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網》馬來西亞-台灣墾友於2014年7月23~26日,四天三夜遊走沙巴內陸市鎮丹南(Tenom)。最難忘的,除了陳明發博士、劉富威和張文傑三人的麓夢悠神秘巨石圖騰(Lumuyu Rock Carvings)探險外,要算是丹南—Halogilat鐵路之旅了。最難得的是,這次鐵路遊得到Ken李敬傑、李敬豪兄弟的安排,請到服務沙巴鐵路局34年的蘇少基先生前丹南火車站站長一道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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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


[摘要]本文立足於小型文化體系,提出了微觀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地方性,將其作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態系統的一個基礎單位。由於符號活動的語境性和生命與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地方性作為生態符號學研究的一個可能起點,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高度的可操作性。 並且,這種強調符號主體的地方性、語境性的概念,為解構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將起到重要作用。

[關鍵詞]地方性;語境性;生態符號學;環境;符號主體

 [作者簡介] 蒂莫·馬倫(Timo Maran),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符號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

[譯者簡介] 湯 黎(1982—),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一、引言

要研究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在不同的科學領域內進行討論,因為,沒有一門所謂的純學科可以處理這樣一個豐富的主題。自上世紀60年代始,幾門不同的學科,如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環境哲學等,就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這些由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以及藝術哲學理論產生的學科試圖解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此種研究情形可以概括為四個相互交織的方面:理論框架、研究對象、文化語境和自然語境。 我們可以認為,其中的第一項,即理論框架承載了學術認同和科學的歷史遺產,而後三項則有賴於特別的研究對象和地方性的條件。

上述邊界學科的理論背景大多(盡管並非絕對地、獨一地)源於英美學術傳統,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源自一個科學傳統的理論和方法,如何對另一個傳統中的、地方性的材料進行分析呢?

①本文較早的一個版本發表於由弗維·薩拉皮克(Virve Sarapik)、卡迪裡·圖烏爾(Kadri Tuur)和馬里·拉恩裡梅茲(Mari Laanemets)主編的《地方與場所》(Place and Location)的第二卷,題名為《地方性的生態符號學舉出》(Ecosemiotic Basis of Locality),第 68-80 頁。

例如,在思考愛沙尼亞這個芬蘭-烏戈爾語系的小型文化體時,這就會成為一個問題——我正好來自那裡。 在研究愛沙尼亞的文化與自然關係時,我們很快會發現,許多生態批評的重要概念,如「荒野」、「環境書寫」、甚至「文化」與「自然」,它們本身的對立都不具有操作性。 較之於英國和美國,我們的文化環境、歷史遺產和自然經驗都有所不同。 或許在較大的文化體與較小的文化體之間,以及由這些文化產生的范式之間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的普遍程度有所差異。

大型的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大的科學傳統可以自然而然地宣稱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經驗和知識,而對於小型文化,學術界總持有這樣的懷疑:它們所取得的知識是否只代表地方性的實踐,或者是否與普遍性相關。此外,對小型文化體而言,自我身份的問題也要重要得多。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註①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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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尋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於這樣一個文化的學術傳統的優勢在於,它是以差異為主題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對象層面和元語言層面描述和驗證其不同與特性的科學概念都尤為寶貴。由於缺乏對地方之軸進行描述和評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學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為最顯而易見的、令人憂心的障礙。 而我們的理論語言對於表現地方的獨特性是否足夠靈敏,這也可能成為阻礙發展對文化與自然之研究的一個問題。 填補這一罅隙的一個方法可能就是,創造出綜合性的理論概念,它可以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 同時又使這種描述的確切本質保持開放性。

在元層次上,作為描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以及人類文化中的自然的學科,符號學的興起可算姍姍來遲。 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態學的符號學研究就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為范式的生態符號學是直到諾特 (Winfred NO ǖth)1996 年的論文發表後才有跡可循的。①在該文中,諾特將生態符號學定義為:研究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之符號學方面的科學。 ②

兩年後,庫爾縮小了這個詞的范疇,認為它包含了發生在人類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的符號過程, 即「生態符號學可以被定義為自然與文化之間關係的符號學」,③由此將生態符號學與生物符號學區別開來。2000年,在伊馬特拉國際暑期研究所進行的符號學與結構研究,以及幾家符號學期刊的專刊④也見證了這一新范式的產生。 生態符號學最近的發展則包括了在系統生態學⑤、 風景生態學⑥和生態批評⑦之間建立聯系的努力。

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①Winfred NO ǖth,「Oǖkosemiotik,」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1996,vol.18, no.1, pp.7-18.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Eco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333.

