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松建·“亞洲的滋味”——梁秉鈞的食饌詩學及其文化政治(9)

梁氏如此沈湎於食物的文化屬性,如此看重日常生活的價值,這種思想意識牢牢植根於(後)殖民地香港的歷史情境。而且,否定國家意識形態是包括梁氏在內的許多香港作家的共識,這形成了他們在文藝理念上的“香港特質”。可以想見,當梁氏果斷解構了國族主義的宏大敘事,那麽,剩下來的只有具體實在的物質生活了。套用杜讚奇的說法,梁氏這個寫作策略,或可名之為“從國族拯救食物”(rescuing food from the nation)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香港歷史情境中的“位置性”是梁氏思想立場的根源,但是,我們要想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及其政治價值,就必須把自己從這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超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種庸俗的黑格爾主義,盡量貼近歷史現場,針對“革命”這個理論問題展開批評性的辯難和思考,如此才有可能獲得生產性的、創造性的見解——這也許是梁氏的食饌詩學為我們提供的啟示吧。4



三、文化交往與認同政治

 

論及梁氏的飲食書寫,文化批評家周蕾敏銳地發現:“在梁的詩中,物質的實際存在和中心性成了老生常談(commonplace)與共處(common place)的共同表達:‘常談’之義包括陳腔濫調、平庸、乏善可陳而率直地存在的對象;‘共處’之義則指一個人與人相遇,物與物交接,一個互動性和相向性被積極地重新創造的場地。正如梁在他一本散文集《書與城市》中所提及,他最關注的題目是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 或者易言之,通過銘刻飲食的物質符號與象征寓意,梁氏針對文化議題展開了深入思考,其中包括:跨文化交往的原則、香港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政治、全球城市與文化混雜性。

1,跨文化對話與文化認同·不同文化間的交往和跨文化對話是人類歷史的常態,在全球化時代更是無處無之。如何在“自我”的意識中斡旋關於“他者”的知識、達到對於對象的深刻理解,是一個闡釋學的問題。梁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說自己曾有遠行歐美的經驗,“來往之間,特別感到遊離不定,在不同文化中間遊走,有時也可以幫助自己調整不少成見,回到居住的地方,想從文化參差的比較想下去。” 在詩集《東西》後記中,他有如下見解—— 

當我們嘗試用另一種文化能夠接受的觀念去解釋自己,我們可又擔心會失去了原來的具體樣貌,原來的文化意蘊。……(省略號為引者所加)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里,感到荒謬之余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現其他種種可能的看法與關系。我們固然看到,像在德國樸茨坦無憂公園所見,西方傳統上有不少臆想制造出來的中國茶室,有時有些猜想和誤讀也未嘗沒有帶來一些有創意的想法;另一方面中國近百年來對西方的接觸與想象,有時帶來新的視野,有時也帶來自我否定與自我歪曲。 

傳統闡釋學家施萊爾•馬赫、狄爾泰強調闡釋者要超越自身的偏見和曲解,重建文本所暗示的本來的生活世界,以獲得作者的主觀意圖為終極目的。但是,現代闡釋學家伽達默爾則認為,闡釋者和對象一樣具有歷史性,理解不是重建而是調解、是一種包含其自身的闡釋學情景的創造性的過程;因此所謂的“偏見”並非必然是錯誤的或不正確的,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它其實為我們整個經驗的能力構造了最初的方向性。 梁氏的觀點呼應了伽達默爾的理論,他超越民族主義情操,以平常心打量東西方的文化交往,通達地認為其間總難免有偏見、誤解和臆想之處,西方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想象,以及東方人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理解,正是跨文化對話中的常見現象,也未嘗沒有新的視野和創造性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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