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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20, 2024 at 10:01am

而此时此际，彭亨国主命人 题字送匾，与众治子共同表彰“大唐本头公”之精神传承，定位曰 “德泽流芳”，由此肯定华人开拓之功、助战之劳，意义匪浅。国主御赐此匾额，虽说是一位名叫林邑的人物代题，可这也证实国主身傍也有熟谙汉学艺文的人物，才能确定以赞颂彭亨华人列圣先贤 “德泽流芳”勉励后世。

匾额文字可圈可点之处，是国主在匾额上的自我定位。此一 “洲府王”称谓，不见得是沿续当地华人比照明清王朝体制的理解。自称“本洲”并不等于以“州”自称。最重要的是，此时彭亨国主Ahmad 尚在坚持廖内苏丹王朝正朔，是以王者身份为廖内苏丹 担任财务大臣，并维持着彭亨的自主，统辖治内各路领主。他是一 直等待至1882年，以廖内复国无望，方才接受群臣劝进登基，延续马来苏丹王国传统，成就现代彭亨苏丹世系。

以“洲府”而有 “王”，可能是基于彭亨国主当时在廖内王朝体系拥有 Bendahara 53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54 Siwa Raja尊号，根据马来世界对于跨海wilayah（领土/治域）的概 念，选择的翻译。如此简明扼要，也是适应了华人民间传统以来本 有尊称“XX府君”或“XX府王”的习惯，方便华人的理解。

若按照当年傅吾康和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收录北根老庙前诸墓碑，他们所见的1866年至1900年之间的立碑，先人祖籍可考者，其中一位来自潮州潮安县茂龙屯，其他来自潮州澄海县金砂乡三、西陇乡一、鸥汀一、岐山一、风陇一，嘉应州者有二； 还有其中一块无法确定的“世居柯陇乡”碑文，① 主要都是来自清 朝建制惠潮嘉道的潮州和嘉应两地。再根据2020年发现的墓碑，以及原来记载矿区文献，亦是更进一步证实，这段时间的彭亨居民，实际上包括惠潮嘉道的惠州海陆丰各地。而文西阿都拉在1938年登陆北根时，听到都是客家话，或者是他个人经验。可是他未必能肯定他在当地遇上的华人都是“客家人”。

即使当时汕头尚未开港以前，那时北根的华人实情也不见得只有客家人，地方上的方言也不是客家语系独当一面。他可能仅仅是恰巧遇对方和自己同行诸人都熟谙客家话，发现用客家语交谈方便。 正如上边曾说，1990年代以前列圣宫旧庙前边幸存的墓碑，有 好几块墓碑是潮州府澄海县金砂乡先人的墓碑。

在2020年发现的这些墓碑当中，除了黄学科夫妇墓碑以外，志明“同治十三年” （1874年）的曾镇贤夫妇墓碑，上边也是刻着“考金砂寨镇贤曾公、妣东郊乡妙富谢氏 墓位，同治十三年甲戌二月 仙游”。清代 潮安县的金砂寨和东郊乡，位置分别在今日的彩塘镇和意溪镇，是潮汕语流行区。曾镇贤的年代，同一条海路有不少潮州红头船载人到彭亨港口上岸，目的地却是从彭亨陆路走向南边的柔佛。

1844年 南下的其中一艘洋船，船上载着不少金砂寨乡亲，其中就包括当时穷困潦倒的陈旭年，此人后来领导着马来亚南部潮州乡亲，支持柔佛新苏丹政权，完成现代柔佛变革的缘起。因此，在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可能源于他到达彭亨的时代，北根代表的彭亨对外工商业以客家矿业商人为主，潮语系华人参与集体社会，也通用客家话。 ① 同上注，第502-507页。 再以黄学科为例，黄故甲必丹的墓碑上，刻着原籍“揭阳县梅岗都”，即现代揭阳县揭东区，由此可知黄甲必丹的祖籍地本来是 潮-客方言群混合区。

因此不难想象，甲必丹身在彭亨当地，是须要使用梅岗都“半山客”方言，和日赖矿区那些惠州海陆丰“半山客”沟通。何况，他们彼此使用的方言，源头都是潮语盛行区域影响的客家方言。既然知道黄学科是“揭阳县梅岗都”人，所以甲必 丹在当地伯公庙留下的神主，上边会写作“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也就合理了。因为此地当年的地位，不是后来的小镇。当时是彭亨全境华人，以列圣宫的地位，替共同的已故甲必丹立牌位。 所以这“嘭哼”二字，要是以客语发音来唸，是符合当地客家矿户 的要求，也会较接近以客家方言唸诵汉字对接的马来语原来发音。

这种案例，当然也是潮惠两府客家方言语腔在当地互通的例证。若非黄学科甲必丹的墓碑在2020年出土，对照他原来在列圣宫的神主，确实是很难断定，早在文西阿都拉1938年到访彭亨以前，就有黄学科其人在1825年以前，是以潮州人身份，成为彭亨州的潮州籍贯的华人甲必丹。可能那时的彭亨正如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是通用客家话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这少数墓碑，至少能证实当地的华人社会，是一个跨县份认同的，主要包括潮客语 系相处的华人社会。

所以以后在黄学科去世后，他的神主牌位又是出现按照客家语音书写文字的痕迹，也是顺理成章。而文西阿都拉 19 世纪的彭亨“华人乡镇”记载，一直流传至今，内容详尽，也足以反映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在那时是和其他族群密切互动的。 由此回溯清初潮惠地区老港口，其中最能接近彭亨北根航路， 较多可能避开官府干涉的港口，应是惠州陆丰县的碣石湾。

这个港 口在明清海禁时期也一样是私商不绝，先民常年两地往来当非难事。又或者，其中也有些先民是借助现在的神泉港和靖海港出海。 这几个港口，本来就是粤东各县潮客语系方言群常用的出入口岸。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19, 2024 at 7:52am

大家在清代也还是按照上述《顺风相送》当年标示的沿海航道，一路以洋船相续，到达北根。再到天津条约，西方国家要求打开潮州的通商口岸，促成原来潮州城外的汕头地区于1860年开埠，北根海上对接的港口当然也会相应变化。

但那以后，碣石湾还是有不少帆船，来往南洋各埠。就客观而言，碣石湾的地理，主要最方便海陆丰潮客语系先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虽说汕头开港源于外国势力要求，可是一旦它成了沟通潮汕方言地区新兴经贸大港，就更有条件促成后来北根盛行潮州方言的现有面貌。 另外，2020年出土墓碑当中，志明“同治丙寅年”（1866年） 的“日·考吉昭甲必丹癩林公墓”，遣词用字更值得考据。

这位叫 “林癩”的甲必丹，在当地生活的时间相互重叠在林子廉甲必丹的时代。假设其墓碑使用的“日”字源于潮语和客家话“日赖” （Jelai），“吉昭”亦是马来语“Kechil”的音译，意味“小”，则 “林癩”的身份便是“日赖小甲必丹”。

这种地方性质职称，归属 于日赖土侯（Raja）领主的下辖，按理也得跟随土侯，面向北根王城称臣，遇上地方大事，也得知会北根王城委任的“甲大”，相互协调。“日·考吉昭甲必丹”的表达方式，也是认定墓主身份的规范用词，相比起“钦授嘭哼甲大”，“吉昭甲必丹”不属“钦授”，是不同层次的身份地位。由此或更能理解当时彭亨政治结构。

