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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5 hours ago

第三轮谈判

2020年，国盟政府在执政后，由时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设立三个联邦与州政府工作委员会，负责讨论并向特别委员会提出建议。这三个委员会分别涵盖：

1 平等地位与宪法权利
2 安全事务
3 社会经济问题

现有的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从已故刘伟强担任部长时期所提出的21个问题中，筛选出的10个议题。此外，《联邦宪法》第1(2)条关于沙巴的平等地位修正案，以及非法移民问题，分别由“平等地位委员会”和“安全事务委员会”进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1个议题中，并未提及宗教、语言、教育、地方政府、新宪法、州元首（TYT）头衔、公民权及移民等问题。这些议题或许被认为“过于敏感”，或是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只剩这10个议题？这些议题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限制在21个议题？这些决定是否仅由政客和政府官员制定？是否有咨询公众、民间团体、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的人民？人民是否曾被征询意见，或被给予表达看法的机会？还是政府认为无需咨询民众？

如今，政权又更迭，接下来呢？第四轮谈判又将如何展开？

马来西亚成立前的咨询

我们必须记得，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曾进行过两次民意调查，即《科博特委员会报告》（Cobbold Commission，1962）以及《联合国马来西亚特派团报告》（United Nations Malaysia Mission Report，1963）。尽管这些调查受到批评，但它们确实征求了民众的意见。

在1962年的《科博特委员会报告》中，普通民众曾被咨询。尽管最终的结果可能受到操控，以促成马来西亚的成立，但至少进行了相关咨询。

同样，在1963年，《联合国马来西亚特派团报告》（UNMM）不仅会见了在1962年和1963年间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所有沙巴领导人（沙巴联盟在当时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137个席位中的131个），也会见了落选者、被剥夺投票权的民众、所有选举官员，以及所有被认为与此议题相关的人士，以听取他们的意见。

最终，联合国特派团的结论是：沙巴人民在清楚理解自己投票意愿的情况下，自由地选择支持沙巴联盟提出的“加入马来西亚”方案。

至少在1960年代，当时的政府尊重并履行了向人民和领导人咨询意见的程序。但如今，政府是否仍然如此尊重人民的意愿？

这在关于确立人民对沙巴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权利的意愿方面，明显存在严重缺失。沙巴政府应当对MA63权利作出明确立场，聆听并咨询人民的意见，整理这些诉求和不满的清单，建立一个机制和机构，以表达、制定和谈判这些诉求。

MA63与沙巴权利问题的误用与误解

MA63与沙巴权利问题一直被政客滥用、误用，甚至被曲解和误导，无论是在煽动性的政客言论中，还是在不够了解情况的普通民众之中，这种情况都很普遍。

马来西亚成立前的咨询

我们必须记得，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曾进行过两次民意调查，即《科博特委员会报告》（Cobbold Commission，1962）以及《联合国马来西亚特派团报告》（United Nations Malaysia Mission Report，1963）。尽管这些调查受到批评，但它们确实征求了民众的意见。

在1962年的《科博特委员会报告》中，普通民众曾被咨询。尽管最终的结果可能受到操控，以促成马来西亚的成立，但至少进行了相关咨询。

同样，在1963年，《联合国马来西亚特派团报告》（UNMM）不仅会见了在1962年和1963年间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所有沙巴领导人（沙巴联盟在当时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137个席位中的131个），也会见了落选者、被剥夺投票权的民众、所有选举官员，以及所有被认为与此议题相关的人士，以听取他们的意见。

最终，联合国特派团的结论是：沙巴人民在清楚理解自己投票意愿的情况下，自由地选择支持沙巴联盟提出的“加入马来西亚”方案。

至少在1960年代，当时的政府尊重并履行了向人民和领导人咨询意见的程序。但如今，政府是否仍然如此尊重人民的意愿？

这在关于确立人民对沙巴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权利的意愿方面，明显存在严重缺失。沙巴政府应当对MA63权利作出明确立场，聆听并咨询人民的意见，整理这些诉求和不满的清单，建立一个机制和机构，以表达、制定和谈判这些诉求。(下續) （Published on: Sun, Aug 22, 2021 Daily Express Sabah；愛墾網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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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MA63与沙巴权利