 ③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④Semiotica,127-1/4,1999;Tartu Semiotic Library,vol.3, 2002;Sign System Studies,vol.3, 2002;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8-3,1986.

 ⑤Soeren Nors Nielsen,「Towards an ecosystem semiotics: Some basic aspects for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Ecological Complexity, vol.4, no.3, 2007: 93-101.

 ⑥Almo Farina, Andrea Belgrano,「The eco-field hypothesis: toward a cognitive landscape,」Landscape Ecology, vol.21, no.1,

 2006, pp.5-17; Almo Farina, 「The landscape as a semiotic interface between organisms and resources,」Biosemiotics, vol.1,  no.1, 2006, pp.75-83.

 ⑦Timo Maran,「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Sign Systems Studies, 35(1/ 2), 2007, 269-294; Alfred K. Siewers, Strange Beauty,Ecocritical Approaches to Early Medieval Landscap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接下來,我們將要探問:生態符號學方法的何種知識可以運用於研究人與自然之關係的話語,運用於融合了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科學生態學、環境哲學和其他學科的討論。 本文旨在嘗試一種謹慎的可能:將地方性視為主體及其環境之關係的、一以貫之的特性,並對這一以符號學為基礎的概念提出一個定義。 這裡,我把地方性作為符號結構的一個特征來進行分析,這些符號結構以如此的方式和環境一起出現,以致如果不大大改變結構或是結構所包含的信息, 它們就無法脫離環境。

這一概念源於如下理解:一個符號過程總是包含著特別的、獨有的現象。 在皮爾斯(和西比奧克)的符號學傳統中,文化和自然的絕大部分可以被視為符號過程的結果或者模式,這些符號過程不可避免地將重點放在文化與自然的地方性身份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概念強調了環境關係的質性特點。

後文將會提到,主體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互為條件性是生命體與人類起源的符號系統的典型特征,並且,我們是從理論生物學和理論符號學——即產生生態符號學的兩門主要學科——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在這裡提出的方法認為,對生態符號學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這種方法能夠運用於更廣意義上的,對文化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會討論在文化認同的塑造中,作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為生命體特征的地方性

每個生命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適應於它所在的環境,這一理念是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生物學的主要觀點,屬於生態學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現代進化論生物學中,生命體及其環境仍然是相當抽象的,它是在某種間接的、抽象的指標,比如適應性、適應價值之上被定義的。 如果我們對某一物種的個體行為進行觀察,那麼,作為圍繞真實的生命體、具有特征的媒介,環境可以成為行為研究、自然史研究或是生物學領域其他形式研究的對象。

動物及其環境的適應關係, 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生理上的相應性,如動物的身體構造、生理及其環境之間的一致性; 交流與符號學上的一致性,作為個體的動物在其間對特有的環境進行感知、作出反應。這兩個方面是必然相關的,比如說,像哺乳動物的眼睛構造這樣的生理適應,使得人類能夠以我們的方式來感知風景。 同時,這兩個方面內容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交流和符號學上的一致性是質性的,並且和個體的解釋與發展相關。 只要我們將生命體作為主體來進行檢視,允許它有某種解釋和選擇的自由,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就會是特別的、獨一無二的。 生物符號學的主要締造者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對這一主體性的現象學觀點進行了很好的闡述:

動物的身體可以被比作一所房子, 以此來進行研究, 解剖學家一直詳細地研究它是如何被建造的; 生理學家則研究房子裡的機械應用;而生態學家描述和研究的,是這個房子所在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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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對這座花園的描述使它看起來好像是自我展現在人們眼前一樣, 導致了房子的居住者對這幅畫卷完全無視……每一所房子都有俯瞰這座花園的窗戶:光線之窗、聲音之窗、 氣味之窗和味覺之窗以及許多扇觸覺之窗。

從房子看出去, 花園的景象隨著窗戶的結構和設計而變化: 它不會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 它是這所房子擁有的唯一世界——它的環境界。 ①

Jakob von Uexküll, 「The Theory of Meaning,」Semiotica , vol.42, no.1, 1982, p.73.

