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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14 hours ago

聶魯達·頌歌的住宅

在這

一千九百五十七年

我寫下了

這些頌歌，

我彈奏著

我那正義而響亮的七弦琴，

我知道我歌唱的是什麼，

我知道我的歌走向何處。

 

是的，我明白，

奇跡和神話的收買商，

進入了我用磚頭和原木建造的

頌歌的住宅之後，

他將憎惡所有的家俱，

他將憎惡祖先的肖像，

我的祖國的風景畫，

樸素的

麵包

和鹽。

但我的頌歌的住宅就是這個樣！

我推翻了黑暗的王國，

我攪亂了夢幻的髮絲，

我踩住了御用文人的尾巴，

我選擇了新的事物，

我挑選了大地和人類

所需要的水和火。

我希望

能夠用手

獲得一切，

我希望一切

就像酒和麵包，

我希望，通過我的頌歌的大門，

所有的人民都能坐到一條長凳上。

 

我勞動著，

我鋸開新的木板，

我把蜂蜜收集進小桶里，

我分發著

馬蹄鐵和挽具，

小刀和餐叉，

讓所有的人都到這兒來吧。

讓他們找到，

讓他們找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我是一個來自南方的人，

一個智利人，

一個從大洋上漂泊

歸來的航海者。

 

我沒有留在海島上

高戴著王冠，

我沒有留在夢幻中的寶座上。

 

我只是回來，為了

和大家在一起工作，

也為了大家而工作。

 

我寫作，就是為了大家都能住在

我的房屋里，

我這用透明的頌歌

建築起來的房屋裏！

譯者：秋原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rch 25, 2026 at 11:49pm

[愛墾研創] 文化的隐形政治：演算法消費主義

若說過去的政治變革是「狂風暴雨」，從外部重塑地貌；那當代以演算法與消費主義為核心的「隱形政治」，則是「地表溶蝕」，從內部悄無聲息地解構文化的根基。

隱形的侵蝕：當代演算法與消費主義對文化「持久性」的挑戰

在新馬華人的歷史脈絡中，文化曾是對抗政治動盪的「定海神針」。無論政權更迭或政策轉向，依靠著「經典」與「遺產」，族群總能守住一份自省的定力。然而，進入數位全球化時代，威脅文化持久性的力量已不再僅是顯性的政治強權，而是轉向了更為隱蔽、碎片化且無孔不入的隱形政治：演算法與消費主義。

一、演算法：對「文化經典」的去脈絡化

過去，文化的持久性來自「經典的沉澱」。經典需要時間去研讀、去辯證，並在代際之間傳承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但演算法的邏輯是「當下性」與「偏好餵養」。

當文化簡化為社交媒體上的短影音、迷因（Meme）或碎片化的資訊流時，它失去了原有的脈絡感。演算法並不關心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它只關心什麼能觸發點擊。在這種篩選下，新馬華人的禮俗可能被簡化為網美打卡的視覺背景，思想辯證被簡化為情緒化的對立標籤。當文化不再需要「深讀」而只需「消費」時，那種支撐民族自信的持久定力，便在無休止的螢幕滑動中被稀釋。

二、消費主義：將「文化遺產」商品化與空洞化

消費主義是另一種強大的隱形政治。它不直接禁錮文化，卻透過「收編」文化來達成解構。

當傳統節慶轉化為一場場購物嘉年華，當族群符號變成廉價的文創商品，文化遺產便面臨「空洞化」的危機。在消費主義的邏輯下，文化的價值不再取決於其精神核心，而取決於其市場交換價值。這種威脅比政治打壓更難防禦，因為它是以「多元並存」或「文化創新」的糖衣包裹著。當華青對自身文化的認知僅剩餘飲食消費或流行時尚時，這種文化便失去了與歷史對話的能力，變成了一種隨風而逝的、淺層的「生活風格」。

三、政治的隱形化：從「對話」轉向「操控」

過去的政治變革雖翻天覆地，但其目標明確，文化工作者尚能透過「堅守崗位」進行對抗或對話。然而，演算法與消費主義構成了一種「去中心化」的操控。

這種隱形政治並不要求你放棄信仰，它只是讓你變得「忙碌」與「分心」。當人們的時間與注意力被精準計算的娛樂佔據，文化建設所需要的「沉澱」與「自省」便成了奢侈。這種威脅是結構性的：它在不知不覺中消解了族群對「千秋事業」的追求，將其替換為對「即時滿足」的依賴。