当各地方华人开拓群体众多，又多有牵涉多民族构成共同体关 系，而具体地区治理又是面向统治者和当地领主两种治理层次，北根王城的“甲大”以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当地的甲必丹，他们和王 城的甲必丹分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彭亨北根以外各地区另外有小甲必丹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这些甲必丹很多时候都需要仰仗地方领主相互支持，合作对外。1887年，在彭亨协议成为英属保护国的前夕，英方代表Huge Clifford奉命前往瓜拉立卑（Kuala Lipis）等地考察。他在2月抵达槟绒（Penjom）矿镇，会见了瓜拉立卑的马来领主，双方也有谈论起当地华人甲必丹遇上的压力。

马来领主告诉英方，当地华人本来世代在那边开矿，缴贡给当地领主，立卑华人甲必丹近期还拉拢了几位“头家”到槟绒（Penjom）投资，集股三万元开采当地金矿和锡矿；可是到了1885年4月，当地出现了外来的欧人矿家，拿着苏丹颁发的土地批文，依靠苏丹跟前的贵族红人作为靠山，便想侵占华人开发的土地。①

苏丹的授权文字是说：“以华人正在工作的槟绒为据，从那边开始，向着右边和左边各五英里，前面和后面各五英里”，可是欧洲企业则表示这是他们获得授权接收华人矿地，便想谈判说要赔偿七百元，打发华人。而欧人另外也占据着日赖王侯表 兄弟投资的一处金矿，更声明一分不赔。

① Huge Clifford的日记影印材料，可见于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Clifford, H.,

立卑领主眼见自己镇上数百华人与马来人都要失业，出面找欧人交涉，结果遭受欧人助理拔枪恐吓。① Huge Clifford 后来也探悉，苏丹当时谕令当地领主和头目，凡 是领主代表本邦授权他人开发土地，半年内再未开发，欧洲人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时日赖王侯也是感受很激烈，自觉本身不受尊重， 对这些外人又是鞭长莫及。不论领主或甲必丹，或者他们传统上的友好华商，还有数以百计华人和马来人矿户，都认为外人正在霸道的闯入和践踏他们的家园。②

而这时英殖作为欧洲强势，掌控着马六甲海峡主要港口，更有机会回应民众，出面斡旋，趁机介入彭亨国政。 2020 年同时发现有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碑文信息亦很丰富。根据傅陈先前对神主记录，郑昌俊逝世于1894年。当时彭亨已经成为英国属邦，华人人口也比过去稀少。郑昌俊的夫妇合葬碑，保留着华南传统，是夫婿葬在中间，平妻则是以入门先后，分葬左右两边。

此碑最底刻着“墓”字，上边依序由左到右三行直排 “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考特授呷咇丹昌俊郑公、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这和原来列圣宫中藏着的夫妇三人神主，是一样的表述方式。三人神主格式作“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显考特授呷咇 丹昌俊郑公之神主、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③

同样这夫妇三人的神主牌，相对于他们的墓碑，除了排位增添冠首共用的“显” 字，以及“之神主”代替了“墓”字，其余都是重复着相似文字和排列，可见这些职称所是家人亲友重视和熟悉的。

1888.Journal of Mission to Pahang, in Hugh Clifford Diaries（CO 273/144）,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由于本文写作于马来西亚宣布紧急状态和疫情管制令年间，档案馆长期不开馆，翻查不易，以下Clifford相关事迹，皆转引自Linehan《彭亨史》为主。 

① Linehan, W.,op.cit., p.109.

②Ibid.,p.110.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 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9页。


如果按清朝规制，大凡妇女有“诰命”，往往由于母凭子贵或妻凭夫贵，包括有些是在死后由于夫贵或子贵而被追认，并没有实权；反而“特授” 是具有实权意义的。

这块墓碑上边所谓委任夫君“特授”甲必丹，平妻之间前者为“诰命”，而次者有“特授”实权，显然亦如黄学科获得的“钦命”，并非来自清朝廷体制，是源于彭亨国主有钦命地方管理人才的实务需要。

当地华人当然早即认识自己处身多民族共同体，属于当地社会一份子，观念上也自视为彭亨国开拓子民，才会欣然接受“钦命”或“特授”；所以郑昌俊墓碑上称“京”可能是指王城，由此尊崇国朝甲必丹夫人，可视为生前死后的荣誉，刻在墓碑光宗耀祖，遗教子孙。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18, 2024 at 3:41pm

如此看来，当时应是本有预计，以为后人将会本土世代相传，年年清明扫墓。再说，郑昌俊的墓碑和神主，都是把“甲必丹”首字写成“呷咇丹”字。不论在闽南、广府、潮州方言，以“呷”字音译“甲必丹”原文，都不可能对称马来文称呼“Kapitan”的第一和第二个音节；只有根据客家话的语音唸这个字，特别是按照海陆腔，才会音调异常接近。

由此可以推论郑昌俊墓碑和神主都是以客家话书写。 而参照现代汉语拼音，粤语 “孺”的发音应作“yu”，粤东各地客家话则多唸作“Yi”；而按海陆腔，以民初“注音符号”注解海陆腔如何把“孺”唸“Yi”，其声母“ㄖ”是带有擦音的龈后音，韵母则是单韵母“I”，正如现在台海两岸客音教材也可以为据的， “孺”和“姨”在海陆腔是同样发音。

以华南客家人常在墓碑和神 主尊称已故妇人“孺人”，此处之前也有黄学科甲必丹夫人称“孺人”，可见此地相沿祖先旧俗。但彭亨本邦自1857年以后便遭遇超过二十年内战和对外作战，内部大量人口流失；因此，若承认彭亨华人屡经战乱，文化水平备受干扰，也可以考虑后来的墓碑会把夫人称呼为“姨人”，恰恰可能关乎识字能力高低。这反过来也算一项证据，反映隶属惠州府的海陆丰先民自18世纪以来便有许多人在当地终老，战乱期间也有许多人是一直留在当地生活。

图5：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

总的来说，以这些出土墓碑对照现在彭亨北根华人社会面貌， 可见19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基本源自潮语系和客语系。文西阿都拉 发现当地华人都是“客家”，应当是他在北根遇见的华人，祖先多源自惠潮语盛行区；其中有些人虽然源自潮语系，但生活在半山客同胞之间，也会说些矿区同行的半山客语。

这样并不矛盾于现在北根的地方社会印象，认为北根自二战以前即是潮语为主，甚至居民会把北根唤作“小潮州”。①因为这个印象，不离 19 世纪中叶汕头开港以来的变化，即彭亨华人本以潮惠先民为主，历代长期接引亲戚南下的结果，也会影响当地社会流行的潮客语方言。

彭亨的客家人，自18世纪末以来更密集迁徙往北部矿区；而北根却继续是统治者的行政中枢，也是联系华南各地的港口商贸地带，王城街上当然也会流行主要经济群体在矿区的方言。可是开商铺的群体和采矿的群体，不见得籍贯相同。一旦北根与汕头交通方便，更可能会改变市内华人人口构造。

