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Comment
新質生產力:2024年中國絲路考量方向
就業、收入、住房、教育、醫療……民生話題熱度最高。
關切點:直面百姓急難愁盼。
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大力發展銀髮經濟;部署就業、社保、醫療、教育、消費一系列民生工作任務。
新形勢下,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線的頂層設計不斷優化,如何充分研究部署落地落實的細節,增強政策操作性令人期待。
兜准、兜牢民生底線實際上給治理體系提出了更精細化的要求。
供需匹配仍是穩就業需要直面的問題,不同就業群體都在期待更多有針對性的就業支持政策盡快落地落實。
各方對教育、醫療、住房、文化服務等領域的改革舉措關注重點在於「提質」與「均衡」。
突破點:以改革激發活力開拓空間。
不少民生領域改革正處於「深水區」,要啃「硬骨頭」。同時,改善民生不能脫離實際,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這種「進」與「穩」的把握,對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要求越來越高。
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回應社會關切,就是改革和創新的發力點。
全力瞄准民生難點發力、創新:推進教育現代化,增加學位,均衡教育資源。
處理好民生問題,能夠改善預期,為經濟良性循環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解決好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在高質量發展。增加投資項目、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大力發展服務業等,都為實現就業優先目標提供新機會。
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增強民生福祉。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促進民生和消費的財政擴張能夠發揮社會保障功能,調節收入分配,在扶持低收入群體的同時促進消費需求。
保障性住房建設既是改善民生、補短板的重要舉措,又是宏觀經濟和民生實際聯動的議題,各方期待在這種聯動裡發掘更多經濟增長點。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新提升。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新質生產力」成為各級部署經濟工作的關鍵詞;積極建言獻策的熱點。
「新」主要體現在新勞動力、新勞動對象、新勞動工具和新型基礎設施等四個維度。
如果說高質量發展是一場「登山賽」,新質生產力則是當之無愧的「制高點」,離不開科技創新這一核心要素。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重點任務之首。
創新引領,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2024伊始,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的南極秦嶺站正式開站,國產大飛機亮相國際航展,國產首艘大型郵輪完成商業首航……一系列新成果、新產品、新技術展現大國科技創新邁出堅實步伐。
創新引領,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領域頂層設計進一步完善,賦能傳統優勢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
老舊街區實現新建和改造、AI技術融入城市管理,惠民利民富民成為科技創新重要方向,圍繞鄉村振興、生命健康、智慧城市等領域,加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內需主動力」,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提法。對內需的定位由之前的「基本動力」提升為「主動力」,凸顯內需對於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更大,強調內需不但要起到基礎支撐作用,也要起到牽引開拓的作用。
內需,由投資與消費構成,已成為當前拉動經濟「主引擎」。2023年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111.4%,比上年提高25.3個百分點。激發有潛能的消費,加快釋放消費活力。
2024龍年春節假期,國內旅游出游4.74億人次,較2019年同期增長19%,快遞業日均投遞量比2023年春節假期增長82.1%,春節檔票房突破80億元,創同檔期紀錄。
這個春節回歸的「年味」,折射出中國消費市場活力復蘇,但進一步擴大消費仍需多措並舉。
培育壯大新型消費,也要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同時要著力提升收入和加強保障,完善促進消費的長效機制。
聚焦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努力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為增強內需動力提供支撐。
發揮好內需這個「主動力」,離不開資金支持、就業保障、產業創新等多方面協同發力,將會是財政、貨幣、就業、產業等政策的重要著力點。
向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點領域、「一子落而滿盤活」的關鍵環節再出實招。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切實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北京深化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建設工作方案、上海自貿試驗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的80條措施……近期多個高水平開放政策接連落地。
數字、金融、電信等領域成為新一輪擴大開放重點,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推動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正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主旋律。
只有牽住制度型開放的「牛鼻子」,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建設推動改革向體制機制的「深水區」「無人區」邁進,才能實現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在制度層面的高度統一。
聚焦高質量發展,為以硬道理打造出過硬的發展業績凝心聚力!
