精準化內容，有些節目也許更適合豎屏畫面，比如脫口秀、單人為主的MV、一對一訪談等。創作者應該尋找合適題材，挖掘內容的垂直化與精準化，匹配恰當的表現形式，形成專業化產業鏈，確立豎屏的行業標準，生產優秀的視頻內容。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管橫屏、豎屏，創作的根本追求是不能改變的，包括對時代風雲的洞察，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法治精神的恪守，對道德倫理的遵循，對美好人性的頌揚等。

移動互聯網時代，在“連接一切”“永遠在線”的背景下，網絡視頻不能安於固守傳統陣地，而要借技術力量，突破既有創作限制，包容風格多樣化的內容產品，推動跨平臺的創作，建設更具多樣性的數字環境。豎屏視頻改變了既往接收終端和表現形式，重構了創作者、用戶、平臺之間的社會關係，用戶接觸視頻的場景也被改造，從而為網絡視頻在新技術條件下的發展創造了新契機。（陳陽《橫屏“讓位”豎屏，別出讓了審美體驗和思想追求》，見 2021年01月23日 光明日報）（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下的數字文化生存者研究”〔19MXG1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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