(图)

① 參見Jakob von Uexküll,「The Theory of Meaning.」

如果我們從烏克斯庫爾的符號學范式出發,當我們對生命體及其環境的關係進行檢視時, 那麼,在某個特定環境中對生命體的安置就變得至關重要——而環境與生命體的特征則在主體的解釋行為,即符號過程中得以呈現。 環境規定了生命體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為主體的生命體可以對環境因素賦予自身物種特有的意義。在其他環境因素的情況下,整個意義系統就會有所不同———它們和符號載體相互關聯。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為符號過程產生的次現象作出了很好的定義:

經驗(從之前的符號過程中積累而來),記憶(使得之前的經驗可以被辨認出來), 物種層面上的累積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部分發展的特征(後者可以被稱為符號選擇)。 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每一個以反應為基礎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為結構方式進行檢驗,這種結構方式允許了主體及其環境之間一致性的發展,或者說允許了適應。或許最廣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主體在其間通過感覺和行為與對象發生關聯。(見上圖)
在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中,主體和對象經由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動世界(wirkwelt)相互關聯。 ①

生物符號學界的其他權威學者也發現了生命體和所在環境之間關係的獨特性,以及這種獨特性導致的符號決定。 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寫道:
考慮進化時,重要的不是物種的適應性,而是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畢竟,適應性取決於關係——
—只有在給定的語境中,某物才能夠去適應。 但是,如果基因類型和環境類型相互
構成了度量適應性的語境,那麼,我們似乎就該在適應者的關係整體中去討論它,這種關系能力是一種符號能力。 ②

以霍夫梅耶的解釋為基礎,更寬泛意義上的符號學適應性可以被定義為:主體成功地適應了它所在的環境,它借助符號過程把來自自身和環境的信息聯接在一起。如果生命體能夠成功地與周遭環境的信息進行互譯,它就具有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在對環境的適應中,主體將自己地方化了,因此,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就暗示了地方化的成功。 另一方面,它也顯示出:如果主體脫離了環境,它的結構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鑑於這種雙重結構,地方化不應被理想化為一種合適的條件,因為關聯也就意味著依賴。 在生物學中,特化(specialization)與協同進化的適應 (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s)被作為生命體獨特的生命策略來進行研究。對於獨特的環境條件的、顯著的特化和作為生存策略的稀有性是攜手而行的,而特化的種族往往在面對環境變化時更為脆弱。

三、符號過程的語境性(contextuality)在符號學和文化理論的討論中,作為符號結構特征的地方性也相當引人注目,它和語境及語境性的概念相關。 有好幾種符號學方法都認為,意義是由語境所調節的。 在這些方法中,諾特認為英國語境學派 (British contextual school) 和分指語言學(distributive linguistics)較為重要。 例如,尤金·尼達(Eugene Nida)在他發表於 1952 年的論文中提出:

「意義是由環境賦予的。」①在他以後的著作中,也可以注意到類似的觀點(如討論單詞 「run」的意義是如何取決於文字和環境語境的②)。

②Jesper Hoffmeyer,「The unfolding semiosphere,」Gertrudis Van de Vijever et al., eds., Evolutionary Systems, Bi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pp.290-291.

瑞恰慈 (I. A.Richards) 則補充了源自過去的時間軸對意義和環境間關係的意義:
像任何其他符號一樣, 一個詞語是通過屬於一組再現的事件而獲得意義的, 這組事件可以成為語境。 由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詞的語境是過去的一組事件的某種再現模式,我們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的語境,也就是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在其中獲得意義的那個過程的某一點。 ③

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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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

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一件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以及文藝評論家對它們的批評,也是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語境中獲得部分意義的。 在對符號的解釋中,西比奧克強調了語境的作用,用以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信息與語境的沖突: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於語境作出解釋,而完全忽略了信息。 ⑤
「限制」(restraint)這一概念源自控制論,它被引入符號學中,在描述語境所起到的決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義。

這一概念認為,語境帶來了對符號冗
(redundancy)的限制。 從冗餘開始,這種限制就有可能規定符號可能具有的意義,但是,符號本身也能夠負載語境的相關信息。我們可以引用格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明這種符號對彼此具有約束性的影響:

如果我對你說「下雨了」,這就將冗餘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點之中;由此,單單從這到某物一條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會看,而這種推想可不是隨機遇上的。 ⑥