①拿督陈延明口述，电话访谈于2020年11月21日。


到了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提到独立前北根华人居民多属潮州人，已经是说：“潮州人及其他籍贯的 华人之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板厂 及收购土产等。”①

另外，自1860年，彭亨华人生活遭遇最大变化，其实不见得是源于汕头开港后，潮汕到当地落户经营各种生意的人口愈多，造成 潮语在王城周遭逐渐势强。更重要是，彭亨全境在接下去将近三十年，历经动乱和政经变异，变成人口凋零，出走者众。 自敦阿里在1857年病逝，其长子Mutahir早在父亲年老时已有摄政姿态，在附属北根的甘崇（Ganchong）地区代父行政。

而 Mutahir继任亡父位子后，更觉实力在握，并没有按照父亲1856年5 月立下的遗书，把关丹和兴楼（Endau）两处领地分封给弟弟 Ahmad。这导致双方追随者差点敦阿里的在葬礼场合剑拔弩张。这之后，Ahmad于西历7月到新加坡邻近各处招兵买马，引起新加坡 英殖民政府关注，也给了对方涉入彭亨内政的机会。英殖政府一再 阻扰Ahmad企图联系和发动支持者，并知会彭亨统治者各种相关消息。②

可是，后来Ahmad离开新加坡，北上登加楼结集支持者，就不是英殖能阻止的。他还获得登加楼国主的承诺，发令其王国底下甘马挽的各路土侯助战。Ahmad在该年11月率领甘马挽船队南下， 很快就和彭亨境内义军会师，以历时五日五夜攻陷北根华人村；而甘马挽部队为了鼓舞士气和报复抵抗，允许将士在北根抢掠敌人七 天七夜，连带彭亨各路起义王侯也得于分羹，以增加财富酬劳义 军，之后部队方才整顿离开北根，再向甘崇（Ganchong）进军。③ Ahmad在1857年一度占领北根，也是暂时的，不久因战事不顺而撤退。

英殖一再插手阻止Ahmad的外援，柔佛则派出武义士（Bugis）民系战士支持原政权，并且从霹雳王国雇佣米南加保 （Minangkabau）战士对付叛军；这使得Ahmad 屡次企图举事，屡次都不顺利，发生许多转折，一直到1863年5月方才重新入主北根。此前，华人看来都得继续服从原来的统治者，才能继续维系中国大陆、柔佛和英属新加坡等地的贸易往来，也年年继续维持亲友出入本境，来往大陆。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 Linehan, W.,op.cit., pp.66-68.

③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3.


《彭亨纪年》有一段记载是说，当甘马挽、 关丹和日赖等地联合部队在1863年攻陷北根的华人村，那时北根的华人都很害怕，态度就像他们平日遇到灾难祈求大伯公的时候，诚惶诚恐，主动把各种布料和食物奉献给入城的军事教长和义军将士，也有的人在现场请求饶命；而所有新政权的教长和将官则是一致同意，既已攻城成功，是应该既不杀人也不充公财产，宽赦所有华人。①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16, 2024 at 8:02pm

这段记载其实能反映北根华人在动乱时代的势单力薄，以及 交战各方也意识到华人对经济稳定的作用。《彭亨纪年》的作者会以膜拜“大伯公”形容华人商民的诚惶诚恐，可见北根华人围绕着 “列圣宫”作为信仰和社会中心，很早就是马来民众熟悉的生活印 象。

那些华人甲必丹，他们在掌权者底下维续商贸过活，其实都是缺乏实力和话语，无从有足够实力应对武装干戈；而新政权在攻入城中以后，其实也是理解这些华人区居民的状况，视为只是为了谋生的无辜百姓，应受宽待。

现在要论19世纪彭亨北根这些已知的各位华人甲必丹的任期， 不论根据1970年代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提及的生卒年代，或者是再加上2020年出土的墓碑文字，还是会有一定难度。


除了黄学科是肯定去世于敦阿里时代，其他甲必丹都可能属于敦阿里、Mutahir和Ahmad父子三人之间任何一位的执政年代。再 到了英国人在 1887 年底把彭亨纳入英属，自郑昌俊甲必丹去世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夕，北根仍然长期实行甲必丹制度。 彭亨历史上，Ahmad自1863年战胜兄长，他在接下去半个世纪的统治，展现出的政治优势，是善于积极调解许多过去恩怨。他首先宽赦敌对派系的先父臣子和亲友们，并迎娶敌对的堂兄弟的姐妹。

再到1870年代，Mutahir两个儿子一再谋叛后逃亡至雪兰莪，在当地遭遇地方土侯打击，Ahmad 不止是原谅了侄儿以及接应他们回归彭亨，他尚且承诺侄儿，挥兵参与雪兰莪内战，支持当年收留保护其侄儿的一方。邻国柔佛统治者原本是Mutahir的女婿，支持过岳父对付Ahmad，双方还在刁曼岛等处领土纠纷，可是等到柔佛1868年将各岛领土划归彭亨，两人怀念亲戚往来，又是长期声气互通。

①Ibid.,

1882年，Ahmad听从了柔佛国主建议，以廖内王朝业已遭受荷兰殖民瓦解，彭亨无从继续奉廖内为正朔，于是接受各地领主拥立彭亨苏丹王朝。再后来，Sultan Ahmad又是由柔佛协助和斡旋，谈判接受英政府成为保护国的条约。自Sultan Ahmad引入现代法治观念， 一直到他1914年离开人世，马来各邦的发展和对话，确有助各邦后来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亦是当代马来西亚立国的基础。

彭亨华人1860-1870年代记录固然稀少，可是此时彭亨历史重要大事，都是围绕着消弭战乱的和解，以后又演变至挥兵义助雪兰莪战争；因此，列圣宫的“德泽流芳”牌匾，作为Sultan Ahmad在那年代肯定彭亨华人的象征物，历史意义相当重要。彭亨联军于1873 年11月入住雪兰莪港口（Kuala Selangor），宣布战事基本进入尾声，列圣宫也在1874年清明节奉获国主嘉奖，在清明节期间，为了华人能贯彻彼等祀奉“大唐本头公”的精神，送上了“德泽流芳” 匾额。

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更不能说是时间上的巧合。 彭亨王国在1872至1874年参与雪兰莪内战，Ahmad亲自带领各地领主和头目从雪兰莪东北方入境，占领过现在的甲洞 （Kepong）等地区，当时一再动用各地华人协同作战，是否曾经动用全部彭亨日赖、立卑、劳勿等地开矿群体，抑或只是要求矿区和港口华人在后方支持生产和贸易，难以确定。


而比较清楚的记录， 是说彭亨部队包围吉隆坡期间，动用过雪兰莪叶亚来甲必丹的联 军，攻打间征（Kanching）战役更是借助叶亚来属下Ah Chin的七十 名华人竹筒火箭射手；而彭军行军路线，都是沿陆路和河道西进， 或者借道柔佛再以海路北上，彭亨的文冬（Bentong）或者雪兰莪的甲洞（Kepong）、莪唛（Gombak）和巴生（Kelang），还有霹雳王国的士林河（Slim）等战区，都是牵涉着彭雪两邦华人大面积的矿区和经济作物区。①

至到上个世纪，居住在上述几个地区的华人，还是有不少人互相拥有亲友关系，同姓者也可能追溯祖上源自同村的 族谱，迄今是彭雪两地许多老人家的童年回忆。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pp.191-205.

