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街區歷史建築，是傳承文化印記的方式，不讓歷史消沈於土，不讓未來空洞乏味。一座斷絕歷史的城市，等同生命失去了靈魂，行屍走肉，無所適從。

經濟發展至上的馬來西亞，多元國情與種族政策議程，都市發展與古跡保存之間的拉鋸，比起全球其他城市更多而復雜。城市化的過程，面貌更新無可避免，然而，在拆與建的當兒，古跡保存要何去何從？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參與和決策權又如何？

亞洲的動蕩歷史，堪稱世界之最，許多主要城市都是歷經百年甚至千年的風雨洗禮，因此所留下的歷史遺產，也比歐美來得多元且豐富，從宮殿、宗教寺院、老街聚落到普通民居，幾乎遍地即是。

隨著經濟因素和建築本身的發展，曾經代表一座城市歷史和文化見證的建築和街市，那些代表一個城市歷史和文化見證的傳統環境，正趨於淹沒在現代化的海洋中。

房子舊了要翻新，城市老了要改造，這是無可避免的現實。成形發展數十年或數百年的城市，人口大增，基本建設不敷應用，生活環境無法滿足市民需求，重建或改造是必然的結果。

文化觀光雙贏結合

臺灣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副教授黃俊銘坦言，在經濟發達的社會（城市）裏，人們的普遍觀念是“土地成本永遠高於建築的價值”，即使被視為古跡保存積極而進步的臺灣，也面對古跡保存與都市開發如何並存的問題。全球經濟化的結果，進一步導致現有的舊產業被視為不再有經濟效益的夕陽產業。因此，如何將老舊空間活化發揮新功能，並將文化資產與觀光化結合在一起，成了一道雙贏的出口。

宜蘭的煙酒原本是獨占的事業，曾經風光，也因缺乏競爭而無危機意識一，後來市場開放，突然面對國際市場競爭，許多工廠倒閉，一些員工為了自救，將瀕臨倒閉的酒廠轉為觀光工廠，成功殺出一條血路，也讓人耳目一新，許多舊工廠采用類似方式，將文化資產與觀光業結合。

九二一大地震時，有間酒廠毀於一旦，廠長發起自救行動，召集員工，走向觀光化，利用老舊的廠房氛圍，加上舊的機具，在空間上做一些調整，盡量保存工廠的原貌，策劃設計販賣商品、展示釀酒工業以及人和酒的生活關系，酒廠搖身一變成為酒文化空間，在6年內即轉虧為盈，從虧損到年賺2億至3億臺幣（約2200萬至3300萬令吉）！

古跡修復傳承技術

黃俊銘早前受林連玉基金及思特雅大學建築系之邀，來馬開講“古跡、市民生活與城市發展”專題，以其豐富的學術和實際經驗，探討及分析古跡建築與市民生活和都市開發之間如何達致平衡的關系，采用雙贏策略，將人們眼中“過時”、“殘舊”、“沒什麽價值”的古跡，發展成兼具經濟和人文價值的產業文化資產及觀光設施。

黃俊銘也以參與古跡保存的經驗強調，文化資產不能一廂情願，不論政府或學者都不能，在決定與策劃的過程，當地現有的居民和未來的居民，都應該有發言權，主導單位也必須經過協商才能拍案敲定，在整個古跡修復過程也不能只是委托給工匠，必須有年輕人的親身參與，傳承技術和經驗。

老舊空間重獲新生

改造歷史建築需持以尊重的態度，創新不是一味打破和改變，而是傳承與發揚。因此，在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過程，保留部分原建築，將歷史痕跡直觀地展現人前，再往上或側邊或後方部分，延伸新的建築工程，讓新舊自然地結合，並且賦予多元功能的轉換，是臺灣目前日益普遍的做法，也是較為民眾所接受的折衷方式。

黃俊銘坦言，城市寸土黃金，一些矮小的、古老的建築的保存最為難，遺址更是難上加難。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成了臺灣首選的取經對象，從單棟建築物到整排建築群，甚至整條老街，目前都采用局部保留和開發的“不得已方式”。

“臺北的一個公共市場，二戰時期的古跡，前部被轉化成劇場，後方依然保留為市場，被制定為古跡及整修之後，裏面充作文化展演的空間，樓上是營運中的劇團，樓下則是關於電影的劇場，還有一個角落是電影海報展示區。”