任何已經有效的符號過程都會部分地決定這一過程未來的發展可能——在時間的軸線上,語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擴展。 在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們可以發現,經歷過的事會影響到將來的結果。 同樣,每一篇科學論文或藝術作品都部分地決定了正在被觀察著的話語的發展可能。符號與文本之間關系的這種特征讓我們想到了符號過程中的因果關系——皮爾斯已經對此進行了描述:一個符號過程是如何引導未來符號過程的可能的。這種傾向似乎成為符號過程的概括性特點, 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如是說:比如說,如果為了交流和思想而將符號和符號相結合,那麼,就必須對期待(expectation)進行引導,並且對將來聯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 隨之而來的符號不能被預先決定,不能太出人意料。 因此,每一個符號不僅必須將自己作為一個實體來發生作用,它還會提供多餘的信息。 ①


①Eugene Nida,「A problem in the statement of meanings,」Lingua, no.3, 1952, pp.126.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Eugene Nid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1, pp.31-32.

③I. A. Richards, 「Functions of and factors in language,」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1, 1972, p.34.

④Thomas A. Sebeok,「Semiotics and ethology,」in T. A. Sebeok, Perspectives in Zoosemiotic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The Hague: Mouton, 1972, pp.122-161.

⑤Thomas A. Sebeok,「Communication,」in Thomas A. Sebeok, eds.,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30.

⑥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Granada: Paladin, 1973, pp.383-384

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地方文化和環境相互作用,這種關係支撐著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個雙重的過程——人類和動物在其間適應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使這個環境個體化了。 ②地方創造這種身份的機制在人類文化的所有層面上進行運作:主體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種種因素支撐著它個體的自我定義,語言成為描述環境對象和現象的手段;而與主體的身份聯系在一起的記憶和環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體和環境的關係也可以是非語言的, 瑞典人類學家、符號學家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對生活於亞馬遜的印第安人的環境關係進行研究時,對感覺符號 (sensory sign)、 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和經濟符號(economical sign)進行了區分。 包括「眼睛、耳朵、舌頭、皮膚的感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們思考並歸入語言學范圍」 ③ 在內的各種感覺符號允許人和環境進行最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們回到以控制論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斷言,通過對原有文化的積極參與,將主體和所在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冗餘信息的量會得到增加。當信息逐漸累積,個體就能夠預知環境的過程,並由此依賴於他/她的環境。(下續)

Comment by 陳老頭 on May 12, 2024 at 12:55pm

(續上)由於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環境的突然變化,或者對另一個環境的進入也會帶來身份上不可避免的變化。作為符號結構的個體和文化為了自我維持總會要求某種語境,因此,當之前的環境消失時,對和新環境相關的新的符號關係的創造就開始了。

換句話說,如果語境缺失了,那麼文化和個體就會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語境。 當一個人將他/她的自然環境替換成人工環境,在自己周圍創造出存儲他身份的新媒介,並以這樣的方式來試圖彌補記憶傳統的遺失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符號過程。 霍恩伯格將這一過程描述為用感覺和語言符號來取代更多的、沒有鮮明特點的、表示價值交換的經濟符號。


但是, 對新語境的創造往往會帶來標准化和簡單化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環境可以通過多種模式和隨機的過程來提供創造性和新穎性,文化就可能(pg 43)對現有的模式產生最大的依賴。

①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vol.6, no.3,1999, p.27.

②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 vol.25, no.2, 1993, pp.152-175;「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in M. Strathern eds., Shifting Contexts,London: Routledge, 1995, pp.57-80.

③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較之於全球規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優勢往往就在於它和周圍環境的聯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過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觀念和價值,如經濟價值、抽象象征和理想來獲得自己的身份。 而地方文化的關注點則更多地導向它周圍的環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這兩種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對立,他將自足性歸因於西方哲學傳統,歸因於悲劇這種體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種,而將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歸因於喜劇體裁和本地物種。 ②

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
的那些方面。

我們可能時常會發現,如果不在解釋中考慮環境本身的模式和過程———或者說非人類動物的符號活動,或者說交流活動的結果,就無法對與自然相關的文化文本,如自然書寫、自然文獻、環境藝術作出解釋。 從符號學上來說,這樣的文化文本具有雙重的特點, 除了文本本身展現的意義,它們還包括了或者說指涉著環境中在場的信息。被納入文化記憶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屬於作為地方實體(local entity)的自然環境,通過對自然的描述,文化將自己和自然聯系在一起。