MA63和沙巴权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必须掌握所有基础性文件，其中包括：

《科博特委员会报告》（The Cobbold Commission Report）
《20点协议》（The 20 Points）
《1962年政府间委员会报告》（The Inter-Government Committee Report 1962）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The Malaysia Agreement 1963）
《1963年马来西亚法案》（The Malaysia Act 1963）——第35章（英国）
《1963年马来西亚法案》（The Malaysia Act 1963）——第26号法案（马来亚议会）
《联邦宪法》和《沙巴州宪法》
《根地咬誓碑》（Keningau Oath Stone，1964）

此外，还需要了解宪法中具体涉及沙巴权利的条款，这些条款的修订如何削弱了沙巴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九附表中关于联邦权力、州权和并行权力的规定，以及各种法律手段如何规避或削减了沙巴的权利。如果不了解这些文件和法律背景，就很难真正理解整个问题。否则，人们只能选择性地吸收信息，最终对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

我曾整理了一份被侵蚀或剥夺的沙巴权利清单，仅初步列出了25项潜在的违约行为，而实际上还有更多。那么，我们沙巴人要如何应对这座比京那巴鲁山还要高的违约“高山”？我们的民意代表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处理这些问题？公众是否了解这些问题，是否愿意并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领导人是否真正倾听人民的声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1.自我教育：深入学习沙巴权利

拿一条湿毛巾，锁上房门，准备好足够的咖啡，然后认真研读这些基础文件。这些文献的阅读难度很大，即使是律师也觉得繁重。此外，还可以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其中包括：

Zainal Ajmain的《女王的义务》（Queen’s Obligations）和《宏伟蓝图》（The Grand Design）。他定期在公共场合和Zoom线上会议上讲解沙巴权利。

马来亚大学的宪法专家、荣誉教授拿督沙德·萨利姆·法鲁奇（Professor Emeritus Datuk Dr Shad Saleem Faruqi）也曾探讨沙巴权利问题，最近的一次讲座是2021年8月19日的《联邦宪法中沙巴和砂拉越的特殊地位》。

已故丹斯里赫尔曼·卢平（Tan Sri Herman Luping）在沙巴发展研究所（IDS）出版的《1888年至1988年沙巴历史》（The History of Sabah from 1888 to 1988）一书中的相关章节，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材料。

2 制定教育材料，推广公众认知

沙巴律师公会（Sabah Law Society, SLS）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沙巴建州历史及MA63权利的手册，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这本手册将用于学校教育、高等研究以及公众参考。

此外，沙巴行动组织（Sabah Action Body Advocating Rights, SABAR）作为沙巴少数几个正式成立的组织之一，也在积极推动对沙巴及MA63权利的倡导工作。

结论

我们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方法来处理沙巴权利问题，政府应当明确表态，并建立咨询机制，让人民的声音被听见。同时，我们也需要提升公众的认知，让每一个沙巴人都能理解、讨论并捍卫自己的权益。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明确立场，并采取专注、协商和系统化的方式来推进。

明确立场

首先，沙巴必须发布一项声明或表达自身的不满及诉求。要表明立场，沙巴立法议会（Dewan Undangan Negeri Sabah）必须通过一项动议，内容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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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沙巴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实并履行沙巴在马来西亚的权利，以及所有承诺与保障，包括根据《联邦宪法》第112C、112D条和附表9所规定的拨款和附加收入权利，并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第八条，以及当初马来西亚成立时所达成的协议与相关文件，如《联邦宪法》、IGC报告（马来西亚成立前的政府间委员会报告）、Batu Sumpah（宣誓石/誓约石），以及所有相关的文件、备忘录、协议、保障、建议和承诺。”

理想情况下，该动议应获得全体一致通过，但若能取得绝大多数支持也已足够。

建立执行机制

在宣布立场、表达诉求并通过相关决议后：

沙巴政府应成立沙巴州咨询委员会（Sabah State Consultative Council, SCC），以收集和审查各界意见，建立一个诉求资料库。需要重新审视沙巴的权利，包括未纳入“21项核心议题”中的内容，如宗教、教育、州元首（TYT）的职权和称谓、新宪法、地方政府、移民事务等。

委员会应开放讨论，让人民表达观点。它应由政府与反对党成员共同组成，采取跨党派合作，并广泛征求公众、民间社会和利益团体的意见。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让人民发声、参与。我们已经等待了58年，现在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来推进。

