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一場好看的國際性起義

1900年,趁著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侵,清朝皇室開溜,孫中山的革命黨,在廣東的惠州,發動了一次武裝起義,惠州三洲田起義。這次起義,在孫中山看來,是時局轉換的關鍵。經次一役,國人不再目他們為亂臣賊子,反倒有點同情了。其實,孫中山錯會意了,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改變,跟這場起義關系不大,主要是因為清廷在庚子之變中的倒行逆施。但是不管怎麽說,惠州三洲田起義,在革命黨人的起義譜系中,地位不低。

起義跟多數革命黨人起義一樣,動用的是會黨的力量。具體在惠州,就是洪門三合會或者三點會的會眾。本來,洪門未必有很強的政治性,所謂的反清復明宗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壓迫之後,經高人點撥加上去的。社會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脫離鄉土宗法系統討生活,有個組織,相對容易些,幫會也好,民間宗教也好,就應運而生。朝廷不喜歡,加以打壓,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強,打壓也打壓不了。於是,幫會就不黑不白地存活著。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為的反政府勢力,都會很自覺地想到他們。太平天國用過他們,戊戌維新被鎮壓,激進的維新派,也利用過幫會。最後輪到革命黨了,早在興中會初起,孫中山就加入過海外的洪門。在國內舞槍弄棒,扯旗造反,拉這原本就被朝廷視為非法的團體入夥,則是最方便的選擇。

惠州這個地方,在廣東自成系統,民風強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門勢力大,是個策動造反的好地方。革命黨在辛亥武昌起義之前,一共發動了十次起義,就有兩次在惠州。

策動會黨起義,冒風險他們並不太怕,原本就是時常冒死犯難,干犯法紀的流民嘛。但是,做這種事,一要有錢,二要有槍。對幫會來說,這不是革命,他們也理解不了什麽叫革命,只是買賣,刀口舔血的買賣。比起平時的小打小鬧,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點而已。錢,革命黨是有的,每次起義,他們都會在海外籌錢,籌夠了,才發動。起義發動起來之後,按日發餉,走街過巷,每到一地,起義者都要殺豬漉酒,大吃大喝。東西還不是搶來的,可見錢是有的。槍也好辦,惠州臨近福建,福建對面是日本占據的台灣,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經台灣到廈門走私槍支,一般不成問題。所以,造反的洪門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搶。

起義的發動,時機很好。北京被八國聯軍占領,天下大亂。同時,台灣的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對孫中山的舉動,有直接的支持(這幾乎是日本的一貫做法,總是支持中國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參與起義的,還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宮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誠、原口聞一、遠藤隆夫、山下稻、伊東正基、大崎、伊藤巖崎等十余人,算是一支“國際縱隊”。計劃是先由鄭士良等人潛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組織。然後孫中山攜眾“中日同志”一起到來,共圖大舉。沒想到,鄭士良進去把人拉起來之後,港英當局不給面子,孫中山他們在香港受阻。鄭士良眼見糧餉將盡,人要散了,於是冒險發動,如果成功,就在海邊占個地方,等待從台灣來的援助。

起義發動的時候,由於起義舉槍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後膛槍,一時間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幾股清軍。俘虜了清兵,就剪下他們的辮子,讓他們做苦力。雖然後世稱他們為革命起義軍,但當地人依舊稱他們為紅頭賊,仿佛這些人跟太平天國時期起事的紅巾軍是一回事。起義軍也是腰纏紅帶,頭裹紅巾,還打著紅旗。領頭的人等,頭插雉雞翎,胸掛紅繡球。起義失敗之後,被清軍打死的首領,身上還掛著結成花球的紅綢子。盡管是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但是參加的洪門,還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農民一樣,喜歡把跟戲班子學的本事,用在起義上。

雖然中國的朝廷,有段時間不知所蹤。但在廣東的地方官,還算負責任,沒有聽說了起義,就一溜煙走了。當地的民團,也不買幫會的賬,硬是幫著清軍打義軍。雖然起義軍一度聚攏了近兩萬人,聲勢不小。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內閣換人,新的總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張支持孫中山。於是,預期的外援沒有了,錢也沒了,槍彈也沒了,三合會會眾,一哄而散,兩個參加起義的日本人死了,鄭士良只好走路,起義失敗。

洪門對革命和主義毫無理解,也沒法理解。用他們起義,等於雇人造反,錢在人聚,錢散人散。(愛思想網站 201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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