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我引進了美國人尼葛洛龐帝寫的關於互聯網文化的一本科普書，台灣翻譯的叫《社會革命》，我們翻譯的叫《數字化生存》。這本書就是用最淺顯的語言，告訴人們什麼是網絡，網絡將會給中國帶來什麼。他們把這本書給政府高層看，張樹新他們又一起邀請尼葛洛龐帝來中國講課，同步翻譯給政府高層，這樣才準許網絡進入中國。就像今天網絡還沒有進入朝鮮一樣，如果沒有我們當時的這些努力，也許還沒有我們今天這樣的聚會。當然我還做過很多別的好事，這只是舉其中一例。作為一個普通文化人在這個時代，我們都有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為這個民族的進步，為這個社會的轉型聊盡微薄之力。 

我打了一年半的工，因為做了很多好書，就不斷有投資商拎著錢來找我，給我投資讓我單獨成立公司，於是我改變了打工者的命運，變成了一個書商，我做總經理，大家有個分成。我是拎著換洗衣服來到北京打工的第三年成為一個中國民營書商的，就是當時海外媒體所稱的“十大民營書商”。其實民營書商在90年前後就等同於非法書商，因為這個國家的出版從來都是壟斷的，直到今天還是，只是今天的書商已經取得了合法地位。現在的出版商都可以公開和書商合作，而在我們那個年代是不允許出版商和書商合作的，但私下的合作卻是存在的，就是從他們那裏把書號買來。我就是那一代書商，在一個總的不合法的大背景下，盡量用合法的手段做好書，盡量為這個社會提供有營養的精神產品，絕對不去做盜版書。 

我做了十年書商，從96年到06年。這十年中，從個人來說，完成了我的原始積累，對社會來說，我出了一批好書，也解決了一批人的就業。但從整體上講，到06年的時候，我厭倦了這個行業。因為這個行業，首先出版社和書商之間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除了擁有國家給予的書號這種特權以外，他們並不擁有比我們更多的智慧、才華、和遠見。我做過很多好書，如《四庫家藏》、《西學基本經典一百種》、《國學基本經典》、《二十六史》等等。我還做過一套很有意思的書，我相信未來更能體現它的價值，就是一百年前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當時你們山西有很多。他們用英語，用他們的母語寫作的關於中國官場的書。這是最早的一批外國人觀察中國的書，除了《馬可波羅遊記》，因為那個多少還有些存疑。

一百年前來到中國的這批傳教士，他們寫的清末民初那個年間的中國。讀他們的書就是讀我們自己的歷史，讀語言的真實性。而這樣一批書之前在中國從來沒有被出版，　因為我們一直把他們當做帝國主義的特務，殖民主義的代表，再加上對宗教信仰的排斥。這些書附有許多拍得非常好的照片。我把這批書從海外圖書館找出原著，請國內搞英語、史學的人翻譯，其中有個翻譯者就是楊度的曾孫，梁啟超的曾外孫——楊念群，他應該叫林徽因姑奶奶吧，現在人民大學。作為一個書商，我可以無愧地說，我為這個國家的讀書人提供了很多好的精神產品，包括《辜鴻銘文集》等，但我最終厭倦了。加上網絡、電子讀物的誕生，這個行業也開始有點走下坡路。 

2004年，我開始了網絡寫作，我想我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應該是從04年開始的。雖然我配合我的朋友在中國普及了網絡，像天涯等社區都很火，可我自己還沒有開始網上的所謂在線寫作。 

2004年，我的故鄉，跟長治一樣一個很小的地方——恩施，我們叫自治州。一群小青年弄了一個小網站叫清江社區，今天邀請我來的張佳惠老師就是當年清江社區的活躍人士，我無意之中上去，看到他們寫的一些東西都很不錯。其中一個是小張老師的同學，文章寫得也很不錯，我當時就和她聊了起來。因為我想我的故鄉活躍的年輕人，說不定是我的同學（我是78界的大學生）的學生，我就問她，我有個同學在我的故鄉教書，你認識他嗎？我問的那個同學叫李如波，她說是她的老師。我說你知道你的老師是個什麼人嗎？她說我們都認為他是個神經病。（眾哄笑）我說，那我現在來給你講講你的老師的故事。就是從那個時候，我開始在網上寫作。我那會兒還不太會打字，一天只能寫一段，一段也就一百多兩百來字，直到今天我還是用“一指禪”來打字。（眾哄笑）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了很多散文選集，叫《別夢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李如波就是她的老師。後來《天涯》雜志看到後發了，發表之後反應很好。

我懷念78級的同學，我記下一個大我十多歲的同學的一生，他怎樣的特立獨行，怎樣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怎樣的不被人理解。94年我坐牢的時候，他跳河自殺了，因為他只有我這樣一個朋友，他寫給我的幾十封信我至今依然保留著。這個同學我要是不寫他的話，他就好像沒有來過這個世界一樣。我寫完這篇文章後，至少在湖北和北京文學圈是轟動了，第一次有人來寫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也是從這一篇文章開始，我重新找到了寫作的動機，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其實還在於寫作。我做書商雖然也做了一些好書，但更多的是為人作嫁，我浪費了十年最好的光陰，我為自己掙來了一點錢，成了一個小商人，完成了一個原始積累。而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寫了這麼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它卻給我帶來了很多。一方面，是我對同學情誼的一種還債，另一方面，我覺得它影響了很多人。因為像老李這樣的人，從60年代到70、80年代，最後死於90年代，四十多歲自殺，在中國其實有很多這樣不幸的生命。他們來到這個國家，投身到這個時代，從來沒有人關注過他們，他們死了就像風吹過一樣，生命一文不值。 

我想到自己的家世，從對同學的回憶，開始了對我自己家族的回憶。於是第二篇文章我開始寫我的母親，就是在我坐牢出來後跳江自殺的母親，我寫了她的一生。我的母親是個右派，在我的整個成長階段她都戴著帽子忍辱負重地活著。更奇特的是，在民國年間，我的外祖父是黃埔軍校八期的，1948年戰死的時候是國民黨少將。我母親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中國第一批留日到早稻田大學學法律的學生。我們家中還有很多是老地下黨員。 

我翻看家史，發現就是一個中國百年歷史的縮影。我覺得如果不把這些記錄下來，實在愧對列祖列宗。當時因為約稿的時候說不要超過五六千字，因此第二篇文章就只寫了五六千字，作為對母親的回憶，這篇文章叫《江上的母親》，現在成了網上流傳最廣的一篇文章。大概是因為它主要是能讓人流淚吧。其實就我個人來說，這不是我寫得最好的文章，也不是我寫透了的，一個人關於母親的回憶肯定不是五六千字能表達的，更何況我們這麼覆雜的家史。但是回頭看，五六千字也算是很簡潔的為我母親立了一塊碑吧。一個右派，一個過去軍人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