黃俊銘說，公共市場轉化成藝術活動中心，只是其中一個讓老舊建築或空間重獲新生的實例，吸引來自四面八方甚至各國的藝術家聚集。如此讓原本老舊的市場活化的方式有很多，也越來越多，比如另一座早期的國民黨營運空間，被指定為公共財產（古跡）之後，也轉化成國際藝術家進駐的空間，這類用古建築改造的藝術館和創作場域，都是賦予老建築國際化使用的新功能。

“類似例子還有以前的美國領事館，成為臺灣著名導演侯孝賢的電影藝術場域，在原建築的後方增建一個電影放映空間。”

拆除與修建的拉鋸戰

發展和保育的拉扯之間，不可能一成不變保留所有，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是當今發展模式中一直在尋找答案的命題。那些尚未發展的小鄉鎮，或許還有轉圜的余地，但已經發展並且仍在發展的城市，如何留住所剩無幾的古跡與生態，才是棘手的掙紮。

城市化讓歷史傳承變成一場艱難的賽事——與時間和利益熏心的發展賽跑。在拆除與修建之間，仿如主戰與議和的拉鋸，如何保留地方特色、人文生態、歷史文化等內涵，本應是一場合作，卻成了官商與民間的拔河。

盡管挽救的力度永遠追不上拆除的速度，但在這些年，“我的社區我做主”、古跡保育等醒覺和捍衛運動吸引一些年輕人的參與，拒絕讓過往一切消失在悄然之間，成為黃俊銘所說的“傳承的力量”。

馬來西亞與臺灣之間，都曾有過被殖民的歷史共通性，也都有過去殖民化的過程。臺灣在戰後快速的經濟建設下，犧牲了不少珍貴歷史遺產，如今在國際倡導文化遺產時刻“懸崖勒馬”，並且後起直追，成為日本之後，古跡保存教育和專業技術最積極和進步的地區。

思特雅大學建築系講師兼古跡保存工作者張集強指出，臺灣的古跡保存是政府與專業人士攜手合作，市民共同參與。一座古跡的命運，保存與否以及如何活化古跡的決定，許多時候是依賴專業人士的判斷，不是靠政治性的決定。這一點也是馬來西亞和臺灣最大的不同。

在亞洲，古跡保存技術以日本最受贊譽，臺灣多年來像日本取經，加上有政府為後盾，在文化遺產保育方面，也讓人側目。眺望日本，羨慕臺灣，不禁要問，我們的城市，還有多少即將失去的歷史遺產？還能“幸存”的又剩下多少？

結語

我們留給下一代什麽？

建築大師李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認為“城市要看五百年，建築該有百年規劃”，建築設計要有足夠的彈性，滿足各種使用需求，並且隨著時間與用途的改變而調整。

彈性與永續考量，以更多延伸性空間來對應環境，或許才是符合21世紀需求的城市設計，而不是空洞的金碧輝煌，沒有靈魂的繁華。所謂發展，不一定要拆舊建新，與其大興土木大肆鋪張，不如善用現存的建築，伸展及延續其功能。

放眼我們的城市，有多少建築是以長遠用途為規劃？這一代的我們，有歷代先輩留給我們的百年城市，數百年的建築和歷史痕跡，捫心自問，我們留給下一代什麽？下一個世紀，可有屬於這一個世紀的百年建築？

延續生命延續生活

老去的人和事和物，都是灌溉文明的養分，正如四書五經的點綴而非主流一樣，在令人傷感的同時，也因瀕臨消失的惋惜或焦慮，燃起保留與傳承的火苗。

但是，文化和古跡留存，不能僅止於焦慮的情緒，而是真正通透的理解，理解歷史的重要，理解古跡所留下的訊息，理解城市的真正意義，更要理解保留遺產的真正目的，是延續生命，延續生活，不是封鎖起來成為不能觸碰的展品，徒剩陌生的距離感，失去了人與建築的自然互動。

臺灣有政府為後盾，可以向日本取經，我國的城市古跡保存，卻只能靠民間的微薄力量，與政府和財團對抗，這是最大的分別，也是最大的阻難，致使本地古跡保存步履艱難。

一座城市，可以包容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城市的人難道容不下一座老建築，容不下歷史的斑駁痕跡？（南洋副刊新視野 201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