正如文化擁
抱自然,使自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賦予它意義一樣,文化本身也開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體地方變得類似;也正如文化賦予自然以意義一樣,它也和它的自然環境變得相像。

五、結論

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語境的同一化。 地方之間的自然環境無疑是有所差異的,而同一化的過程使得人對於地方性的自然符號的適應性降低了。與主體和環境相關的信息的一致性會受到阻礙,或者更直白地說,人們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 同時,大眾媒體一直試圖減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這樣,文化同質化這一全球化的先決條件才能實現。

要研究這樣的過程需要有合適的理論概念。符號學對符號和語境之間的關係討論良多,而理論生物學全面地研究了生命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符號學源於這兩門學科能夠積極地參與對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討論。這裡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語境、語境性的概念和它們在文化理論上的歷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號適應性觀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適合的起點。

①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②Joseph W. Meeker,「The comic mode,」in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s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155-169.

③這種危險意識適用於所有「現代主義」的世界觀,這些觀點認為人只能從已經受意識所影響的世界中進行學習。

④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1995.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

遊學·把自我故事說好的快意

沙巴丹南~保佛鐵路遊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5

Comment by 陳老頭 on April 27, 2024 at 5:27pm


文本轉譯知覺:策劃空間的多向度異變

策劃視野的引導、路徑的假設、空間的分隔等皆基於形式組織的理性規劃與感性體悟,而游牧理論下對展覽空間的邊界設定在當代極高效信息傳播的語境下不斷受到碰撞,物質與觀念雙重維度上的界限被打破。

(一)邊界重置:桎梏流變的感官空間

1.視覺延展

策劃空間的呈現一貫致力於側重視覺作用於體驗的表達,而負責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殘疾人長期項目的卡裡·麥吉質疑了視覺中心主義,博物館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邀請盲人參觀展覽,後拓展至可直接觸摸畫作,展覽對視障的關懷並不同於傳統美術館以展覽預錄制聲音描述的形式呈現展覽,而是以藝術家向導描述現場聲音為對應人群提供強連接、逼近現實的體驗。展覽中藝術作品的概念框架在更探索性、試驗性的多感官體驗間來回游走,偏袒視覺的感官等級制度崩塌,展覽不僅傳達了一種策展需要破開視覺空間屏障的觀念與邏輯導向,同時探索了無障礙行動的闡釋和轉譯方式,拓展了策展實踐思考無障礙的方式。

2.聽覺解碼

聲音是聯結人與世界的基本交流媒介之一,當代聲景設計以人的聲音機能為核心,創造性地將聲環境、聲信息和聲技術融合成新的媒介。當代策展性手法通過新興媒介對體驗的引導探索聲音可超越的維度,2021年於於木木美術館由難波祐子主策劃的「阪本龍一:觀音·聽時」展覽以敏銳的情緒洞察力打磨聽覺的呈現,其中的《你的時間》將空曠場所兩側並排放置音響與LED面板,鋼琴跟隨地震數據彈奏其因為海浪沖擊而異變的音律,人類定義的鋼琴原音所謂符號定義因自然活動被消除,聲音意味的游離與搖擺在被刻意打造的沉浸場域中被感知。

3.嗅覺祛魅

長期以來,受到嗅覺本身複雜性質的局限,以視聽為主要內容的藝術史中很少出現嗅覺的身影,嗅覺的表達潛能處於被忽視的狀態。當代嗅覺策展正以大量的實踐作品中累積而逐步形成自身的話語場域,但嗅覺藝術的豐碩成果並非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長久的冷落和漸進的嘗試。2012年策展人Chandler Burr受紐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所委托策劃的「The art of scent香氛藝術」消除了視覺材料的所有參考而僅留下承載氣味的香龕、被懸掛的容器,並給予體驗者比較與討論的嗅覺體驗的游牧場所,以一向被忽視的、私人的嗅覺體驗借由公開交流的主動權調動想象,擺脫被規訓的參展體驗形式而以反向的知覺路徑對當代策展的可能性進行突破。

中心隱匿:多維重塑的觀念敘事——能動的策展性突破展覽的邊界、挑戰規范式空間、超越媒介與感官體驗,使得展覽能夠作為發聲、社交、賦權場拋出問題、催生意義。

盧錦程·德勒茲「游牧空間」理論下當代策展性手法與觀展空間的關係;[原載:中國民族博覽2023年6期])