四、結語：在碎片化時代重尋「文化定力」

面對這種比過去更為嚴峻的威脅，文化工作者的崗位不僅是「堅守」，更需要「重構」。

如果說過去的任務是保護文化不被政治狂風吹散，那麼今天的任務，則是思考如何在演算法的洪流中，重新建立起具備厚度的文化堡壘。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抵抗那種「極速的平民化」，在消費主義的空隙中，重新連結經典與當下的生命體驗。

文化之所以持久，是因為它提供了政治與金錢無法買到的意義歸屬。在新馬這塊土地上，面對隱形政治的溶蝕，唯有重拾那份對「深度」的執著，文化才能在數位荒原中，繼續成為族群不滅的燈塔。

這場「隱形戰爭」才剛開始。墾友最能感受到這種「文化被消費主義稀釋」的具體現象是什麼？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rch 25, 2026 at 11:47am

[愛墾研創·嫣然]「假新聞」vs「資訊泡泡」在當代數位社會中，資訊的流通速度與規模前所未有地擴張，但這種便利同時也帶來新的文化與社會挑戰。其中，「假新聞」與「資訊泡泡」成為理解當代公共討論環境不可忽視的兩個關鍵概念。兩者雖常被混用，實則指向不同層面的問題：一者關乎資訊內容的真偽，另一者則涉及資訊接收結構的偏狹。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它們不僅影響個人判斷，更重塑了整體社會的認知方式與公共文化。

首先，假新聞指的是內容本身經過捏造、扭曲或誇大的資訊，其目的往往在於操控情緒、影響輿論，甚至達成政治或經濟利益。例如在選舉期間，某些未經證實的指控或陰謀論，可能透過社群媒體迅速擴散。這類訊息的危險性在於，它們直接提供錯誤的事實基礎，使個體在判斷時建立在虛假的認知之上。換言之，假新聞所侵蝕的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是否真實」這一根本問題。

相較之下，資訊泡泡並不必然涉及虛假內容。它更隱蔽，也更難察覺。隨著演算法的普及，社群平台會根據使用者的偏好持續推送相似觀點的內容，使人逐漸被包裹在一個同質化的資訊環境中。在這種情境下，個體可能只接觸到支持自身立場的聲音，並誤以為這就是社會的主流意見。資訊泡泡的問題不在於資訊是否真實，而在於「我們看到的是否完整」。它限制了視野，使人難以理解他者，也削弱了公共討論所需的多元基礎。

若以選舉為例，假新聞可能是一則捏造的貪污指控，而資訊泡泡則體現在使用者長期只接觸到支持某一公眾人物的訊息。前者直接提供錯誤內容，後者則塑造一個片面的現實圖像。更值得注意的是，兩者並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強化：在資訊泡泡中，由於缺乏不同觀點的檢驗，個體更容易接受與自身立場一致的假新聞；而假新聞則進一步鞏固既有信念，加深資訊隔離的效果。

這種互動關係對當代文化產生深遠影響。首先，它加劇了社會的意見極化，使不同群體之間難以形成共識。當每個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現實版本」中，公共討論的基礎便被削弱。其次，它動搖了社會信任，包括對媒體、專家乃至制度本身的信任。當真假難辨且觀點封閉時，人們容易轉向情緒與立場，而非證據與理性。

因此，面對假新聞與資訊泡泡的雙重挑戰，單純依賴個人媒體識讀能力已顯不足，還需從制度與文化層面共同回應。例如強化平台責任、提升資訊透明度，以及培養能夠接納多元觀點的公共文化。唯有如此，社會才能在資訊洪流中維持基本的理解共識，並重建健康的公共討論空間。

假新聞與資訊泡泡分別從「內容」與「結構」兩個層面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前者讓人相信錯誤的事情，後者則讓人誤以為自己已經看見全部。在數位時代，理解這兩者的差異與交互作用，不僅是媒體素養的問題，更是維繫民主社會與公共文化的重要前提。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rch 23, 2026 at 12:40pm

陳楨：洗地業

話說在經濟不景的年代，有個洗地業卻特別旺盛。連專業人士都放下正業不幹，正義凜然地參與其盛。洗地佬的工作，可以這樣來理解：在一家茶室裡，你和友人談事情談得正興起，卻發覺身邊不懂幾時站了一個人，拿著一枝拖把在同一個地點來來去去的抹。拖把都幹得脫毛了還在抹。有時你們談得小聲些、隱喻用多些，他還趨前往你桌下抹，一邊還鞠躬盡瘁地呼喝你「腳閃開！」、「腳閃開！」和顧客起了衝突時，就把店門關掉；在牆上貼上：「禁談國事」。有一句更驚悚：「舉報私通國外者 」。