根据记录尚可追溯，在1870年代上半叶，正当霹雳和雪兰莪发 生内战，一直到两邦内战结束后的1875年，彭亨的立卑（Lipis）河 畔，槟绒（Penjom）作为河畔的港口聚落，也是市集中心，以水路 密切连接着日赖金矿与锡矿区，却是在和平中迎接自己的发展；河 边整排店屋后头保持着的老残水井，是专供大众打水“冲凉”，当 地领主也是住在这个华人为主的矿镇，方便处理日常公务。①

但是， 随着彭亨人参与雪兰莪战争获得胜利，彭亨统治者回到本境政治， 也得应付各地领主在战后的实力演变，处理内部势力的相互矛盾， 所以更有必要权威凌驾各路领主，贯彻王权。1875 年前后，不论北根或是各地贵族领主，相互间屡有矛盾，不仅仅是权力暗斗，有时 也会兵戎相见，北根也曾一再爆发讨伐立卑和日赖的武装冲突。②

这 亦是上文提及Huge Clifford在1887年遇上的历史背景，领主为了自 己底下的民众，也是邻居兼税户，向他诉苦了。每逢地方政治角 力，当地华人甲必丹当然也会陷身困扰。 另一方面，彭亨除了各级华人甲必丹，其实还委托过新加坡华人作为王室代表，斡旋英殖事务。

彭亨统治者Ahmad昔日失意时， 曾经主动流亡新加坡，结交了不少老相识；自他在 1863 年掌握大 权，他也不时致函新加坡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解释彭亨立场，以防止英方介入干涉。所以，从文献可知，彭亨统治者决定介入雪兰莪内战，固然需要境内华人甲必丹维护境内经济收入和社会秩序， 可是统治者境外也有亲自委任的华人代表，协助处理对外交涉，主要是对英交涉。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15, 2024 at 10:34am

1865 年，英国曾经派遣两艘战舰巡弋彭亨外沿列岛，说是有英籍华人到其中一座岛上伐木，惨遭抢劫杀害；而当时统治者 Ahmad 面对英方气势汹汹，明知这是彭柔领土争议地带，也不做激烈回应；他反而机智咬定凶手是非法潜入的柔佛子民，推卸掉彭亨责任，也欢迎英军周游列岛搜寻犯人，借机暗示彭亨拥有这列岛主权。③

①Clifford, H. 1897 (1903, reprinted).In Court and Kampong. London: Grant Richard. pp.225.

② Ibid.,pp. 210-229. 63

③ Winstedt. R. Oop. cit., p.108.


再到 1874 年，英方再以一名柔佛村长在兴楼河遇害， 怀疑彭亨统治阶层教唆杀人，把追究规格提升至英督登陆北根，以 访彭名义兴师问罪；但后来彭英双方同意组成调查团，英方调查官员反而出乎总督的意料之外 。①

新加坡总督留下 的文字有说，此时彭亨在新加坡的首要代表，是一名华人。英督也 说，他发现彭亨统治者通过写信给华人首要代表，一方面是要嘲笑英方总会捕风捉影，另一边却是趁机示好，演变成向新加坡招商引资，说明彭亨会听取英督建议，以优渥条件对外开放，保护外人入 境生命财产，同时彭亨提出愿意出高薪，要从新加坡引进两百名华人采矿者。②

可是，那时一些英殖官员轮番观察彭亨，发现这期间彭亨大幅度增加征税，才是构成境内华人大量流失的内在原因。当地矿工大 凡西进霹雳和雪兰莪两邦，能有当地联系，都设法会留在新地方聚 会同乡亲友，共同开发新矿区。而彭亨自1880年，本来正和邻近 Jelebu发生领土争议，Ahmad那时处理王位传承更倾向子传父业， 也造成原本一直以继承人身份追随在他身边的弟弟，心怀不忿，双方支持势力一度交战；不过Ahmad这时确实也在引进欧资，还有新加坡华人资金，在国内圈地开矿。③

可是在新加坡邻近水域，太多其他欧洲人物出现在彭亨，而彭亨不受英国协调，对英国未必是好事。在这背景下，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Frederick Weld在1885年发函给英属霹雳王国代理参政司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要求瑞天咸访问彭亨，就不只是为了一探虚实，而且是希望能游说苏丹， 确保彭亨政治有利英国的亚洲海域布局。 瑞天咸既然在霹雳王国服务英女皇政府，行程以考察彭亨内陆为目的，所以瑞天咸就不必从马六甲海峡南下新加坡再北上北根。

他是由霹雳的巴都雅也（Batu Gajah）出发，翻山越境走入立卑的槟绒，成为第一位从霹雳山路越境彭亨的英国人，再一路走向日赖等地，也一路上考察民情和物价，以后再顺着彭亨河顺流行船，直抵北根，包括在彭亨河口探访Pulau Tawar和淡马鲁（Temerloh）之间 华人甘蔗糖工坊。④

① Parkinson, N., 1964.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1867-1877.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4.pp.187-188.

② Ibid.,p.188.

③ Thio,Eunice.,1957.The Extension of British Control in Pahang.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30(1),pp.51-52.

④ Swettenham,Frank. A., 1885. Journal kept during a Journey across the Malay Peninsular.

瑞天咸之前，英国地理学者D. D.Daly也曾在数年前带领一支勘察队伍，从森美兰王国入境，经历崎岖山路，一路走到北根；不过 彭亨统治者Ahmad接待过这些人以后，并不乐意让他们知悉金矿区的确切地点。①

按瑞天咸记载，他在到达立卑时获悉，只要再步行约一小时，就能抵达附近的日赖老金矿区。②

而瑞天咸经过此行，显然更关注彭亨的经济局势。他意识到北根距离矿区较远，又得继续从港口经济抽税去支撑王城，结果是会造成各种物品价格失衡，剧烈影响民生。瑞天咸后来的北根观察报告，即以彭亨面临长期内耗，建议英方尽快介入彭亨，协助改革制度。瑞天咸指出，这里马 来人大多很贫穷，华人矿户也只有约百余人，但偏偏在立卑等地， 民众不论购买必需品或奢侈品，产品都是事先征收高税，首先落入北根的华人手上，再由这些华人随意定价出售。③

可是矿镇华人有矿镇华人的苦衷，他们告诉瑞天咸，任何人到当地开采黄金，都可能被他人以各种理由掠夺一空；而华人则是由于民众缺乏开矿经费， 加上认定体制不够公道，没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生活。④

 英方根据瑞天咸等人入彭摸底的报告，更积极提出要介入彭亨内政，要求确保当地的政策、法治、军事安全，其建议看来都是堂皇有理的。此时英国已经殖民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霹雳和雪兰莪又是英属保护国，彭亨作为不论海上或陆上的邻居，原产品也多从英方港口转向西方；所以英方对于彭亨的设想，是不管彭亨发生 任何变化，理所当然是可能损害双方共同利益。

更何况，当时彭亨境内许多投资项目，都是源自新加坡，英方有责任保护殖民地居民 的利益。瑞天咸还说了，地方缺乏治理，已经导致各族居民难以在本来富庶的土地上维生，他举出劳勿一位马来贵族苦苦支撑金矿为例，指出由于矿场缺乏资金，矿区就只有约二十名华人矿户继续工 作，时作时停，有时是常年累月在停产。

⑤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1-38.