SCC委员会应被授权决定相关议题，并将明确的诉求带到与联邦政府的讨论中。

诉求的优先顺序

将诉求分为三到四个层级：

40%税收分成权（《联邦宪法》第112D条款规定）

财政相关议题（如石油收益：现金支付协议（CSA）、石油发展法令（PDA）、领土海域法令（TSA））

去中心化治理议题（如旅游、环境、卫生、教育、地方政府、农业、采矿等。

沙巴身份认同议题（如平等地位、宗教、新宪法、公民身份、州元首（TYT）地位、沙巴身份证等，这些可能需要单独类别）

政府间委员会（IGC）

SCC与联邦政府将召开政府间委员会（Inter-Government Committee, IGC）会议，以重新制定联邦体制的新框架，相当于“IGC 2.0”。沙巴必须获得事实上的（de facto）和法律上的（de jure）权利。未来势必会有政治上的交易，因此需要考虑法律上的替代方案。

真实的不满

沙巴的成立是基于当时的协商和委员会听证，而当时的沙巴领导人在事后看来是过于天真，遭到了欺骗，被许下了遥不可及的承诺。我们的不满是真实存在的。

的确，马来亚有许多理由拒绝给予我们合理的诉求，例如担心其他州如柔佛和吉兰丹也会提出类似要求，或者担心国家财政收入的巨大损失。但我们要求的只是我们的合法权利——既不多，也不少，这些权利在宪法被篡改和规避之前已被明确承诺并记录在案。

如今，沙巴人对马来亚的不满之声越来越强烈，无法被忽视。最终，这种声音将变得如此响亮，以至于马来亚只能通过压制和镇压来回应。但到了那个时候，若马来亚仍不倾听、不采取行动，他们终将自食其果。同样，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沙巴的政治领袖。（Sabah rights: Story so far and what next by Anuar Ghani，Published on: Sun, Aug 22, 2022，Daily Express，Sabah) 相關：Open letter to heads of Sabah Parties，By:Datuk John Lo）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anuary 19, 2025 at 11:13am

根地咬宣誓石（馬來語：Batu Sumpah Keningau）是位於馬來西亞沙巴根地咬的一座紀念碑，專門為紀念北婆羅洲（現稱沙巴）英國殖民地（英文：Crown colony，又譯皇家殖民地或皇室殖民地）與前殖民地砂拉越、以及馬來亞聯邦合并，共同組成馬來西亞而建立。

對馬來西亞成立的保留態度

關於組成包括馬來亞聯邦、英屬保護國文萊，以及北婆羅洲、砂拉越和新加坡皇冠殖民地在內的大馬聯邦的提議，最初在各地有影響力的社區領袖中遭遇了一些反對意見。

北婆羅洲立法議會最終於1962年9月12日同意加入《馬來西亞協議》。這一決定是在談判期間，根據唐納德·史蒂芬斯（Donald Stephens）起草的《20點協議》基礎上做出的。然而，即使在這一進展之後，沙巴傳統的原住民首領（被稱為Orang Kaya-Kaya）仍然對加入新聯邦後的州權保障抱有相當大的疑慮。

石碑上的保障

其中一名最初負責尋找宣誓石的人指出，石碑的來源需更正：這塊石碑應來源於Senagang河，而非當前資料中提到的Pegalan河。

經過一系列的討論與咨詢，時任州立法會議反對黨領袖兼傳統原住民領袖的G.S. Sundang以及他哥哥、Pasok-Momogun卡達山團結組織（後來改組為Pasok Nunukragang全國團結組織）的拿督OKK Sedomon，提出了設立宣誓石的提議。這塊宣誓石旨在總結馬來西亞政府對沙巴的承諾，同時重申沙巴內陸人民對馬來西亞的忠誠。

然而，據沙巴歷史學家扎伊納爾·阿加曼（Zainnal Ajamain）稱，G.S. Sundang並未支持關於沙巴加入聯邦的「最低保障」，而是主張沙巴應像檳城和馬六甲等其他州一樣享有完整的州權。Sundang帶著失望之情雕刻了這塊石碑。