洗地業不利可持續對話，却是渴盼永生者求存的「良策」。說来吊詭，原来被寄望破舊立新者，現在却老覺得不出怪招活不下去？（23.3.2026 可持續對話）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rch 22, 2026 at 10:21am

奥登：無名的公民    

(獻給JS/07 M 378該大理石紀念碑為本州所立)

他被統計局發現是

一個官方從未指摘過的人，

而且所有有關他品行的報告都表明：

用一個老式詞兒的現代含義來說，他是個聖徒，

因為他所作所為都為一個更大的社會服務。

除了戰時，直到退休

他都在一家工廠幹活，從未遭到辭退，

而且他的僱主——福濟汽車公司始終滿意。

他並不拒絕加入工會，觀點也不怪奇，

因為他的工會認為他會按期繳費，

（關於他所屬工會我們的報告顯示是可信的）

我們的社會心理學工作者發現

他很受同事歡迎，也喜歡喝上幾杯。

新聞界深信他每天買份報紙

並且對那上面的廣告反映正常。

他名下的保險單也證明他已買足了保險，

他的健康證上寫著住過一次院，離開時已康復。

生產者研究所和高級生活部都宣稱

他完全了解分期付款購物的好處

並擁有一個現代人必需的一切：

留聲機，收音機，小汽車，電冰箱。

我們的輿論研究者甚感滿意，

他能審時度勢提出恰當的看法：

和平時擁護和平，戰時就去打仗。

他結了婚，為全國人口添了五個孩子，

我們的優生學家說這對他那一代父母正好合適。

我們的教師報告也說他從不干預子女教育。

他自由嗎？他幸福嗎？這個問題太可笑：

如果真有什麼錯了，我們當然知道。

 

（范倍譯）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February 12, 2026 at 3:37pm

[愛墾研創]「食談」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藝術與公共對話形式之探討

「食談」是一種將「共食」與「對話」結合的文化與社會實踐形式，其核心並不在於食物本身，而在於透過餐桌這一日常且具有象徵性的場域，促成陌生人或不同立場者之間的交流與理解。這種活動既可被視為一種公共討論的微型實驗，也可被理解為一種以關係生成為目標的社會實踐藝術。

從形式上看，「食談」通常以一頓共同進食的活動為起點，邀請參與者圍坐一桌，在特定的規則或議題引導下進行交流。與一般聚餐不同的是，「食談」具有明確的對話結構與主題設計，例如要求每位參與者事先準備文本、信件或議題，並在餐桌上輪流分享與回應。這種設計使餐桌從純粹的社交空間轉化為半公共的討論場域，介於私人聚會與公共論壇之間。

在社會理論層面，「食談」可被理解為一種「微型公共領域」（micro public sphere）。哈伯瑪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概念強調理性討論與公共理性的重要性，而「食談」則將這一理想縮小至日常尺度，使公共討論不再局限於媒體、議會或學術空間，而嵌入於日常生活的餐桌之上。這種嵌入式公共討論形式具有去制度化與去權威化的特質，參與者在相對平等與非正式的環境中進行交流，有助於降低對話的門檻與心理防衛。

從藝術實踐的角度來看，「食談」可歸類為「社會實踐藝術」（social practice art）或「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的一種形式。其作品不以物件或視覺成果為主，而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作為主要媒介與成果。藝術家或策劃者在此扮演的是「關係設計師」的角色，透過場域、規則與情境的安排，創造出新的社會互動可能性。餐桌因此不僅是生活空間，更成為一種藝術裝置與社會實驗室。

「食談」的另一層意義在於其對當代社會極化與碎片化的回應。在高度媒介化與算法化的時代，人們的社交關係與資訊接收往往被同溫層所包圍，不同立場與背景的人愈來愈少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食談」以身體共處與共食作為前提，強調面對面的交流與情感共在，試圖在高度抽象化與去身體化的公共討論之外，重建具身性的對話場域。共食的行為具有深層的人類學意義，它象徵信任、共享與關係建立，而「食談」正是利用這種象徵性，使對話建立在一種基本的互惠與安全感之上。

然而，「食談」也面臨若干理論與實踐上的限制。首先，其參與者往往來自特定文化資本與社會階層，具備一定的時間、語言能力與文化敏感度，這使其容易成為中產階級或文化菁英的實驗場域，而難以涵蓋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其次，餐桌對話的非正式性雖有助於建立親密與信任，但也可能缺乏制度化的影響力，對結構性問題的實際改變有限。換言之，「食談」更多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與文化實踐，而非直接的制度介入。