 ① Daly, D. D.,1882. Survey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Native States of Malayan Peninsula, 1875-1882.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4):401.

② Swettenham, Frank. A., op.cit., p.16.

③Ibid.,pp.9-10.

④Ibid.,pp.16. 65

⑤Ibid. 瑞天咸访问彭亨不两年，到了1887年，彭亨其实变化更大。上文说过，Huge Clifford在1887年2月访问彭亨，曾经遇着立卑领主投诉，说有家欧人和马来贵族合作的新企业，利用宫中书写授权书 有模糊之处，自行解释其中不够详尽的内容，强行侵占槟绒华人甲必丹连同日赖王侯亲友在当地的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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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新企业其实就是在1885 年，也就是瑞天咸到访的那一年，4月27日获得王宫的授权书。而 Huge Clifford为着斡旋此事，约见欧人企业经理之前，当地的数百华人和马来村民，愤恨生计遭受剥夺，已经计划着攻打欧人办事处，只是立卑领主正在极力劝阻。但欧人预想着统治者山高皇帝远，企业也就不必在意村民意见，所以见着Huge Clifford，只说愿意雇佣留在原矿区的华人矿户。

最终，Huge Clifford谈判还是有较好的结果，是华人和马来人矿区可以继续经营，只是他们原来要贡献给苏丹代理人百分之十的收成，以后要改交给这家企业。① 1888年，Huge Clifford正式成为英国驻彭亨代办，在他的任期间，那些到彭亨圈地的欧人企业正在面临过去制造的后果，境内已经很难找到华人劳动力。Huge Clifford这位英殖驻彭亨代办，职务类似紧邻国家驻彭领事，在扮演着“劝请”苏丹的角色，过程中亲自见证着当地矿工短缺，还有稻米歉收等灾难，目睹着穷困民众被 迫把自家耕田的水牛贩卖去邻邦雪兰莪的巴生（Kelang）；而Huge Clifford这时更明显的发现，那时很少华人愿意继续留在彭亨，他只 能想好如何说服苏丹实施各种政策，吸引更多华人到彭亨住下来安 居乐业。②

不能否认的是，整个19世纪，彭亨地方华人社会主要依赖农矿业经济。他们的收入起起落落，主要还得根据国际原产品市场需 求。一旦彭亨境内华人觉得生活不下去，在彭亨讨生活越来越难， 而邻近区域的社会经济面貌又是可供比较，彭亨华人社会就可能发 生大量人口流失，集体力量也会变得势单力薄，内部社会风气更是 涣散，文化水平低落。如此背景，甲必丹的素质和社会地位，亦可能大不如前。郑昌俊甲必丹逝世后三年，自英方参与整改彭亨内政，北根的甲必丹剩下的权限似乎就只能处理本镇的事务。

① Linehan, W.,op.cit., p.110.

② Linehan, W.,op.cit., p.123.

1897 年 9 月 27 日，《槟城新报》报道：“华籍商人某，係彭亨属北矸之甲必丹也，风闻日前该处参政司判定监禁三年；又闻甲必丹所以被禁之故，厥有三款：一因受贿，一因勒索，一因吓诈云。”①这位甲必丹似乎也没有按照传统处理，不见入祀列圣宫接受公众祭祀。

七、19世纪末

英方介入以后有待重构的历史叙述古近代彭亨国华人的历史生态，不论衣食住行，端赖着海上帆船交通，又是要接受着季候风的制约。彭亨华人历史，也正如南洋许多地方的华人史，是不能简单而粗暴的预设认知，以为先辈主要是受着殖民政策干预，被他人“卖猪仔”下南洋。彭亨自唐宋元明，位处南海航路“海中”的位置，随着海上交通频密，就是帆船顺着季风停驻聚居的选地。

当华人帆船根据季候风航行，彭亨历代国主，也不可能不重视邦国优势，经营彭亨河相连海洋的岸外水 域，造就西洋中途贸易枢纽。人们到达北根，是既可以从陆路往西 到达马六甲海峡东岸，也可以沿海北上南下，或跨海往现在的菲律宾南部、加里曼丹，还有爪哇等地。由此亦促进当地航海华商为主的聚落，大众年年长住在彭亨半年有加，期间来往邻近海域诸地交易产品。

彭亨华人历朝早在北根和内陆聚族而居，在当地形成本身聚落社会，又和其他族群多元共生，也就并不足奇。所以历朝以来，一代接一代人上岸彭亨，其实都不是对当地空白无知，而是根据祖辈传承的航路与生活知识，融入历代先行者留下的聚落、社会与周遭联系；这里每家都可能有几个“蕃仔”，是少小送去潮州或揭阳私塾上学，长大又回到立卑或槟绒看顾生意，到了北根公共场 所就会参与大众祭祀“大唐本头公”，日常在家中则天天朝夕膜拜 “唐蕃地主财神”。

甚至来来去去的人，都可能要协助两边的亲友传口信，包括带口讯给终老于华东南地区的“蕃婆”祖母。 根据Clifford的记忆，华人一直到下世纪初期，还有人在使用马 来世界常见的窄体长条船，雇佣苏门答腊人与吉兰丹人为他们划 ①《槟城新报》，1897年9月27日。 67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68 船；可是那时欧人入主的矿区，已经使用蒸汽发动的浅水航行船， 来往于槟绒和港口之间；而在彭亨河下游，则依然流行短程出行不划舢舨，而是划竹筏。

这些人工绑札的竹筏，很方便载人载物，但是在彭河上游罕见有人使用，通常都是4英尺宽而长约20英尺，出行任务完成后，又可以拆开还原成一根根分散的竹杆，在市场售卖。①

要等到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间，海上蒸汽轮船越趋普遍，新加 坡势成新的集散港口，北根方才完全失去元明犹能保持的盛况，再难成就南海中途贸易枢纽。可是那时市镇岸外的海上，虽然不再停泊太多帆船，河上还是有许多舢舨和舯舡，延续19世纪以前的情景，继续衔接着河口与海上的接驳运输。

尤其在汽船和陆路交通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彭亨境内各地延续着传统的水上交通，依旧左右 着地方民众生活的出行方式。正如拿督Mahmud bin Mat后来的回忆，在上世纪以前，彭亨有很多人家是居住在靠近河边或沼泽附近，其中有些住家是准备了自家的家庭用船，不过，当他全家在 1907年用家里的船送他出门到外地唸书时，当时川行新加坡与彭亨的载人蒸汽轮船，不是川行北根，而是来往着关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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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丹的崛起，主要是英国将彭亨纳为受保护属邦以后，发展关丹成为行政中心。不过，在这时候，宋代以来华人帆船来往彭亨港口的局面，尚有余韵。直至殖民时代后期，中式帆船相比西式轮船，前者的渡海成本依然相较便宜，所以一般先民从潮州下南洋，也有许多人继续 选择古近代称为“洋船”的中程帆船。1996年，北根潮州会馆创办人兼当时列圣宫主席黄盛伟，七十六岁逝世前接受过访问，说他在 年轻时也是乘坐大帆船下南洋，抵达北根。③

而越到后来，北根民众还是能继续见着有好些帆船停泊在沿岸海域，等待接驳船上货下货，但这些“大帆船”其实主要都是短程帆船，只做来往新加坡短途运输，主要是从新加坡运输货物到北根，然后会走近海和河道为主，开往关丹、文德甲、淡马鲁及而连突等地；帆船来回各地卸货 和收货，也会把北根商人在港口邻近的各处渔村收购鱼获和海产， 制作成咸鱼等产品，外销其他地区。①

① Cant, R.G. 1973.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Monograph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Times Printers Sdn. Bhd.p.30.