在根地咬周邊地區（如Bandukan、Bayayo、Dangulad、Senagang、Tuarid和Ulu Liawan）收集了許多石頭，但它們均因不適合或容易破裂而被淘汰。根地咬地區專員理查德·林德（Richard Lind，後來成為沙巴州秘書）負責監督宣誓石的豎立工作。最終，從靠近根地咬的小村莊Dangulad的Pegalan河中挑選出一塊合適的巨石，由曾任北婆羅洲傳奇警隊（North Borneo Constabulary）的中士長Garukon Gurun雕刻完成。一塊由新加坡Thornycroft造船廠制作的銘牌也被安裝在這塊石碑上。

宣誓石揭幕

根地咬宣誓石於1964年8月31日在舊根地咬地區辦公室的院子內正式揭幕。揭幕儀式由聯邦勞工部長V. Manickavasagam主持，出席儀式的還有州政府官員和社區領袖，包括首席部長穆罕默德·富阿德·史蒂芬斯（Muhammad Fuad Stephens）、Pasokmomogun團結組織領導人G. S. Sundang、根地咬警區主任阿加曼·杜拉曼（Ajamain Duraman）以及其他傳統原住民首領。

為表明對誓言的承諾，根據杜順族（Dusun）傳統信仰，由一位傳統祭司（Bobolian）主持了Maningolig儀式，並進行了動物獻祭。

2010年馬來西亞日

為紀念2010年的馬來西亞日，人民公正黨（Parti Keadilan Rakyat）州黨領袖傑弗里·吉丁岸（Jeffrey Kitingan）帶領團隊在紀念碑前重新舉行了Maningolig儀式。然而，在儀式中，盡管儀式上的公雞已經被割頸，但後來發現它仍然活著。吉丁岸表示，這或許象征性地提醒人們，《馬來西亞協議》的部分條款尚未被完全履行。

宣誓石遷移與銘牌修復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anuary 18, 2025 at 11:59am

（續上）2014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日慶祝活動期間，人們發現宣誓石的銘文遭到了篡改，銘文標題「Batu Sumpah Peringatan Mengikut Parlambaga'an」（「依據憲法的紀念宣誓石」）下的字句「Kerajaan Malaysia Jamin」（「馬來西亞政府保證」）被移除。

2015年7月6日，有報道指出一名位於阿賓-阿賓村（Kampung Apin-Apin）的居民找到了原始銘牌。該銘牌隨後被交給沙巴州議員傑弗里·吉丁岸。吉丁岸表示，他計劃在下一次沙巴州立法議會會議期間將銘牌交給沙巴首席部長穆薩·阿曼（Musa Aman）。

然而，沙巴博物館館長喬安娜·吉丁岸（Joanna Kitingan，傑弗里的妹妹）對新發現的銘牌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宣誓石遷移與修復

2015年1月30日，有人提議將宣誓石遷移到根地咬土地與測量局的院內，並恢復被移除的字句。到2016年2月，又提出將宣誓石遷移至根地咬遺產博物館（Keningau Heritage Museum），並將其列入國家遺產名錄。

然而，遷移過程的不斷拖延以及聯邦政府以高昂修復成本為由的解釋，引起了沙巴政治人士的不滿。他們認為，這顯示出聯邦政府無意履行其承諾。不過，盡管一再推遲，首相署部長約瑟夫·庫魯普（Joseph Kurup）承諾宣誓石將被修復並遷移，同時恢復缺失的「Kerajaan Malaysia Jamin」（「馬來西亞政府保證」）字句。聯邦政府為此次遷移撥款約102.5萬令吉，遷移地點選定為靠近根地咬遺產博物館的一處地點。馬來西亞旅游與文化部長納茲里·阿齊茲（Mohamed Nazri Abdul Aziz）表示，遷移後的宣誓石將吸引更多人和游客前來，了解宣誓石背後的歷史故事，並將在遷移後依據《1997年州文化遺產法令》（保存條款）正式列入文化遺產名錄。

2018年9月，宣誓石被遷移至根地咬遺產博物館，並恢復了缺失的三字銘文。

銘牌上的銘文

根地咬宣誓石的銘牌以馬來語書寫，使用的是1972年拼寫改革前的舊拼寫系統：

Batu Sumpah Peringatan Mengikut Parlambaga'an

Ugama Bebas Dalam Sabah

Tanah2 Dalam Sabah Di-Kuasa Oleh Kerajaan Sabah

Adat Istiadat Anak Rayat Sabah Di-hormatkan dan Di-pelihara Oleh Kerajaan

Sebalek Pula Rayat2 Sabah di Interior Bersumpah Ta'at Setia Kapada Kerajaan Malaysia