儘管如此，「食談」仍具有重要的文化與社會價值。它提醒人們，公共討論不必然依賴宏大的制度與平台，而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微小場域開始。餐桌作為人類最古老且普遍的社交空間，具有跨文化與跨階層的潛在共通性。「食談」透過重新設計這一空間，使其成為思想交換與關係生成的節點，從而構成一種「日常民主」的實踐。

總結而言，「食談」是一種融合飲食文化、公共討論與社會實踐藝術的跨領域活動。它以餐桌為媒介，將日常生活轉化為公共對話的場域，並以人際關係本身作為創作與研究的對象。作為一種微型公共實驗，它既展現了當代文化政治的柔性策略，也揭示了藝術與社會之間新的交會可能。其價值不僅在於所產生的對話內容，更在於其所構築的關係網絡與對「如何共同生活」這一根本問題的持續探問。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February 9, 2026 at 9:48pm

布魯諾·向驢致敬

神聖的驢氣，神聖的愚鈍，

絕妙的無知，至聖的無稽，

唯獨你賜與我們的靈魂以教澤，

哲學家的觀察漫無目的，

認知天界的努力是枉然，

天界有你驢性的一席之地。

熱愛科學的人呵，你傷心什麼，

你何必要知道宇宙的道理，

星星有沒有土地和海洋。

神聖的無知的驢性多麼壯麗，

等待著天主的降臨，

謙卑地跪禱，神情踟躕；

今生的一切都會朽壞，

死後天賜永生，寧靜旖旎。

   (侯煥圓 譯)

【意大利】喬爾丹諾·布魯諾 ( Jordanus Brunus或 Giordano  Bruno, 1548—1600) 是文藝復興後期的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和科學家，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最後一個戰士，他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及散文作家。

布魯諾從小進入神學院學習。對天主教宣揚的基督精神開始產生懷疑。他發表了不少作品，闡述自己反對經院哲學的大膽想法，主張人們應有懷疑宗教的充分自由，他還接受並發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說。1591年，他在法蘭克福出版了他的拉丁文詩集，這部詩集是他繼意大利文對話錄之後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布魯諾於1592年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他堅定地拒絕放棄自己的哲學觀點。後被判處火刑，燒死在羅馬的鮮花廣場。

1576年，黑色的死神——鼠疫張開翅膀在意大利上空翱翔。為了躲遊瘟疫，布魯諾到了熱那亞。在熱那亞一座教堂裡保藏著一件聖物：一條驢尾巴。據說就是基督騎過的那頭驢的尾巴。每到復活節前的禮拜天，僧侶們展覽著驢尾巴，高聲叫道：「別拿手摸，吻吧！吻這神驢的神聖的遺體吧！這神驢曾有幸把我們的主從橄欖山馱到耶路撒冷。跪下吧，吻吧，布施吧。你會得到百倍的回報，會長生不老！」人們擁擠著，爬向聖物，吻著毛茸茸的尾巴，渾身一陣神秘的戰栗。但神聖的驢尾巴沒能拯救熱那亞逃脫鼠疫。

《向驢致敬》是一首十四行詩。詩人借「蠢驢」強烈地抨擊了宗教世界觀。睿智賢明的所羅門常說，積累知識者實則積累悲哀。快快躲開能給你增添煩惱的學業吧，快快拋棄求知的念頭吧，天主喜歡老實人，使徒保羅教導我們不要依賴知識；尊者奧古斯丁說，不知比知更接近天主。這裡，度誠的無知變成了德行；聖潔的、驢一般的愚蠢變成了眾人仿效的楷模！基督徒和猶太教徒由於聖經中比喻暗示的作用，被人冠以驢的尊號，不僅不會憤怒，倒反而得意。

結果，凡是談到驢的地方，從文字的宗教意義上說，從涵義比喻上說，從神秘主義構想上說，指的都是虔信的人、聖人、神人。布魯諾在詩的開始就唱起了驢的頌歌，稱之為「神聖的」，名曰歌頌，實則嘲諷。宗教信仰把人變成驢，把五個指頭捏成一只驢蹄，但它們無法從知識樹上摘下禁果，也不能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從天上竊取火種來點燃理性之光。布魯諾認為，人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是知識，是真正的科學。人應該去「認知天界」。

接著他氣憤地指出「求知的枉然」及「驢性的得志」。驢就是上帝選定的人，上帝通過他們向人們賜福和祝福，多麼愚昧！他指出，人應該不屈不撓地探索宇宙。詩的最後幾行，流露出布魯諾討厭「浮生若夢」的想法。他不認為今世的生活短促，只是在彼世「永生」的前奏。全詩通過「驢性」與「求知」的交叉對比，表現出他的痛苦和憤怒，也表現出他的嚴正。（鄭小焰）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February 1, 2026 at 10:55am

