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民粹主義,眾說紛紜,且褒貶不一。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可以給民粹主義下一個簡要的定義:民粹主義,就是體制邊緣的大規模群眾為自身利益,尋求跨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彼此結合,而形成的特定社會情緒、思潮和運動。90年代以來,在中國,民粹主義,既是一個激辯的社會話題,也是一種漫延的社會情緒。作為社會情緒,特別是在一般采用匿名寫作的互聯網上,每逢突發事件,民粹主義情緒,常以灼人的溫度,而引人矚目。近年來,這種社會情緒正在向社會思潮、進而向社會運動的方向延伸,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本文將簡要說明民粹主義的含義、根源及前景,並對其做出辯證綜合的評價。



二、俄國民粹派與一般民粹主義


中國人最初熟悉的民粹主義,是19世紀俄國的政治派別“民粹派”。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為俄文的意譯,原指“為人民利益服務的人”。民粹派主要由平民知識分子組成,他們信奉人民,認為人民即真理,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民粹派稱自己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產婆”(巴枯寧語,見《俄國民粹派文選》),他們批判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相信傳統互助經濟形式“米爾”(村社)是未來社會主義的胚胎,俄國可繞過罪惡的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在村社基礎上構建社會主義。1870年代,民粹派發起“到民間去”運動,讀書人換上農民的衣裝,深入鄉村,解救人民的苦難。然而陽春白雪,和者蓋寡,大多數農民對沙皇保持忠誠,甚至把民粹派分子視為國家的敵人。由於民眾的冷漠和體制的鎮壓,民粹派運動很快歸於失敗。

民粹派對俄國資本主義前景的憂慮,有其深刻依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效果之一,是迅速造成貧富分化,使大量弱勢群眾沈澱在體制邊緣,或者說,被逐出體制。西歐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其宗主國與海外殖民地之間往往隔山阻海,其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很大程度可由海外殖民地人民來承擔。與這種西歐模式不同,沙皇俄國是一個統一的廣袤帝國,其臣民都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內部。如果資本原始積累充分展開,則大量人口將被甩出現代化進程之外,從而造成社會嚴重分裂,形成民粹主義運動的土壤。187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上述過程尚未發生,民粹主義的條件還不具備。因此,盡管民粹派知識分子鼓動宣傳,卻並未形成大規模民眾運動。在這個意義上,俄國民粹派可以說是一種“早夭”的民粹主義,是後來嚴格意義的民粹主義運動的“前史”。

與俄國民粹派不同,1890年代美國的人民黨運動、1940-50年代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新世紀以來法國的國民陣線等,則是典型的民粹主義(populism)。這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常見的現象之一。其特征是,聚集在體制邊緣的廣大弱勢群眾,以其自身即人民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他們為統一意志、表達訴求,總是要尋找超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作為其政治代表和符號;兩種力量結合,形成巨大的合力,沖決、瓦解、顛覆現存權力秩序和利益格局。這兩個方面,大規模群眾與魅力型領袖,是理解民粹主義的關鍵。


三、烏合之眾與卡里斯瑪


民粹主義,總是受到精英階層的各種指責,所謂仇富、非理性、反現代化、暴力傾向,等等。其實,問題不在於民粹主義是否具有這些“缺點”,問題在於,究竟是誰,導致了社會結構的“民粹化”,制造了一個日益龐大的底層?是哪個利益集團,造成大量弱勢群眾日益脫離社會主流生活,在體制邊緣沈澱、匯聚,並積累、激化怨恨、憤怒的情緒?如果社會結構的“民粹化”過程不被扭轉,社會情緒由量變到質變,進一步升級為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就只是時間問題。也就是說,先有社會結構的“民粹化 ”,然後才會有社會情緒、思潮、運動層面的民粹主義。假如一個社會的確是由中產階級居主流、占主導,形成所謂“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那麽,即使出現某種民粹主義的情緒和言論,由於缺少足夠的社會基礎,也斷不會產生任何重要的影響。精英們在責罵民粹主義的時候,應當注意孰為因,孰為果,切不可本末倒置。