2024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
近日,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主題標識正式發布。標識經由中國-東盟中心等單位舉辦的2024「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標識設計大賽產生,從1300件參賽作品脫穎而出。
標識以中國東盟(CHINA-ASEAN)首字母「C」及「A」為主視覺元素,以拱形條紋圖案構成,以「中國紅」為主色調,輔以各色漸變,代表2024是中國農曆龍年,蘊含中國和東盟國家山水相連、命運與共的美好寓意,象征中國東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共建「五大家園」。(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 2024-02-04)
Photo Credit [below] Pete Moorhouse
地方文化營銷 0.1:文旅創生+雕塑文創
Philip Kotler 在 Marketing Places: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Tourism to Cities,
State, and Nations (1993,151頁)一書中指出,
有三種工具可以塑造一個地方的形象:口號、主題與定位。
INDRIYA 文化特區
LITERATURE: The Great Story Continues
PARK: The Cultural & Creative Hub
羅芳伯·遊金山賦
蓋聞金山之勝地,時懷仰止之私衷。地雖屬蠻夷之域,界仍居南海之中。
歲值壬辰,節界應鐘。登舟自虎門而出,南征之馬首是東。攜手偕行,親朋百眾;同舟共濟,色相皆空。予自忖曰:既從虎門而出,定直達乎龍宮。無何遠望長天,覺宇宙之無盡;下臨無地,想雲路之可通。真如一葉輕飄,飛來萬里;好借孤帆逕達,乘此長風。時則從小港而入,舟人曰:金山至矣。但見滿江紅水,一帶長堤。林深樹密,渚淺波微。恍惚桃源仙洞,翻疑柳宅山居。兩岸迷離,千仞嵐光接翠;孤峰挺秀,四圍山色齊輝。幾樹斜陽,一溪秋水。兔魄初升,猿聲四起。不聞牧笛樵歌,那有高人逸士。山窮水盡,潺潺之泉酌關心;柳暗花明,喔喔之雞聲盈耳。
若夫地當熱帶,日氣薰蒸。草木曾無春夏,人事自有新舊。黃金地產,寶藏山興。欲求此中生活,須從苦里經營。雖云人力之當盡,實為造化之生成。至於名物稱呼各異,唐番應答攸殊。沙寮依然茅屋,巴歷原是金湖。或岩或山,上下設施一體;是擔是荷,往來實繁有徒。嗟嗟,早夜披星,滿眼之星霜幾易;晨昏沐浴,周身之雨汗交流。由郎蕩漾於懷中,乍分還合;刮子婆娑於水底,欲去仍留。幸黃金之獲益,羨白鏹之盈收。
予也材本鳩拙,志切鶯遷。耕辛憑舌,硯苦為田。愧乏經商資本,慚非宿學高賢。假館他邦,固既虛延歲月;奔馳道左,還期捆載凱旋。俾士作商,不憚萍蹤萬里;家貧親老,常懷客路三千。因而水繞白雲,時盼望於風晨月夕;倘得堂開畫錦,慶優遊於化日光天。噫嘻,蠻煙瘴雨,損體勞形,豈無志於定遠,又何樂乎少卿。遠適他鄉,原效陶朱之致富;登高作賦,實懷騷客之怡情。
乃作歌曰:巍巍獨立萬山巔,雲水蒼蒼自繞旋。如此好山如此水,蹉跎歲月亦潸然。
譯文:
我聽說過金山這個好地方,常常抱有羨慕的心情。它雖然是蠻夷化外之地,不過也還在我們中國南海的範圍之內。
壬辰年的十月,我從虎門登舟而出,征帆往東南方向前進。攜手同行的親朋好友有百餘人,大家同舟共濟,一切擔憂都拋到腦後去了。我暗自想到:既然是從虎門出去的,一定能夠順利地到達龍宮吧。不多久就進入了茫茫大海,遠望天空,覺得宇宙無比寬廣;一點陸地也看不到,倒有些像在通天的雲路上啊。真的像飄飛萬里的樹葉,乘著長風,直向金山。船只在一個小港靠陸,水手說:金山到了。只見滿江紅色的江水,江邊一條長堤橫臥。岸上樹林深密,河中淺水處還有一些小沙洲。恍惚間就好像是陶淵明的桃源仙境,又好像是柳宗元的山中宅院。兩岸遠處,都是直接藍天的高山,中間一座山峰挺立,群山拱護。傍晚時分,斜陽透過樹葉,照在秋天的江水之上。月亮升上時,猿聲四處響起。這里沒有什麽牧童的笛聲和樵夫的歌聲,也沒有什麽隱居的高人逸士。我們繼續往前,山窮水盡之處,聽見了潺潺的泉水之聲,柳暗花明之時,喔喔的雞鳴傳入耳中。
這個地方位於熱帶,每天都是熱氣騰騰的,花草樹木看不出春秋冬夏的區別,當然我們人類卻還像別的地方一樣有新舊的變化。這里土地中出黃金,山中還有別的礦物。想在這里生存下去,就要辛苦經營。雖然盡力就能得到收獲,實在也是上天為我們華人造就了這樣一個物華天寶的地方。這里華番雜處,各種事物的稱呼、人群間的應答很是不同:沙寮其實就是茅屋,巴歷指的就是金湖。我們在巖石上、在山上建設好各種設施,聯為一體;有的人擔,有的人提,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真是辛苦啊,天未明時人已起,星已起時人未停地努力創業,滿身汗水,早晨晚上都要不停地沖洗。轉眼之間幾年就過去了,(由郎,刮子不知何意,該聯無法翻譯)幸運的是,我們終於在淘金上獲得了收益,收入增加了很多。
我本不是個很聰明的人,一直就有四處遷徙的念頭。成人後因為沒有經商資本,做了個靠舌頭筆硯為生的教書匠,很慚愧學問不能和那些宿儒高賢相比。如果到異國他鄉還是做教書的,只能是虛耗歲月。只好辛勤地奔走於道路之上,希望能捆載財物而歸。因此才放棄讀書人的身份,像一粒浮萍一樣萬里飄蕩到此。想到家中還有貧窮的雙親,心中常有惦記悲傷之感。只得在每一個起風的早晨和月亮升起的夜晚,讓長流的河水和環繞的白雲寄回我的思念之情。如果能夠建立立國開府的功業,一定讓他們過上優哉遊哉的安逸生活。唉,這里到處都是損害健康的有毒煙雨,我們在這里沒有少卿(識見有限,不知何譯)之樂,只想學漢朝班超,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建立功業。我們遠走他鄉,也希望像陶朱公一樣致富。想到這些,登高而作此文,倒也有些詩人騷客的怡然自得之情了。