② Mahmud Mat., 1997.Tinggal Kenangan: The Memoirs of Dato’Sir Mahmud bin Mat.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hlm. 50-51.

 ③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拿督Mahmud bin Mat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少数接受英皇封赐爵士勋衔的马来官员。他在彭亨英属年代，自1948年至1951年担任过彭亨第一任总理大臣（Menteri Besar），即现在一般中文翻译的 “州务大臣”。依据这位前辈撰写的回忆录，彭亨一直到上世纪初，内外交通主要还是依靠华人舯舡，这些舯舡需要的人手不多， 船工的职业空间有限，他们来回于彭亨河上下游，在北根和立卑之间载人载货，都是以海峡殖民地银元计算工资，每月工资大约是10-12银元。②

这些华人舯舡在彭亨河航行，依然得要考虑季候风影响。 一般北根和立卑之间的航程本来只要花六星期，一旦进入10月至12 月的雨季，各处都会例常发生水患，河道水流急瑞、航程就可能是耗时整整两个月。 无论如何，彭亨在英属前的历史材料确实不很完整。

民众自过去以来有太多生活经验，社会日常活动包括了大众太熟悉的许多细节，多姿多彩，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过要留下白纸黑字。现在要重建彭亨古近代社会生活的知识，还得整合多方面的零星线索。

所以， 像上述拿督 Mahmud bin Mat 留下的口述历史，确可补充不足。另外，综合各方面史料，再作排比对照，亦有助更多考察许多细节和相互关系，回溯当时人事情景，从思考社会生活的逻辑重现历史面 貌。

由此而言，古代文献，不论汉文、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 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法文等文献，只要书写绘画在纸张、 布、皮书或者碑铭雕刻上边，包括当代中国重视的域外汉文献，都能是史料；西方殖民者统治时期的官员商贾，或各族地方遗老口述纪录，也是史料。

现在彭亨华人在日常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以及 方言词汇，有不少历代传承的内容，亦是可印证过去历史的线索。 就像 Linehan 说过，Sultan Ahmad 年代，彭亨出现圆片形状锡钱，上边铸着中文公司名称，另外又有马来文和阿拉伯文说明文字。

①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②Ibid.,4-5.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可见当时彭亨内部，某些华人公司的信用，是有能力发行代 币，以公司名义担保锡钱兑换货币的价值，确保可以使用在许多小宗买卖交易。

可是，Linehan描述说这种锡钱大体上是赌场发行小额筹码，以代替锡锭笨重而且面值大的不便，可以方便大众分散使用 在小额赌注，他的说法就未必完整。①

按照上几代老华人的生活常 识，18世纪以至20世纪初期，这种锡币在暹罗、婆罗洲、马来亚半 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并不罕见。相反的，大凡矿区的规模较大而人 数众多，“公司”或公共组织主导集体开矿，常有发行自己的锡钱。

在彭亨矿区，常见各公司一致发行的一种锡钱，是如清朝铜钱 一般大小，前边铸着“国宝流通”，后边铸上公司名称，中间也如明清铜钱开个方孔，方便大众以绳线串起绑带在身上，不论去到矿区、邻近各族聚落，以及港口商铺，都能日常消费，也方便相互找 换。而个人拥有的锡钱，收集在一起，亦可以兑换等值的银元。

这 些锡币都是以有价值的金属铸造，又都是模仿清朝日常流通的铜钱模样，上边再以公司印记作承诺；所有锡币统一表达本身市场信 用，就在铸造时其中一面是“国宝流通”四个字。如此，既说本币亦属彭亨邦国财政体系，地位是“国宝流通”，并且具有相对于银 元的具体兑换率，锡钱当然不可能只是用作赌博筹码。而锡钱的文 字，亦足可反映农矿开拓群体的集体意识，早就兼有“彭亨国”以及在地“公司”的落地概念。

图6：圆片形状锡钱 ① Linehan, W.,op.cit., p.239. 彭亨的锡钱，一直流行到上世纪初。二战以后，不论在彭亨或 甚至邻邦柔佛，有些人家自先辈便来往矿区做生意的，家里可能还 会存着几枚“国宝流通”锡钱。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7, 2024 at 2:16pm

三十年前，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总会和马华文化协会等机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调查计划”，笔者有幸赴彭亨首府关丹，以副主任身份出席说明会，还遇见民众出示收藏的锡钱。因为有人藏在家里，因此迄今可见这类锡钱出现在国际古币市场。

 现在国际古币市场所见的敦阿里年代的锡锭，其具体的帽子造型，中间是上小下宽的中空方块，四边平面边框其中一边开个小孔，方便使用者重叠着绑起来收藏。这种造型，也确保了合法锡锭 只能是开模铸造，以统一形状、大小、重量、花纹，确保任何手工 仿造都难以代替，亦无从匹比成本。现在古币市场里头，某些锡帽顶部平面印着“有利公司”字样，可能就是敦阿里年代其中一个承担铸造的单位。 另外，古币市场也常见小圆片的锡钱，其不同时期钱币文字， 可能反映当时历史背景。

例如，彭亨流行过一种“公合利记”，应属敦阿里执政初期的锡钱，背面即模仿清朝铜钱的铸了满文，表达 这确实是对外使用的流通币。“国宝流通”当中，有背面作“两成 孔方”的，也表明发行这种锡钱真是作“孔方”用。而总结现在拍卖市场所见，“国宝流通”背面公司名称不同，有铸着“铨成公 司”、“和记”、“秉记”、“千顺”等名称，也有铸上祝福大众的“万事遂愿”等，可见早期华人有不同的开矿公司，大家都能意识彭亨邦国是彼此的生活经济共同体，铸币则各有所属。有意思的是，其中有种“成发房哼”，用潮州语音唸这“房哼”两字，就是即“彭亨”。这证明当地潮州商人在19世纪也是很有发展，所以有发行锡币的需要。

再举个例子说，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正月十六日前后，槟榔屿《槟城新报》连续几天出现一位“彭亨司理人先胜洗”刊登的 启事，声称“本公司欲招华工二千名，到彭亨的新班买怜矿地大小弗郎或机器开矿，任意选择地方，开锡苗每公斤公司抽栖十五斤。 71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72 凡欲承办者，可写信交公司理人先胜洗便妥。”①