民粹主義一定是劇烈的社會變動期、轉型期的產物,觀察近代以來的全球歷史,無不如此。相反,停滯的社會,即使是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例如中世紀的歐洲或實行種姓制的印度,盡管也存在一個龐大的底層,但由於各安其分,各司其守,並不會發生民粹主義運動。只有在社會變動期、轉型期,財富資源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弱勢群眾在被剝奪的同時,權利意識也隨之覺醒。這時,民粹主義便呼之欲出了。

但是,在社會博弈的力量格局中,被體制所剝奪、排斥的廣大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處於明顯弱勢,缺少組織、財政、信息等資源,不啻一群烏合之眾。他們由於天然的反精英、反科層制的傾向,難以自動組織起來。因此,為擺脫弱勢地位,成為合格的博弈者,弱勢群眾只有尋找有力量的同盟者。這種尋找,實際上,就是一種時代的召喚。另一方面,既然占據體制內的都是對立面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麽,這個同盟者,就不可能是體制的一部分——事實上,他往往是一個具有特殊稟賦的“個人”,即有超凡魅力、才能和領袖氣質的“個人”,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卡里斯瑪”(魅力型領袖)。這樣的領袖,可能崛起於體制之外,也可能脫穎於體制之內,但他決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團,而天然地反對精英主義及其組織化的形式科層制,從而必然是超越體制的。

烏合之眾與卡里斯瑪相結合,民粹主義的要素就算齊備了。


四、民粹主義的兩種前景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古代中國相當特殊,自秦以後,大多數時候,市場化程度一直比較高。例如,農耕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所謂“千年田換八百主”(辛棄疾語),即可以自由買賣。因此,中國歷史上經常大量產生變賣土地、從而脫離生產資料的失地農民,進而成為流民,流民造反,王朝傾覆,歷史周期性循環往復。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國,農民起義罕見地頻繁,這絕非偶然,而與市場化程度較高這一基本國情直接相關。由此,也造成民粹主義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中,有其深厚土壤,形成悠久傳統。這一傳統,遇到適當的機會一定會被激活。

中國的90年代始於1992年冬春之交,市場化改革導致急劇的社會變動,造成迅速的社會分化。到90年代末,一方面,鄉鎮企業陷入困境,大多由集體所有制改為私營企業,造成農村貧富分化嚴重;另一方面,國企改革和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職工大規模下崗,形成龐大的城市貧民階層。社會學家孫立平借用一位法國學者的比喻,把9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過程看作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於社會結構之外。”(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這種嚴重的分化和斷裂,是當時“新左派”產生的時代背景。

時至今日,這個市場化進程總體上並未逆轉。社會結構的“民粹化”導致民粹主義的社會情緒日益積累和激化,成為時代的隱憂。從歷史看,民粹主義運動的前景無非是兩個:或者潰敗,或者被改造。潰敗很簡單,“烏合之眾”由於缺少嚴密的組織,因而無法追求理性的目標,也無法完成周密的計劃,執行審慎的策略,最終一定會脫離“卡里斯瑪”的引導,而陷入混亂。“文革”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群眾運動按照其內在規律展開的時候,總是激情淹沒理智,短期利益掩蓋長遠利益,最後很難避免潰亂的結局。

被改造的情況復雜一些,還是舉毛澤東的例子。20年代的工農運動,之所以避免了潰敗的命運,是由於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賦予了原本是烏合之眾的底層工農以主義、制度、紀律,用“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措施,使之完成了組織化過程。實際上,所謂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所謂民主集中制,都是領袖、精英與群眾良性互動的實例。這是中國革命成功的關鍵。而“文革”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於民粹式的群眾運動未能實現有效的組織化。


五、簡要的評價


民粹主義是啟蒙運動的遺產,只有“人生而平等”這一啟蒙主義的觀念確立之後,民粹主義才有其正當性。與之對比,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十分明顯。因為自西周封建制瓦解之後,“均貧富”(晏子)、“民重君輕”(孟子)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在這方面,民粹主義的進步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又是對社會嚴重不公的癥候式的反應,是被動的、自發的、盲目的,破壞性有余而建設性不足。

當然,我們不應過多地指責民粹主義,因為它畢竟只是一種社會癥候。重要的是尋找和消除其社會癥結,即對廣大弱勢群眾的剝奪。只有除掉這個社會根源,民粹主義才能真正被杜絕。(愛思想網201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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