Comment by 陳老頭 on April 11, 2024 at 7:30am


說回来,還是綠皮火車親

在成都的一個寧靜的咖啡館裡,陽光透過窗戶灑在木質地板上,營造出一種溫馨而舒適的氛圍。趙明,一個對火車充滿熱情的銀行職員,正和朋友熱烈討論著最近的一個話題——綠皮火車的回歸。

「你知道嗎?最近很多地方都在討論綠皮火車的回歸。」趙明的眼睛裡閃爍著興奮的光芒,仿佛這個話題對他來說有著無盡的魅力。


「綠皮火車?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交通工具了嗎?」朋友有些不解地問道。


「沒錯,綠皮火車的確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種交通工具,更是一種情懷和記憶。」趙明解釋道,「而現在,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綠皮火車的回歸也許正是一種新的趨勢。」


幾天後,趙明親自體驗了一次綠皮火車之旅。他早早地來到了成都火車站,等待著那趟熟悉而又陌生的綠皮火車的到來。當火車緩緩駛入站台時,趙明不禁感嘆歲月的流逝和時代的變遷。

車廂裡,趙明觀察和記錄下了旅客們的反應和火車的運行情況。他發現,雖然綠皮火車的速度不如高鐵快捷,但它卻有著獨特的魅力。旅客們在車廂裡聊天、打牌、看書,享受著旅途中的悠閒和愜意。而火車在鐵軌上緩緩行駛,仿佛在訴說著一段段歷史的故事。

通過這次實地考察,趙明對綠皮火車回歸現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認為,綠皮火車的回歸不僅僅是一種懷舊情懷的體現,更是對當前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積極響應。相比高鐵等現代交通工具,綠皮火車在能源消耗和成本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這符合當前社會對環保和經濟的雙重需求。

此外,綠皮火車還能夠到達一些高鐵無法覆蓋的偏遠地區,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加經濟實惠的交通選擇。這不僅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也讓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到便捷的交通服務。

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選擇綠皮火車作為出行方式,不僅可以欣賞沿途的風景、體驗慢生活的樂趣,還能為環境保護做出貢獻。這種交通方式讓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提醒我們在追求快速便捷的同時,不要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和對可持續發展的追求。

在未來,隨著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和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們或許會看到更多類似綠皮火車這樣的環保和經濟兼顧的交通方式出現。它們將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新的可能性和選擇,讓我們在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能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地球家園。

在綠皮火車的轟鳴聲中,趙明結束了他的旅程。他站在站台上,目送著火車漸行漸遠,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和希望。他知道,這個世界正在發生變化,而他和他的朋友們將繼續關注這些變化,並為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本文作者:常高俊;原題:高鐵將不再是首選?綠皮火車回歸大眾視野,聽聽內行人怎麼說;2024-04-05 搜狐

延續閱讀:

丹南怀旧火车之旅

北婆罗洲蒸汽火车

Comment by 陳老頭 on April 5, 2024 at 5:52pm


Senses of place: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the multisensory mind


Abstract

Traditionally, architectural practice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eye/sight. In recent decades, though, architects and designers have increasingly started to consider the other senses, namely sound, touch (including proprioception,  kinesthesis, and the vestibular sense), smell, and on rare occasions, even taste in their work.

As yet,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cognition of the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sensory nature of the human mind that has emerged from the field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 This review therefore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role of the human sens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practice, both when considered individually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studied collectively.

For it is only by recognizing the fundamentally multisensory nature of perception that one can really hope to explain a number of surprising crossmodal environmental or atmospheric interactions, such as between lighting colour and thermal  comfort and between sound and the perceived safety of public spac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contemporary focus on synaesthetic design needs to be reframed in terms of the 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 and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at least if the most is to be made of multisensory interactions and synergies that have been uncovered in  recent years. (Con't Below)


(Source: Senses of place: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the multisensory mind by Charles Spence; in Cogni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2020) 5:46 Keywords: Multisensory perception, Architecture, The senses, 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

Comment by 陳老頭 on March 31, 2024 at 5:41pm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hope is that architectural design practice will increasingly incorporate our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senses, and how they influence one another. Such a multisensory approach will hopeful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s and urban spaces that do a better job of promoting our soci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hindering it, as has too often been the case previously.