作歌一首:我一個人站在巍然聳立的萬山之巔,身下蒼茫雲水盤旋環繞。看著這樣的好山、這樣的好水,沒能建立功業,只能讓人淚下沾襟。
(原載 2013-04-22 sunxiaoping)
《英屬馬來亞與婆羅洲》
一本舊書:民國25(1936)年暨南大學關於南洋研究的歷史讀物。是認識二戰前馬來亞與沙巴、砂拉越的好材料。[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第一章·中國人移居南洋:在我們生活的地球上,從北極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從歐洲平原到美國的內陸腹地,到處都可以見到華人的蹤影。
有一句相當流行的話“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生動地反映了這個現實。
海外華人的總人數多達二三千萬,他們分屬不同的國家,能熟練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國的語言,但許多人還能講華語(中國的普通話)和中國的一些方言,還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習俗,並且有眾多的親朋是中國人。有些華人經濟實力雄厚,有的在科學教育領域嶄露頭角。
他們的成就,他們的傳統美德,博得了世人的贊羨。他們的今天,已廣為人們所熟知;相對來說,他們的過去,人們就不都那麽清楚了。各國華人的祖籍國是中國。他們自己,或者是他們的先輩,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從中國故土起程,循著不同的路線,以不同的方式,年復一年,歷盡艱辛,散佈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有相同的辛酸血淚、不同的奮鬥歷程。有一位華人作家這樣寫道:“……感謝我們的祖先,沒有他們當年的刻苦耐勞,就沒有今日的繁榮美麗。每一塊磚瓦,每一根木頭,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
南洋,即東南亞地區。這個地區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地理條件優越,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海上交通必經之地,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受兩國的影響很深。中國和南洋的友好關係與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遠的古代。
伴隨這種聯系和交往,中國人開始踏上去南洋的道路,並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來。定居在外國的中國公民,就是華僑。不過,“華僑”一詞是19世紀末才出現的,在中國古書中,華僑被稱作“唐人”、“北人”等等。在歷史上,南洋是華僑聚居的地區。這本小書要講的是南洋華僑的歷史和故事。
第一節古代華僑移居南洋
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100年間,中國人,主要是東南沿海省份的勞動人民,大規模出國謀生,每年平均在10萬人以上,累計出國人次超過1000萬人,足跡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處,便有華僑”的格局。
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大量移居國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被破壞,大批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處於極端的貧困之中,為尋求生路,不少人飄泊異鄉。
第二,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了掠奪東南亞和其他殖民地的資源,加快了對這些地方的開發。特別是19世紀後期,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開始了向落後國家進行資本輸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特別需要來自中國的勞動力。在殖民主義者眼中,中國人不僅是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懇的民族”,有較高的勞動技藝,這是礦山開采、園丘種植、公共設施的修築中不可缺乏的。
因此,他們大批招誘中國人出國。此外,華僑的大規模出國,和清政府政策的改變也有很大的關係。清初承襲明朝的“海禁”政策,將出國視為大逆不道,一律禁絕,如有私出,要治殺頭之罪。鴉片戰爭後,隨著《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廢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掠奪勞動力合法化,這也是形成華僑大規模出國的重要原因。
華僑在這一時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過“契約華工”的方式出國的。
“契約華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華僑“自願”通過簽訂契約,應招到外國去做工。其實華工的“契約”是在暴力、誘逼下簽訂的,幾乎和賣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約華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於印地語。