翻譯

依據憲法的紀念宣誓石

沙巴的宗教信仰自由

沙巴土地由沙巴政府管理

沙巴原住民的習俗與傳統將受到政府的尊重與維護

作為回報，沙巴內陸的人民宣誓效忠馬來西亞政府

（譯自：维基百科）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14, 2024 at 12:20pm

舌尖上的馬來西亞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歐陽玉靖表示，2023年馬中雙邊務實合作成效顯著，貿易與投資領域持續蓬勃發展，預計全年雙邊貿易額將重返2000億美元，中國有望連續16年成為大馬最大貿易伙伴。

他指出，隨著馬來西亞榴槤成功進入中國市場和中資企業在大馬投資助力產業升級，中國民眾得以品嚐「舌尖上的馬來西亞」，同時提升了當地產業競爭力並創造高素質就業機會。

他強調，自2023年12月馬中互免簽證政策實施以來，兩國人民可享受「說走就走」的旅行便利，中方上月更宣布將大馬公民免簽停留時間延長至30天，進一步促進人員往來與文化交流，深化雙邊友誼。

歐陽玉靖也提出未來雙邊合作的4個關鍵方向：

第一、在戰略對接上力求「通」。中國式現代化與「昌明大馬」理念同頻共振，雙方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和新能源等領域全面開花，展現出巨大的合作潛力。

「雙方應以經貿合作五年規劃及『一帶一路』合作規劃為指導，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與政策對接，加強產供鏈、價值鏈、數據鏈及人才鏈的深度融合，拉緊合作紐帶，共創美好未來。」

第二、在具體合作上做到「實」。雙方應深化「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推進東海岸鐵路、「兩國雙園」等旗艦項目，並加強軌道交通與基礎設施合作，中方將支持馬來西亞發展交通、港口及物流產業。

「中方的目標是與馬方共享中國開放發展的紅利，追求雙贏與共贏，實現共同發展與聯動發展。」

第三，在合作亮點上突出「新」。在深化傳統合作領域的同時，應深挖新興領域的合作潛力，拓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等領域的合作空間，推動創新發展與綠色發展，為兩國經濟注入新動能。

「第四、在多邊協作上強調『合』。雙方將共同維護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堅決反對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同時，支持馬來西亞履行東盟輪值主席國職責，並期待其在區域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攜手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落地，共同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

「此外，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雙方將在國際與地區組織中加強協調與合作，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實現共贏與可持續發展。」

「風好正揚帆，下個50年，馬中關系這艘巨輪必將乘風破浪，駛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歐陽玉靖是在今日出席第5屆「一帶一路」馬中商業對話中會時，發表上述觀點。

出席者包括，旅游、藝術及文化部副部長凱魯菲道斯、大馬中國商務理事會代執行董事拿督鄭源炳、馬中商務理事會董事拿督方天養。

馬輝：下一個50年將迎「黃金時代」　籲兩國工商界抓住機遇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馬輝表示，馬中經貿合作過去50年不斷深化，大馬作為最早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重點項目穩步推進。同時，兩國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合作潛力巨大。

馬輝表示，在兩國領導人的引領下，馬中關系未來50年將迎來新「黃金時代」，並呼籲工商界抓住機遇深化合作。

馬輝表示，在兩國領導人的引領下，馬中關系未來50年將迎來新「黃金時代」，並呼籲工商界抓住機遇深化合作。

馬輝提出了3點建議，推動中馬經貿合作邁向新台階：

第一，順應大勢，發掘馬中務實合作的新機遇。他呼籲馬中兩國順應全球數字化、智能化及綠色化的產業革命潮流，挖掘務實合作新機遇，同時把握經貿升級的大勢，抵制「脫鉤斷鏈」，推動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

第二，弘揚絲路精神，為中馬關系發展添磚加瓦。他鼓勵雙方企業深化農業、基建等傳統領域合作，並積極拓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優化創新資源配置，促進民心相通，為中馬友誼打下堅實基礎。

第三，用好工商界對話會平台，打造地方合作新亮點。他指出，經貿與地方合作是中馬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進互信與推動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本屆對話會吸引中國多個省市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參與，期望雙方利用平台加強對接，開創更多合作亮點。