Significance statement

Architecture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ver our well being, give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 ing in urban areas spend something like 95% of their time indoor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architecture is designed for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and tends to neglect the non visual senses of hearing, smell, touch, and even taste.

This neglect may be partially to blame for a number of problems faced by many in society today including everything from sick-building syndrome (SBS) to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 not to mention the growing problem of noise pollution.

However, in order to design buildings and environ ments that promote 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e various senses on a building’s inhabitants, but also to be aware of the way in which sensory atmospheric/environmental cues interact. Multisensory perception research provides relevant insights concerning the rules governing sensory integration in the perception of objects and events.

This review extends that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multisensory environments and atmospheres affect us, in part depending on how we cognitively interpret, and/or attribute, their sourc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nfusing notion of synaes thetic design should be replaced by an approach to multi sensory congruency that is based on the emerging literature on 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 instead.

Ultimately, the hope is that such a multisensory approach, in transitioning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real world application domai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practice, will lead 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s and urban spaces that do a better job of promoting our soci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hindering it, as has too often been the case previously.


(Source: Senses of place: architectural design for the multisensory mind by  Charles Spence;  in Cognitiv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2020) 5:46 https://doi.org/10.1186/s41235-020-00243-4 Keywords: Multisensory perception, Architecture, The senses, 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Correspondence: charles.spence@psy.ox.ac.uk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Crossmodal Research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Oxford, Anna Watts Building, Oxford OX2 6GG, UK )

Comment by 陳老頭 on March 30, 2024 at 5:26pm

Introduction

We are visually dominant creatures (Hutmacher, 2019; Levin, 1993; Posner,Nissen, & Klein,1976).
That is, we all mostly tend to think, reason, and imagine visually.

As Finnish architect Pallasmaa (1996) noted almost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in his influential work The eyes of the skin: Architecture and the Senses, architect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no different in this regard, designing primarily for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Bille & Sørensen, 2018; Pallasmaa, 1996, 2011; Rybczynski, 2001; Williams, 1980).

Elsewhere, Pallasmaa (1994, p. 29) writes that: “Thearchitectureofour time is turning into the retinal art of the eye. Architecture at large has become an art of the printed image fixed by the hurried eye of the camera.”

The famous Swiss architect Le Corbusier (1991, p. 83) went even further in terms of his unapologetically oculocentric outlook, writing that: “Iexist in life only if I can see”, going on to state that: “IamandI remain an impenitent visual—everything is in the visual” and “one needs to see clear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mment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nadian designer Bruce Mau put it thus: “We have allowed two of our sensory domains—sight and sound—to dominate our design imagination. In f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cultur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we create and produce almost exclusively for one sense—the visual.” (Mau, 2018, p. 20; see also Blesser & Salter, 2007).

Such visual dominance makes sense or, at the very least, can be explained or accounted for neuroscientifi cally (Hutmacher, 2019; Meijer, Veselič, Calafiore, & Noppeney, 2019). After all, it turns out that far more of our brains are given over to the processing of what we see than to deal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from any of our other senses (Gallace, Ngo, Sulaitis, & Spence, 2012).

For instance, according to Felleman and Van Essen (1991),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rtex is engaged in the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see also Eberhard, 2007, p. 49; Palmer, 1999, p. 24; though note that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figure is closer to one third). This figure compares to something like just 12% of the cortex primarily dedicated to touch, around 3% to hearing, and less than 1% given over to the processing of the chemical senses of smell and taste Information 1.


1 It is, though, worth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e denigration of the sense of smell in humans, something that is, for example, also found in older volumes on advertising (Lucas & Britt, 1950), turns out to be based on somewhat questionable foundations.


For, as noted by McGann (2017) in the pages of Science, the downplaying of olfaction can actually be traced back to early French neuroanatomist Paul Broca wanting to make more space in the frontal parts of the brain (i.e., the frontal lobes) for free will in the 1880s. In order to do so, he apparently needed to reduce the size of the olfactory cortex accordingly. theoris ts such as Zimmerman (1989) arrived at a similar hierarchy, albeit with a somewhat different weighting for each of the five main senses.

In particular, Zimmermann estimated a channel capacity (in bits/s) of 107 for vision, 106 for touch, 105 for hearing and olfaction, and 103 for taste (gu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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