還有一種更普通的叫法是“豬仔”,說明“契約華工”在殖民主義者眼中與牲畜無異。“契約華工”在鴉片戰爭前已經出現,但規模小,影響不大。大規模的“契約華工”出國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期才結束。(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延續閱讀 》《愛墾·鄉頻道》濱雪鄉鎮。
(上續)“契約華工”的買賣(“苦力貿易”、“賣豬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進行的。它大致的過程是這樣的:
1.“招工”。南洋各地的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將自己所需的華工人數及條件列出,交到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洋行,由他們代招。洋行再轉由專事人口販賣的“豬仔館”去操辦。“豬仔館”付款給人口販子即“豬仔頭”,由他們到各處去“招”人。
所謂“招”其實是采取欺騙或擄掠等手段,將壯勞力拉進“豬仔館”。常見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語誘拐被招募的對象,如說出洋做工可以賺大錢,勾引那些赤貧的人們上鉤。為湊足所需人數,在誘拐不成時,不惜采取野蠻的綁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襲擊,將人劫走。
“豬仔”一進入“豬仔館”就失去了自由。這種掛著“招工”牌子的“豬仔館”,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口岸均設有,其中以澳門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學者容閎曾親眼看見“豬仔館”的“無數華工以辮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
這種“奴隸牛馬之慘狀”使他感到鼻酸。在這種暗無天日的“豬仔館”囚禁的華工在登輪出洋前,還要受到雇工單位及當地官吏的盤查,供詞先由“豬仔頭”口授,要說外出做工是出自“自願”,否則就押回去吊打一頓,直至說出“自願出洋”而被記錄在案為止。
“契約”是洋文的,主要內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於“自願”,並規定了做工年限、地點、工資等等。豬仔大部分是文盲,當然也認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擺佈,在“契約”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約合同一經簽立,領得一點“安家費”後,就“已為砧上之肉,釜中之魚,欲炙炙之,欲烹烹之”(《鄭觀應集》上冊12頁)。下一步便是苦難的海上航程了。
2.“浮動地獄”。運載“豬仔”的客船多是幾百噸到一千噸的帆船,設備簡陋,飲水不足,航速很低。由於販運“豬仔”十分有利可圖,船主為攫取暴利往往超額濫載。“豬仔”登船後即監禁於艙門緊閉的船艙里,形同囚徒。他們被鎖在隔成幾層的底艙里,非常擁擠,白天只能肩挨著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氣混濁,衛生條件惡劣,致使疾病滋生。“豬仔”們稍有不順,即遭鞭笞。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要忍受著肉體上病、餓、渴、悶、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達20%—30%。
在這海上的“浮動地獄”中忍無可忍的“豬仔”們常常被迫奮起反抗。他們殺死可憎的人口販子、船長和水手。如果反抗失敗,就寧可投海自盡而不屈服。“浮動地獄”的幸存者到達目的地後就被送進“新客館”等待出售。
3.“苦難歲月”。運到南洋的“豬仔”,主要以新加坡為集散地,那時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館”。館中設有一排圓木大柵欄,用來禁閉新到的“豬仔”。而且還有武裝的會黨人物防守,嚴防“豬仔”逃脫。從這里“豬仔”陸續被賣往東南亞各地的礦場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種植園,在這些地方,“豬仔”的命運是十分悲慘的。
一名“豬仔”,從招募至運達南洋,盤纏食宿費用約五六十元,售價二三百元。根據契約合同,每月工資五元,期限三年,工資共180元,但經層層抽剝,“豬仔”本人所得不過幾十元而已。如果無其他嗜好,三年約滿,可以恢復自由。但是在種植園內,往往有煙、酒、賭博引誘,稍有沾染,就需欠債,到時只能繼續當“豬仔”以抵債。
“豬仔”們還會遇到生命危險。在印尼的勿里洞島礦區,勞動條件極為艱苦和惡劣。如挑錫泥,華工要踩著狹窄的木板從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錫泥挑上來,每擔有百多斤重,勞動強度極大,許多人因體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墜湖底。正像廣東客家山歌唱的那樣:“挑等(著)錫泥過浮橋,千轉(回)過得千轉好,一轉失腳命會無。”熬過了苦難的“豬仔”生涯,許多人獲得了人身自由,雖然心懷家鄉,總想攢夠了錢,落葉歸根,回歸祖國,但實際上能實現願望的人並不多,更多的是終生留在南洋。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在異國他鄉辛勤勞動、生息、發展。
契約華工制度從19世紀中期起盛行至20世紀初期才結束。這是華僑史上血淚斑斑的一頁。
