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盛:誰在塑造我們的國際觀?

——兼論國際關系知識分子的作用

關注國際大事是中國青年,特別是大學生的一個特點。作為具備一定知識素養的年輕人,大學生們繼承了古語中“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統,也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對包括國際時事在內的社會時事總有一份出自內心的隨時關切。而且,不但是文科生關注國際時事,包括許多埋頭於實驗室的理科生也有許多對國際關系感興趣,他們對克林頓、薩達姆等國際人物的熟悉程度絕不會亞於他們對本領域學科權威的熟悉程度。在大學校園各種學術或時事講座中,關於國際關系或中國外交的一般來說總是最熱門的講座之一。

這種關注造就了強大的民間輿論。對網絡化時代的大學生來講,對國際關系以及中國外交的關切已經不再停留在課間辯論與熄燈後的臥談會的水平上,作為最忠實的網民,大學生們已經熟練地利用各種網絡表達手段,如博文、跟貼、留言等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與態度,從而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匯集起巨大的民意。雖然國際大事似乎與學生們的切身利益並不掛鉤,但他們參與的程度卻相當熱烈。前些年的反日遊行、抵制家樂福等行動都是以大學生為主體在網絡上發動起來的,他們的聲音並不一定代表了全社會的聲音,但由於表達得最響亮,故常能對政府外交決策造成實際的掣肘。這也是我國政府為什麽十分關注大學生思想動態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時,需要關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誰在塑造著這些年輕學生們的國際觀呢?聽到這個問題,越來越強調獨立的大學生可能很不高興:沒有人塑造,我塑造我自己,“我的地盤我做主”。確實,對多數大學生來說,他們對國際事務與中國外交的基本態度與觀點都是自己選擇與思考的結果,那種把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歸結於官方推動和塑造的結果是十分牽強的。但是,應該承認,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每一個人的思考事實上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它受制於周圍環境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所能夠運用的分析問題的基本工具與方法。信息一般都是別人提供的,特別是國際時事,大學生不可能直接到國外的第一現場去感受,他們所了解的信息都是媒體傳達的。更重要的是分析問題的基本工具與方法,事實是“肉”,方法是“刀”,不同的“刀”將切出不同的“肉”。誰給了大學生這把方法的“刀”,誰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學生們的國際觀。那麽,大學生分析國際時事的“刀”是從哪兒借來的呢?


對絕大多數專業的大學生來說,都沒有上過專門的國際關系課程,但往往都需要上一門公共課,即形勢與政策課,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國際時事。但是,這門課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濃厚的,主要目標是教導學生了解進而支持黨和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其認識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沒有什麽實質內容,也不受學生歡迎。事實上,在網絡輿論中,官方的觀點往往是被批評的對象。與官方性質的說教相比,大學生更樂於接受一些來自相關暢銷書中的觀點,像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國可以說不》,現在的《中國不高興》等,這些書發行量很大,其中相當部分是年輕的讀者。這些書用比較通俗的語言,對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表達了一種不同於官方的、能夠激動人心的敘述,往往被人稱之為民族主義。對於處於受壓抑環境中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觀點與視角是令人興奮的,更容易為他們所接受。這些書不但在圖書市場,還在平面媒體、網絡空間上都得到了熱烈的討論,影響了更多人的思維。盡管它們不會嚴謹地分析該如何認識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但其中滲透的觀點與方法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許多年輕人的國際觀。

令人深思的問題是,在這些暢銷書的作者中,幾乎沒有一個是學過國際關系專業的人。在中國,國際關系是一個堂而皇之的二級學科,也有許多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但對民間輿論來說,影響最大的不是他們,反而是那些對國際關系專業知識可能毫不熟悉的暢銷書作者們。事實上,在許多網絡輿論中,真正的國際關系專家往往被稱為“磚家”,他們提出的看法,不是受忽略,就是受嘲笑,被稱為迂腐、軟弱。盡管這些專家們也頻頻在電視上露臉,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真正在民間輿論上發揮了多大作用。另一方面看,信譽不佳的官方媒體除了增加他們的知名度外,在影響力或美譽度方面,可能只有反作用。這種在本專業領域反而掌握不了話語權的現象,暫且不說其利弊,至少對國際關系學界來說是一種悲哀。如果換了其他專業,比如說經濟學或法學,讓沒有任何專業背景的人信口雌黃而真正的專家反而噤聲的情況,大概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中原因,細究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


1.國際關系專業門檻低,任何了解一點情況、有點口才的人都能說上兩句,這就給了那些暢銷書的作者們以較大的擠入空間。反過來,由於各種原因,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科知識積累也很落後,原來許多專家主要是做情況分析起家的,沒有太多的專業理論知識,除了所謂的內部消息之外,沒有多少專業優勢。

2.許多國際關系專業的人才以智囊自許,眼睛朝上,考慮的是如何影響政府的政策,對如何影響民間輿論不太重視。例如,中國社科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等科研機構集中了大量的國際關系專業人才,但他們的任務是為決策服務,為領導服務,對於影響民間輿論的事情,他們沒有動力,甚至也不屑於做。但在實際上,國際關系學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決策是很成疑問的。在建國以來的政治與文化傳統中,知識分子起的主要是解釋政策而不是提出政策的作用。在對外關系方面,決策層的看法確實與國際關系學者的主流看法基本一致,但這到底是學者影響了決策層,還是決策層在引導學者,是一件很難證實的事情。不管如何,國際關系學者這種眼睛朝上看的傾向加劇而不是彌合了政府與民間的觀點與情緒分裂。目前,中國政府的對外決策相當的務實與低調,但在一些民間輿論看來,則體現為軟弱與無能。站在中間的國際關系知識分子,對此無能為力,是很令人遺憾的。


3.目前國際關系的一個潮流是走向專業化、理論化,而不是做公共知識分子。這有其特定的歷史與現實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基礎薄弱,導致門檻不高。不容否認的是,學界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表現之一就是大力學習和引進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著力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與理論水平。就目前情況來看,這方面已經做出了一點成績,但還遠遠不夠。因此,就國際關系學界的主流來說,目前的主要任務仍是專業化與理論化,較少有人有做公共知識分子、影響民間輿論的沖動與實踐。

然而,現實已經不允許國際關系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園地裏獨自耕耘。充滿強烈非理性色彩有民間輿論的興起、以及這種浪潮對於決策的越來越大的影響,越來越反映出培養一種相對健全、理性的國際觀的重要。而這方面,國際關系知識分子可以扮演著有力的作用,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將為社會提供更為寬廣的視角與選擇。我們不能說國際關系知識分子的觀點就一定是正確的,就一定比那些沒有學過國際關系的人要高明,但有了他們的加入,至少就有更多的觀點與聲音碰撞,有更多的專業視角與方法的運用,這些都有利於促使人們更加理性地思考,養成更加成熟的國際觀。

當然,要達到這樣的效果,那些仍然執著於書齋或是上層決策的國際關系知識分子們需要做好準備:不但要有紮實的專業知識,還要用普通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把這種知識表達出來。在後一方面,那些暢銷書作者們確實值得所有的國際關系知識分子好好學習。(愛思想網站 20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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