根据这启事，可知 彭亨1904年还是实行着Huge Clifford昔日在立卑谈判出来的制度。 矿区开矿，客观上就是深入山水森林去开荒，所以大众都要有武装，才能预防猛兽和外敌，保护共同谋生。此前矿区的经营，通常是由马来贵族、华人甲必丹或其他有影响力者出面，申请圈地以后，再招股组成“头家”集团负责投资设施；再有矿区里的矿户， 则往往是头家们作为“东家”，呼朋唤友找来的“西家”个体户。 “西家”能以采矿多劳多得，“东家”投资者方才由“西家”个人 所得抽取固定百分比作为投资回酬，同时替众人缴贡给王国和领 主。

由东西家一直到各矿户，是同乡、亲友、结义的关系，日常人 人不离武装，相互保护为生存需要，这种情境下共同生活，是较易 凝聚集体认同，巩固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后大众都能收入增加、组织家庭，开拓区也在扩大中，大众就会一再循环着呼朋唤友，人口 愈来愈多，也就催动着矿区聚落演变至市镇的成形。所以，华人原 来使用的“公司”制度，原来按字面说文解字，即是“公众”所拥 有的“公共部门”。②

至今南洋闽粤方言日常生活使用着“公司”两 字，也常会用作形容动词，比如两人以上的互动，常有说彼此是在 “公司”着一事或一物，即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共同拥有”或“共 同分享”。不过，1880年代以后的彭亨，这种传统模式面临冲击。 探地采矿，本有一定风险。在矿区，一旦大范围的搭建好一切设备，也不可能肯定处处泥土下边都会有矿苗。华人原有那套传统 的“公司”概念，便是矿户各别去承担得失风险，而抽成的一方则 负担其基本吃住。

像上述《槟城新报》出现的启事，说要找人承办 两千人的矿区，让采矿者选择各自区域，最后是洋人企业强调要抽 取产量的15%为利，这很明白不是一种薪金制度，当然更不可能是 有人乐意根据此一制度去承担“卖猪仔”的成本风险，招募来两千 人，接下去还得包办劳工数年吃住。这意味着，自1885年立卑华人 甲必丹经营的“公司”面临洋人企业“公司”冲突，Clifford介入斡旋以后，某种新的模式在当地逐渐演变成型。

① 《槟城新报》，1904年3月2日。

② 王琛发：《17—19世纪南海华人社会与南洋的开拓华人 南洋开拓 史另类视 角的解读 》，载《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69页。

原本，华人或马来人矿场本来拥有共过享成果的分账传统，是东家有钱出钱，配合西家有力出力；可是，相比之下，后来欧人或新加坡英属华人/马来人公司的大规模圈地，却是公司得要事先缴纳一大笔钱财给政府，取得授权后，再找其他人开矿和承担风险。

上述《槟城新报》可证明其方法大致是以招标方式，寻找华人成为分散承担各处至今的承包 商，由此把风险转让华人采矿集团承担，同时继续从矿户劳动成果抽成。同时，上述《槟城新报》又可证明，到1904年，这类企业向华人矿户“抽栖”（抽税）的要求，已经涨至15%。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5, 2024 at 9:17am

特别是英国和彭亨在1887年底的双边协议，更是改变彭亨传统土地利益分配方式，保障着英属公司的机会，从插手彭亨朝野农矿业关系谋利。这其中第六项明文规定：彭亨不能随意要授权或者割让土地给任何人，包括非英籍华人或马来人；只要接受者不是英属公民或英属公司，都得预先知会英女皇阁下的政府，不能没有后者 同意。①

这样一来，世代居住在彭亨的华人和马来人，包括当地甲必丹要像过去那样召集众头家到立卑投资，还有作为其上司的马来领 主或地方头目，要自行委托属意的本地亲友开矿，都已经不可能。 他们过去是资金能力是无从抗衡英方资本，后来却是在自家熟悉地 区发现矿苗，也必须尊重对方的主导。英属资本的做法，正如上述 《槟城新报》所言，新的局面是外资取下土地使用权，再把大片土地分割成十几片，成为各别选择的区域，每片各让十几家本地公司竞投，外资再考虑得标者。

总之，当地华人或马来人想继续采矿谋 生，不能再像过去直接合作马来领主、头目甚至苏丹；他们只要没有英属公民资格，就只能向这些圈地的英殖企业缴费。这些矿区企 业大地主于是可以凌驾真正承担采矿的本地公司，依靠抽成赚利， 包括赚取本身先前缴费给彭亨政府的差额。 理论上，英属时代有更多外企进入彭亨圈地，确实是彭亨经济 保障。由企业承诺政府，他们乐意承担投资风险，意味着不管采矿 者有否成绩，企业也得首先拿出现款去保障彭亨政府预先收益。


①Linehan, W.,op.cit., p.120.

可是，商人讲究实际，事先要有把握，才会乐意付出少量资金去冒险，等待采矿者的劳动成果。换言之，他们是预算着承担得起的风险，试图翻手就转嫁风险给只能作为承包商的华人或马来人民族资 本，由此可能获得原来投资额数倍甚至数十倍盈利。何况，真正承担采矿成本的，依然是矿户集体。

所以，1880年代中叶到1910年， 即使境内战乱减少，华人采矿人口不见增长，殖民地合约的背景，以及制度操作的结果，都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这很值得将来进一 步探讨的。 另一方面，英国在1887年签下彭亨协议前后，不止一次关注彭亨治安，以英属公民或其他人在彭亨走失或受害，压迫彭亨接受英方建议改革政经体系。英国殖民政府除了在最早一次是借口英属阿 拉伯人在彭亨遭人谋害，进行交涉；以后接下去数次，都是以英属华人受害为理由，一再以英属公民在彭亨受到压迫或杀害，逼迫彭亨接受英方派驻参政司，连同英方其他官员和军警也要进场长驻彭亨。

这其中，1886年，时任新加坡总督Frederick Weld在6月访问彭亨，游说苏丹接受英国派驻参政司徒劳无功，之后便曾报告伦敦殖民部门，说有位华人Yeo Pan的妻子自1884年被彭亨统治者扣留， 孩子也受虐待身亡；而统治者流亡在新加坡的弟弟也曾就此事回应 总督，说许多王公大臣都不满其兄，只要英国支持他能回朝当政， 他就会接受英国委派参政司。当时瑞天咸正在伦敦休假，他在听闻 此事以后，连忙提醒殖民部说，这名女子是在彭亨出生，丈夫是源 自华南地区，在当地住了下来，所以夫妇两人都不是英属华人；再 加上彭亨人经常不把这类事情看在眼里，民众不解英方举动，会视 为小题大做，所以建议英政府再等待其他时机。英政府还是接纳了 瑞天咸的意见，建议海峡殖民地总督，不妨继续采取温和路线，游 说彭亨签订协议。①

等到Frederick Weld翌年1月份派遣Huge Clifford前往彭亨，后 者在4月带回来好消息，说彭亨愿意签订合作协议，总督也就打消 考虑再用强硬手段。以后1887年底签订双边协议，Huge Clifford出 任了新职，成为第一位驻彭亨官员，但那时他的地位是以类似外交 领事人员身份出任驻彭代办（Agent）。①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42-243.