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人大批出國到南洋,主要目的是外出謀生,他們絕不是去征服和掠奪的殖民主義者。他們來自一個有優秀文化傳統的國度,刻苦堅毅,有很好的生產技術,在遠離家鄉的新天地里,他們憑著自己的勞動和智慧,譜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篇章。
第二節·豬仔華工
中國人是在公元7世紀即唐朝時開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鼎盛的朝代,對外貿易、航海事業都很發達。這時期就有些中國人旅居海外,從事商貿和宗教活動。唐朝的高僧義凈,公元671年從廣州出發去印度研究佛經,歸途中,兩度在蘇門答臘島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後共十二三年。
有學者認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亞華僑之一。公元10世紀時,阿拉伯人馬素提在《黃金牧地》一書中,記述了公元943年他經過蘇門答臘時,看見許多中國人在該島上從事種植業。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國人最多,他們是在黃巢起義(9世紀末)失敗後避居在這里的。這說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華僑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時,華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唐朝強大,經濟文化影響遍於四鄰各國,國際威望很高,因此華僑總豪邁地自稱為“唐人”,稱祖國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稱為“唐人街”。
華人大批出國,並且在某些國家開始形成華僑社區是在宋朝。這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公元10世紀,宋朝建立,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宋朝的手工業、商業興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為發達。發展和南洋各國的貿易往來,成為國家的財源之一。
這些,為中國人去南洋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當時華僑下南洋,乘的是風帆,要依靠季候風向,有些人錯過返航的季風,只好在當地住下來,待次年再北返。後來隨著貿易的發展,為便於商品交易,漸漸有中國人居住下來,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顯然,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華僑。據中國史書記載,中國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羅洲等地頗受禮遇,他們和當地人民的關係融洽友好。(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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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元明兩朝(公元1271—164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時期發達,這樣,移居南洋的中國人就更多了。14世紀時,印度洋的航運權幾乎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間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將近30年的時間里,鄭和率領著當時舉世無雙的艦隊,訪問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14個是在南洋。
鄭和的遠航,增進了中國和南洋諸國之間的了解和聯系,維護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為華僑的出國和他們在南洋的經濟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華僑在元明時期已廣泛分佈到南洋各地。他們開發僑居地,並形成了華僑的“新村”。
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國有幾處要地都有這樣的“新村”,人數相當可觀,多的達到1000多戶,大部分來自廣東、福建南部沿海地區。其他如菲律賓、暹羅、馬來亞均有類似的情況。
據傳說,鄭和的船隊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陸,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個巖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這里休養、墾殖,使這個地區逐漸繁榮起來,成了一座紀念鄭和(“三寶太監”)的城市,叫三寶壟(Semarang)。這傳說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寶壟,最早是中國人開發的。這一時期,有許多華僑與南洋各國的當地民族雜居、通婚,並開始同他們融合起來。