他相信，在兩國領導人的政治引領下，中馬關係的下一個50年將迎來又一個「黃金時代」，並呼籲兩國工商界抓住機遇，共同推動中馬合作不斷走深走實，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發佈於 2024年12月13日，報導：賴文鳳；東方日報）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22, 2024 at 5:16pm

愛墾網評註:中國新移民的海外契合空間～～投身文化+經濟事業者，具有（莊國土教授）「新移民」的背景知識，可從中發現海外華族與「新移民」的互動與契合的機會，而發展出新的動能。例如，中國國民在國內可能缺乏某些條件，或在海外因單打獨斗、不接地氣所以面對難突破的因素，現在因為有了新的互動與契合方式，而有了新的可能性。

我們會發現身邊的中國同胞多起來，其中一個因素，和我們的大專吸引了大陸生有關。不少年輕人畢業後留在這裡創業，成為馬來西亞-東盟與中國聯系點，是值得關注的。如何結合本地各族畢業生的創業需求，有太多可以想象的空間，但不應受到族群政策的干擾。因為它最終不僅對馬中文化經貿有幫助，也能帶動區域繁榮。這和馬來西亞留學生對美英澳紐等社會經濟做出的貢獻，道理是一樣的。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29, 2024 at 9:32pm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與領導認知衝突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BwO）概念，特別是與情動轉折的結合，與傳統管理學和領導學中的團體概念有衝突。傳統的管理學和領導學主要基於穩定的結構、權力階層、目標導向等原則，而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則關注去中心化、流動性、生成過程和非線性發展——

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對立
傳統管理學和領導學：傳統的組織和管理理論中，領導力通常由清晰的等級體系和權力結構支撐。一個組織或團體往往有明確的領導者、管理者，負責制定目標、協調團隊成員的活動並控制決策過程。團隊結構大多是中心化的，強調從上到下的管理以及固定角色的分配。

無器官身體與去中心化：無器官身體則去除了中心和層次，它強調的是去疆域化和權力、欲望流動的開放平面。在無器官身體的場域中，沒有穩定的權力中心，個體和群體在不斷生成和解構中形成新的結構，這是一種更為流動、非固定的組織模式。這與傳統管理中對穩定和明確角色分配的要求形成衝突。

目標導向與生成過程的衝突

傳統管理學：管理學的一個核心假設是，團隊存在明確的共同目標，領導者通過規劃、組織、指揮和控制等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管理學依賴的是一種線性的、目標導向的過程，強調結果和效率的達成。

生成與開放性：無器官身體則更關注生成（becoming）而非既定目標。生成過程本質上是開放的、動態的，它不追求預定的結果，而是在不斷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中生成新的秩序和可能性。對於德勒茲的視角而言，組織或群體的生成不需要明確的目標，而是通過欲望、情感和力量的流動自然地形成。這種對生成的開放性與傳統管理學中的結果導向性產生了張力。

穩定性與流動性的對立

傳統管理學：組織結構和團隊管理往往強調穩定性，尤其是在大型企業或複雜組織中，穩定性被視為有效運作和長期成功的基礎。層次結構、制度、規則和標凖操作程序被設計用來維持團隊的穩定和高效。

無器官身體的流動性：無器官身體拒絕固定的形式和結構，它強調欲望、力量和情感的流動性，這些力量不受既有規則和形式的限制。流動性意味著無器官身體可以在任何時刻解構現有秩序並生成新的秩序，而這種不斷的生成和變化可能導致組織內部的不確定性。這一點在管理學中被認為是風險，因為流動性容易打破原有的秩序和效率。

控制與自發性的衝突

傳統領導學：領導學強調控制和協調，領導者的作用是對組織內部和外部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以確保團體目標的實現。控制意味著對個體的行為、情感、動機等因素進行管理，避免混亂或過度的自發性。

無器官身體中的自發性：在德勒茲的哲學中，生成過程本質上是自發的、去控制的。無器官身體並不受任何單一主體或權力的控制，而是由不同的力量和欲望自發生成新的連接和秩序。這與傳統管理中對行為和結果的精細控制要求形成直接衝突，因為無器官身體的生成過程無法被完全預測或管理。