英国驻彭亨新代办 Huge Clifford 驻守在北根不久，很快就发现 英国有理由要进一步干涉彭亨内政。第一件事是华人盐商Su Kim生 前欠下贵族大臣和苏丹二千五百元债务，死后万元家产受到充公， Clifford 代表家属斡旋，表示家属愿意偿还现款，苏丹却拿出死者遗书，说死者本就委托苏丹处理遗产，并告诉Clifford数目不够还债。

第二件事，肇源于1888年 2月，英属华商 Goh Hui在王宫附近遇刺，凶手遗留下北根专有的马来剑款式，连带坊间后来出现谣言， 说是苏丹看上对方妻子。当英国代办不接受彭亨国务大臣解释这可能是闹鬼，苏丹面对英方要求悬赏抓凶，贴布告却不愿盖章，双方接着就因 Goh Hui 夫妇把财产交给英国代办托管，连接着代办要安 排彼等回去新加坡，也要求苏丹尽速实行英方草拟的新法律，发生冲突；最终苏丹极力强调自身的统治权力，而想要向英方毁约，又 在 Goh Hui 去世后要求遗孀赔偿母亲欠款才能出境，发展至将死者遗孀拘禁在甲必丹家里。②

而 Clifford 印象深刻的，是甲必丹的态度。此前，当他去甲必丹家里通知 Goh Hui 死讯，发现甲必丹正忙着陪国务大臣和王弟赌博；之后，他也接到死者遗孀通知，苏丹打算把她转移到甲必丹家中，但那是个没有其他女性的地方。③

由于无从知晓郑昌俊甲必丹真正上任和卸任年代，也未能确定其前任是谁，因此很难确定Clifford所说的北根甲必丹是哪一位甲必丹？这位甲必丹任职至何时？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3, 2024 at 8:59pm

这位甲必丹任职至何时？但总之，在此后，随着英国对彭亨政治重组， 再到1897 年发生北根甲必丹贪污案，原任甲必丹以不名誉的刑事罪入狱三年以后，彭亨华人甲必丹的身份权威已接近尾声了。

就英方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而言，自1882年至1884年，彭亨王朝统治者数度访问新加坡，邀请愈多当地的阿拉伯、欧洲和华裔资金，英方也就会愈加关注彭亨，担心未来是否可能影响英国的利益。

Clifford 最初到彭亨，除了见到华人和阿拉伯人传统以来就在北根和邻近生活，做着各种生意，他从观察欧洲商人得出的结论是说：由于英国政府无从节制和协调彭亨政治，许多欧洲人正在趁此机会，沿着彭亨河岸圈地。而且，许多商人都是不必考虑本身资金，只在彭亨北方圈了块地，就向伦敦、香港和澳洲等地招股集资。

①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4-265.

②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5-267. 75

③Linehan .W.,op.cit.,p.121.

自从外人圈地，原来的马来领主和头目们，包括他们的华人朋友，原本在自身辖地合作开矿的土地权益被忽视了，那些马来人乡 村矿区，特别是规模虽小而历史悠久的华人矿区，都被迫停止了。① 彭亨发生的一切，固然可说明Ahmad苏丹的年代，不少英属或非英属华人，已经频繁来往北根与新加坡海路，英国更是视为息息相关殖民地利益。

Clifford游说苏丹的重点也是以维护彭亨安全为由。他指出，眼下彭亨既缺乏完善法律，又缺乏强大军事力量自卫，一旦彭亨境内外发生外人骚乱，或者彭亨的经济利益引起外敌眼红，都势必连带影响英帝国的海峡殖民地；可是，他也警告，英 方和彭亨没有盟约，一旦彭亨发生状况，英国找不着理由支援彭亨。②

而Goh Hui的事件，却触动了新加坡新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Smith）的敏感。金文泰最初是致函彭亨，要求苏丹释放死者遗孀，让她平安回到新加坡；③ 而他接下去还是继续借用此事，亲自访问北根，要彭亨交出凶手和赔偿，并要求彭亨接受英方派驻参政司，谈判破裂以后便立即报告伦敦，准备战舰北上，北根民众也陷入恐慌，纷纷准备逃亡行李。④

后来的证据显示，金文泰总督为了彭亨的事件，写信给伦敦的殖民部总管，表明的自身立场，是要保障英国需要广阔的商业利益空间，所以要彭亨归属在内。他因此是毫不犹豫宣扬华人被杀害， 以确保英国公民进入彭亨当地的生命和财富，由此亦意图促使彭亨接受他的建议，要把英属管理视为更优秀的统治方式。⑤

① Cant, R.G.,op.cit., p.27.
② Thio,Eunice.,op.cit,p.63.
③ Ibid.,p.70.
④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9-274.
⑤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72.

要是阅读前 一位总督Frederick Weld先前在1887年写给英殖财政委员会的信件， 可以发现总督称赞Clifford的功劳，重点在说明彭亨有利英国的优势，胜在比霹雳的土地更辽阔，尚且是农矿资源富庶；而且，他是结合着地缘政治的博弈理念去说，认为Clifford促成此次缔约成功， 是有利英国接通马来亚半岛南部，把马来亚由西到东都纳入势力范 围，阻止暹罗想要成为插手成为马来诸邦的宗主国。①

当然，这之前，原本有传闻说法国人访问了彭亨苏丹，更是英国不乐意见到的事。② 只是，这一来，当英国一贯企图在彭亨利益最大化，一直声称 彭亨土地的一些华人是“属于”大英帝国，华人被固化为“外来移民”的印象，从而作为英方干涉彭亨理由，无形中也会殃及池鱼， 让“华人”一再成为争议概念。

另一方面，自从英国和彭亨签下保 护国协议，英方承认彭亨国的苏丹地位，再到1888年英方进一步成功 压迫彭亨接受参政司入驻，更规定包括英属华人在内的英国子民在彭亨的优先权利，当地的非英属华人，亲友同聚一堂，有的是英属子民、有彭亨子民，也有的是初到贵境，更加面临身份定位的尴尬。 后来许多文字谈及今日马来西亚“彭亨州”历史，常有些是从表面因果关系说事，都说英国人由于英属华商被杀，全盘插手彭亨内政。

其中一些非中文的简化叙述，甚至可能造成错觉，让读者看不到历代先民熟悉彭亨海陆，世代延续多民族同聚共存；而依靠着片面感觉英殖和华人先辈关系，便以为各地华人源于英殖引进，协助推进着殖民扩展进程。

《彭亨纪年》对 Goh Hui 的事件，保留了 “我方”立场的说辞，表明死者并非新加坡商人，而是直接从中国 下南洋居住下来的彭亨子民，是跌倒地上撞中石头导致的死亡，但是被 Clifford 当成另一回事。③

可是，英国人的借题发挥，有备无 患。在历史上，事件最终结局于柔佛苏丹自愿替双方斡旋，保护民 众幸免于英军炮火；苏丹Ahmad最终也接受了英方的条件，接受英 属军警入驻，以及接受英方参政司在10月以后入驻北根，后来英国 第一任驻彭亨参政司 J. P. Rodger，在新加坡政府一番准备工作就绪 以后，是在1889年7月方才到达彭亨上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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