從16世紀中葉的明朝中期到19世紀鴉片戰爭前的300年間,南洋華僑人數急劇增加,活動的區域更為擴大。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剝削和壓迫日益加重,閩粵兩省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紛紛冒險出洋,尋求活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閩粵兩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經商而不回來的人也多起來了。明清兩朝交替之際,政治動亂,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
這是中國人較大批出國的原因。從南洋各國的情況看,16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開始侵略這一地區,到19世紀末,除暹羅外,整個南洋地區,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為掠奪東方的財富,西方殖民主義者需要大批廉價而又有較高技能的中國勞動者。因此,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將中國東南沿海的青壯年誘引到南洋去當華工。
這樣,華僑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難者外,華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到鴉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的人數已接近100萬,分佈更為廣泛,出現了更多的華僑聚居區。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城市,華僑都在萬人以上,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鴉片戰爭前長達1000餘年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不斷移居南洋,最後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濃郁的中國南方特色的華僑社會。華僑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不外乎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兩個方面。
商人到南洋經商而定居,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為謀求活路而遠走他鄉,這些都可看作是經濟原因造成的。國內發生政治動亂,為躲避戰亂、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為長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華僑出國達到高潮,那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第二章·鄭和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鄭和(公元1371—1435年),雲南昆明人,是一名穆斯林,同時又是一名佛教徒,明朝初年入宮做太監,曾升任內官監太監。這位具有伊斯蘭和佛教兩種教徒身分的太監,在明朝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間,先後七次奉命率領強大的艦隊出使“西洋”。他訪問了30多個國家,其中有14國是在南洋。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航行,它比哥倫佈的航行早半個世紀,規模也大得多。鄭和出訪的目的,眾說紛紜,但主要是兩點,即“通西南海道朝貢”發展互惠的海外貿易關係,以及“宣德化而柔遠人”,即同各國建立友好的政治關係。他所擔負的是和平的使命,因而所到之處均得到熱烈的歡迎,鄭和的名字,連同他的業績,至今仍在一些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被廣為傳頌。鄭和的航行對東南亞華僑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
鄭和出航時,東南亞華僑人數已經達到一定規模,出現了聚族而居的僑居點。如爪哇島有一個叫杜板的地方,大約有千戶華僑聚居,離此不遠的革兒昔(錦石),原是不毛的荒灘,由於中國人的留居,而成為千戶人家的“新村”,“各處番人多到此買賣”。
在蘇門答臘島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著許多閩粵籍華僑,且皈依了伊斯蘭教。對上述僑情,在鄭和的一些隨員所作的文字記錄中有相當詳細的反映。這些華僑在國外僑居了很長的時間,由於明朝初年就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絕百姓出國和從事海外貿易,迫使華僑有國不敢回,怕回去後被懲處。
後來,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華僑,招引他們“還鄉復業”、“永為良民”。但海禁政策畢竟已經實行了幾十年,不少人已在僑居地立足,對“海禁”仍有餘悸,因而願意回國的不多。在這樣的背景下,華僑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有一定經濟政治實力和影響的社會上層人物。鄭和一行在接觸華僑社會的時候,也曾和這類人物打過交道,陳祖義和施進卿就是其中的代表。(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續上)陳祖義是廣東人,全家逃到蘇門答臘島南部舊港(巨港),糾集海盜自封為首領,為人豪橫霸道,專事劫掠過往商人財物。陳祖義一夥的海盜行徑影響了舊港一帶的海上貿易,很多商船視航行巨港為畏途,致使這個港口城市日益衰落。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曾抵舊港,詔諭陳祖義。陳祖義耍兩面手法,一方面詐降鄭和,同時又陰謀對鄭和的船隊進行襲擊。陰謀敗露,鄭和先發制人,鎮壓了陳祖義海盜集團,殺死5000餘人,焚燒船隻10艘,陳祖義本人被俘虜,押回南京處決。之後,鄭和扶持了施進卿為當地“中國人封祖”,授予“宣慰使”的官銜。