個體化與去個體化的衝突

傳統管理學：在管理學的框架中，個體通常作為獨立的、具有責任感的行為主體被對待。團隊的有效運作依賴於個體明確的角色和任務，個體績效也是團隊成功的基礎。

無器官身體的去個體化：無器官身體則追求去個體化（impersonalization），它是由力量、欲望和情感流動構成的非個體化場域。無器官身體的生成並不依賴個體的意志或責任，而是超越個體層面，形成了一種集體性的流動。這種去個體化的生成過程不符合傳統管理學對個體責任和績效的要求。

情感與理性決策的衝突

傳統領導學：領導學通常基於理性決策的假設，強調通過邏輯分析和數據來作出最優決策，情感的作用往往被視為需要控制或管理的因素，避免影響團隊的效率。

情動轉折中的情感生成：情動轉折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情感不僅是影響組織和團體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生成的核心動力。情感的流動與無器官身體的生成過程密切相關，它們不僅影響個體的行為，還決定了群體的生成方向和動態。因此，從德勒茲的視角來看，情感並非是需要控制的因素，而是生成和創造的重要力量。這與傳統領導學中過於依賴理性決策的模式相衝突。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概念與情動轉折的視角確實與傳統的管理學和領導學存在衝突。傳統管理學強調控制、穩定、中心化和目標導向，而無器官身體則追求去中心化、流動性、生成性和開放性。這些差異帶來了根本性的張力，尤其是在團隊管理和領導力的理解上。傳統管理學更傾向於將情感作為需要管理的對象，而德勒茲的視角則強調情感是生成的核心力量，推動了去中心化和去疆域化的過程。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28, 2024 at 3:34pm

愛墾APP: 新文創培訓教育

中國目前的教育設置對新文創的最大挑戰，主要集中在創新意識與跨學科能力的培養不足。作為社會文化再生產的一部分，教育體系的局限直接影響新文創產業的發展——

創新思維培養不足

現狀：傳統的中國教育體系以應試教育為主，強調知識積累和考試成績，而創新思維、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相對不足。這種模式下，學生往往在創意表達和獨立思考方面受到限制，難以適應新文創行業對創新性和原創性的需求。

影響：新文創強調文化內容的創新與科技融合，創新思維的缺失使得文創行業在開發新穎內容和形式時面臨挑戰，容易陷入模仿和重復，難以產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IP。

跨學科教育與復合型人才培養不足

現狀：新文創涉及文化、科技、商業等多個領域的融合，而中國目前的教育體系大多是學科分離的，缺乏跨學科的教學和訓練機制。學生往往專注於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而難以獲得整合多領域技能和視野的教育體驗。

影響：新文創行業需要復合型人才，即既具備文化創意能力，又懂得數字技術、市場營銷等其他領域的知識和技能。當前的單一學科教育模式使得文創從業人員在技術和創意的結合上存在缺陷，難以推動文化與技術的深度融合。

文化內容創意的深度挖掘不足

現狀：中國的教育體系在文化傳承和傳統文化的普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深度挖掘和創新性表達方面相對較弱。學生在學習傳統文化時，往往偏重於記憶和再現，而不是通過現代的視角對其進行重新解讀和創作。

影響：新文創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提煉出符合當代社會需求的內容和形式。然而，由於缺乏對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詮釋和再造能力，許多文化創意項目在全球化和數字化背景下顯得單調，無法實現文化創新與現代表達的有機結合。

技術與藝術融合的教育體系滯後

現狀：新文創的發展依賴於技術與藝術的結合，例如通過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文化產品的表達形式。但目前中國的教育體系中，技術類學科與藝術類學科的界限依然比較明顯，難以為學生提供技術與藝術融合的教育平台。

影響：在新文創的實際操作中，文化創意與數字科技的結合是核心競爭力之一。如果教育體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跨技術與藝術領域的綜合能力，將會限制文創行業的技術創新與藝術表達的突破。

實戰經驗和職業培訓不足

現狀：盡管中國的教育體系在理論教學上較為扎實，但缺乏與產業實際需求緊密結合的實踐性教育。文創行業需要學生在校期間就獲得充分的實際項目經驗，而許多學校的產學結合機制不健全，學生缺乏在真實商業環境中的鍛煉機會。