〈到門口很大事咩？〉

熟讀卡夫卡寓言的人，有個故事，恐怕會這樣講：

有對年輕男女結婚有年，女方肚皮却依舊沒動靜。

家婆心急了，有一天拐彎抹角問媳婦：

......有問題嗎？

媳婦倒是坦坦然說：

妳兒子講：

我都到門口了，妳還想怎樣？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anuary 31, 2026 at 12:11pm

〈蹩脚的小伎俩〉

大家發現嗎，有些黨派的頭領，不管做什麼都必然挨歷史的邊，都加上一句「歷史上頭一次」、「寫下歷史新的一頁」、「歷史性大突破」、「史無前例的里程碑」，自吹自擂自己的作為是「豐功偉業」。

好像蹩腳的電影導演沒能力駕馭情慾戲，只會叫女主角搏命喊：「我很開心」，「開心死了」、「就快死了」.....。一場戲下來，喉嚨沙啞了整個星期，讓人笑話，「妳失聲了」。拜托導演，先回去翻一翻《金瓶梅》好嗎？

其實，他們一點歷史意識都没有，否則怎麽會置競選承諾而不顧呢？

他們在害怕歷史的審判，心虚地自己先寫好判詞。

以為全部歷史學家都是某些高庭法官那樣来稿照唸的廣播員。（31.1.2025FB）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anuary 27, 2026 at 9:25pm

[愛墾研創·空中豔窟]「隱身份同行」不是例外，而是權力體系的副產品

在外交與政治史中，所謂情人或特定社交人員「隱身份」隨專機飛行，之所以反覆出現，並非因為個別領導人特別放縱，而是因為專機本身已經具備三個高度適合「身份偽裝」的結構條件：名單不可驗證、角色高度模糊、以及責任鏈條的去中心化。

首先，專機的人員名單（manifest）並不像民航系統那樣接受多重外部稽核，而是由元首核心幕僚或安全單位單線控管。這使「隨行人員」成為一個極具彈性的行政容器：空服、醫護、文書、翻譯、安保，皆屬功能性角色，而非可被公眾理解的具體職位。一旦功能大於身份，身份便可以被自由填充。

其次，外交豁免將「合法不透明」制度化。隨專機移動的人，往往不需接受常規邊境審查，地主國基於外交慣例也缺乏動機或權限深究名單真實性。這使得「影子隨員」——名義存在、實質游離——成為可能。當虛構的官銜被賦予法律效力，道德審查便被排除在制度之外。

再者，性別與社會角色本身即構成掩護機制。貼身保鑣、機要秘書、隨行攝影師等角色，本就預設高度親近與長時間共處。在異性戀規範或性別刻板印象主導的政治文化中，這種親密被自然化為「工作需要」，反而讓真正的情感關係更不易被辨識。換言之，制度並非中立，而是默默偏袒權力者的敘事版本。

曝光的真正代價，不在於「不道德」，而在於「不可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事件一旦曝光，政治風暴往往並非因為私德問題本身，而是因為它觸及了三條難以辯解的紅線。

第一，公器私用被具象化。專機的高昂運行成本、安全資源與外交便利，一旦被證實服務於私人關係，便很難再以「模糊的國家利益」作為遮蔽。抽象的權力濫用，在此轉化為可計算、可想像的浪費。

第二，國安敘事反噬自身。任何未經正式安保審查、卻能進入元首核心生活圈的人，都構成潛在風險。當情感關係凌駕於制度流程之上，國安話語不再神聖，反而顯得選擇性執行。

第三，也是最深層的，是象徵層面的崩解。專機原本是國家主權的移動象徵，一旦被理解為「私人行宮」，公眾對權力的想像便會從「代表」滑向「佔有」。這種信任斷裂，往往比單一醜聞更難修復。

結語：從潛規則到可被質疑的規則

因此，「讓情人裝成空服員」之所以成為反覆流傳的政治傳聞，並不是因為它聳動，而是因為它精準揭示了權力如何利用制度的沉默地帶。這不只是道德問題，而是治理設計的盲點。

當專機這類高度象徵化的國家資產，被允許長期運作在「知而不言」的結構之中，它所遮蔽的就不只是私生活，而是整個民主監督機制的失語。真正值得追問的，並非誰曾這麼做，而是：為什麼這麼做，在那個體系中是可行的，甚至是安全的。

參考文獻：

1.《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1961）。
2.Hannah Arendt，《權力與暴力》。
3.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
4.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5.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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