施進卿告發陳祖義,並幫助鄭和剿滅陳祖義,又是爪哇滿者伯夷國王派往舊港的一位大臣,他似乎是一身而二任,“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1421年施進卿逝世後發生了權力爭奪,鄭和曾於1424年專程去舊港解決紛爭。鄭和鎮壓陳祖義集團之舉,保障了海路的暢通,有利於東南亞海上貿易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又扶持他人為華僑領袖,也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組織的完善。
鄭和對伊斯蘭教在印尼的傳播也有很大的貢獻。
13世紀以前,印尼是佛教和印度教占統治地位的國家,13—15世紀是伊斯蘭教傳入印尼並最終取代佛教、印度教的歷史時期。伊斯蘭教通過印度商人傳入蘇門答臘島,它的傳播與商貿活動息息相關,是商業經濟發展的產物,標誌著印尼社會歷史的一大進步。
伊斯蘭教從蘇門答臘島傳播到爪哇島,大約是從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時期才開始的,鄭和可能是第一位訪問爪哇島的有地位的穆斯林。鄭和下西洋後,在蘇門答臘島南部、在爪哇島都先後出現了華僑伊斯蘭教徒社區,“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還建立了清真寺,出現華僑宗教領袖。
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留下了許多和華僑社會緊密關聯的歷史遺跡。最著名的是印尼的三寶壟(Semarang)市。
三寶壟市是印尼中爪哇省的省會,爪哇島北海岸的三大海港城市之一。三寶壟市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依據有關資料,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即1416年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在今天三寶壟市西南郊塞蒙安河河口登陸,華僑最初也定居在這塊叫葛堂巴都(意為“石室”)的河口,他們稱它為三保洞。
在三保洞周圍,華僑開始了墾殖和商業活動。大約在17世紀初,由於荷蘭殖民主義者的脅迫,華僑被迫從三保洞遷入今日的三寶壟市區。當時這里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野和沼澤,華僑遷入後,在荷蘭殖民當局指定的地區蓋起了簡易的竹屋,他們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建立和發展了互通有無的貿易關係,繁榮的港口城市三寶壟市就在這塊沼澤地建立起來。
為了紀念鄭和的業績和感謝他保佑三寶壟市居民安居樂業,華僑在三保洞口建立了三保公廟。最早的廟,大約只在洞穴里供了鄭和的雕像,別無其他。後來,洞穴在一次暴雨中塌陷了,一對正在洞中膜拜的新婚夫婦不幸遇難。真正的廟是1724年才集資修建的。三保公廟香火鼎盛,每年的陰歷六月二十九日要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把鄭和從洞中迎到三寶壟市內的大覺寺“赴宴”,宴畢,他老人家又在喧天的鑼鼓和競舞的龍獅中回到洞內。送迎隊伍所經之處,洋溢著喜慶的氣氛。
馬六甲地處交通要沖,是馬六甲海峽的咽喉。鄭和七次下西洋都經過這里,並且將其作為遠航的中轉站。在這里設立貨物、錢糧倉庫,並且圍上排柵,設四門並各有鼓樓,晚上還有巡邏,儼然是一座小城。
在今天馬六甲市的東北面有著名的三保山(“中國山”),是華僑的墓地。這座實為丘陵的小山,有許多紀念鄭和的古跡:三保廟、三保井、三保坡、三保街和明末清初華僑古墓。
相傳鄭和的艦隊到馬六甲就在這座山上駐軍,設立官署。山下的三保廟供著一尊全付戎裝的鄭和像,此廟是當地居民為紀念鄭和的功績而興建的。十分有趣的是,這個鄭和是“雪髯童顏”,太監竟也長出了花白大鬍子。
鄭和之所以被塑成這麽一個近乎荒唐的形象,是人們崇敬他的心理反映。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位上了年紀、經驗豐富但又是青春永駐的神化人物。三保廟的後山,有三保坡,是當年鄭和經常駐足遠望的山坡。三保廟旁有一口井,馬來人稱之為“王爺水井”,華僑則稱之為“三保井”,是鄭和的部下為取飲用水而挖掘的,傳說喝過這井水的人,就會念念不忘馬六甲。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東南亞華僑中,鄭和如同在祖國一樣,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在東南亞,有關他的傳說,神話色彩更濃厚些,人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他的崇敬與愛戴之情。
第三章·泰國的鄭王大帝
暹羅(1939年以前,泰國國名為暹羅)是中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密切,移居那里的華僑也不少。17世紀末,在暹羅的首都大城的東北方就有一個中國人的“特別居留區”,估計有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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