影響：實戰經驗的缺失導致許多畢業生在進入新文創行業時，難以迅速適應產業需求。教育體系與行業之間的脫節也使得文創人才的供需不匹配，企業難以找到適合的高素質創意人才，而學生也難以將學到的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

國際化視野的培養不足

現狀：新文創的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而中國的教育體系在國際化視野的培養方面相對較弱。許多學生缺乏對全球文化市場的理解和對跨文化傳播的敏感性，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全球市場時，難以用國際化的語言和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影響：國際化視野的缺乏限制了新文創產品的全球傳播力，特別是在文化差異顯著的西方市場，如何讓中國文化創意作品被廣泛接受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教育的國際化程度不足使得學生難以在全球背景下展開文化創作。

創業與創新支持體系不夠完善

現狀：雖然近年來中國各大高校都在推動創新創業教育，但整體來看，相關課程和項目的落實仍不夠充分，特別是在新文創領域。許多學生缺乏創意項目的創業指導與支持體系，使得有創意想法的學生無法順利將創意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項目。

影響：新文創領域的創新創業氛圍相對薄弱，使得許多有潛力的文創項目在起步階段便面臨資金、指導等方面的困境。教育體系如果無法提供系統的創業支持，將削弱新生代文創人才的創新熱情和創業動力。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8, 2024 at 10:48pm

爱垦APP：“差异”的局限性

在一个多元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交织的区域，如东南亚，单纯强调“差异”而忽略“生成”有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这是因为差异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和谐或共存，而是可能激化矛盾，特别是在差异被用来区分“自我”和“他者”、强化族群或文化界限的情况下。相反，加入“生成”的视角可以引导人们认识到差异是动态的、可变的，并且通过不断的互动、对话和融合可以实现共同的成长与繁荣。生成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路径，帮助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群体在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找到共存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因差异固化而产生的冲突。

“差异”本身的局限性

差异强调的是个体、群体或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但这种强调如果缺乏动态的生成视角，可能会导致以下几种问题：

固化身份：当差异被视为固定的、不变的，这种对身份的僵化认同可能加剧分裂和对抗。例如，在东南亚的多元社会中，若某个民族或宗教群体固守自身的文化或宗教差异，而不愿意开放接纳其他群体的特质，差异就可能变成划分界线的工具，强化彼此的排斥感。

“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差异如果被过度强调，容易导致将世界简化为“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化、信仰和族群的互动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特别是当某些群体试图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将他者视为威胁或竞争者时。

权力不平衡和差异的政治化：当差异与历史上的权力不平衡结合在一起，差异很容易被政治化或工具化，成为某些群体谋取利益或控制他者的手段。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族群差异或宗教差异被利用来制造紧张局势，造成族群冲突或宗教冲突，并非鲜事。

“生成”带来的动态解决方案

德勒兹的“生成”（becoming）强调的是变化、过程和转化，意味着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生成、互动和重塑之中。这一概念在多元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视角，帮助人们理解差异不仅仅是分裂的来源，还是创造新关系、融合和共同成长的机会。

差异中的生成：强调生成意味着承认差异的流动性和变动性。文化、宗教和民族身份并非不可改变，而是通过历史、互动和体验在不断演变。东南亚的多元文化背景正是这种“生成”的典型范例，不同文化、宗教信仰和语言在相互交融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

共生成与共存：生成的视角为多元社会中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解决方式。通过生成，差异不再被看作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群体可以在相互影响中共同成长，并创造出新的混合形式。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历史上便是这种差异共存、文化交汇的产物。

对话与协商的过程：生成强调过程和变化，也意味着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处理差异。在东南亚的多元社会中，如果各群体能够通过持续的对话来认识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相互理解与合作，生成的过程将带来更和谐的共存。

以“生成”缓解冲突的可能性

强调“生成”可以有效避免因固守差异而导致的对立。通过生成的视角，不同的文化、宗教或族群能够在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共通点，建立合作与融合的可能性：

文化混合性：东南亚有丰富的文化混合历史，如马来文化与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的长期互动，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和宗教实践。这种文化混合体现了生成的力量，表明即便在差异的背景下，通过互动可以创造新的、多元的社会形态。

包容性民族认同：通过生成的视角，可以重新构建包容性的民族认同，而非基于差异的排他性认同。东南亚国家中，成功处理多元族群和文化关系的往往是那些能在生成中找到共同点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它们通过包容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来缓和不同族群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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