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明琤《歲月邊緣》桑干河的嗚咽──記丁玲

十一月。冬寒漸緊。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華盛頓公園路上我獨自驅車。路側林藪早已秋華盡減,枯條參破凜冽雲天。

我是應朋友時鐘雯的邀約,到她華府水門公寓的住所裏,去聽丁玲朗誦她自己著名的作品:《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桑幹河究竟在那裏呢?真是遠在天邊!我實在連那條河的正確地理方位也弄不清楚,然而眼前公園路的左側,我可以看到繞流華府邊的玻多馬克河。冬日的陽光正映耀河上。我心裏思念著:渡河過橋後,由一個扛過半世紀苦難的作家朗誦聲中,我可以想像聽見;桑幹河的水聲,會自天邊流進一個異國層樓中的客寓。

去聽丁玲朗誦作品,會比昨晚去聽她演講更有意義,我不覺加速了車子的馬力。

車子冒著寒風隆隆作響,在單調的車聲中,我不免要去回想昨晚丁玲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演講,她在演講中勾畫的生平,她生平經歷過的寫作、左傾、囚獄,和放逐……,還有;那十分令人不解的,二十二年的災難痛苦後仍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我是共產黨員”。

在寬大的演講廳裏,坐滿了各色聽眾。有中國人,有美國人,年輕的,不年輕的,大家一定都聽說丁玲,都知道丁玲。但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丁玲,聽她講她的“故事”。燈光照明下,大家靜候丁玲的出場。

丁玲出場了,華發、素衣、布鞋。七十七歲的丁玲;步態依然穩健。她帶著一個年輕的翻譯,緩步移向講台,一面頻向台下聽眾點頭微笑。台下的人看不出她身上曾披載的五四風雲,也看不出她二十二年消聲匿跡的傷痕和顛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間浪潮,已淘去了她生命中的激昂慷慨,也磨褪了鑄錯在她身上的鞭撻和煎熬。她剩下的形象;是一個中國孩子都熟悉的老祖母──微顯臃腫的矮胖身材,一臉風霜皺紋裏透露著敦厚和慈祥。七十七歲的丁玲,第一次遠行異邦,踏入八○年代的“西潮”裏;顯出那樣濃郁的鄉土氣息。也許,就那樣,她給我一種奇異的親切感。

丁玲坐在講桌邊,面對廣大聽眾娓娓而談。

首先,她談她的寫作歷程。她說:“我原來不是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在那個五四年代裏,她年輕、有著一般年輕人的激進和苦悶。清末以來的列強侵略、國恥重重,經濟萎頓……使她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擔負了時代賦予的憂惶,急於要見出社會的改革途徑。一九二四年她進入上海大學讀書時;原要攻讀經濟學。她讀馬克斯經濟論,讀不懂;“經濟之路”走不通,只好改讀文學。她也學過畫,學過音樂,想要提升超拔心情的苦悶,但是,不行。只好提筆抒發胸臆。於是便有文章發表,有文章發表了,就被認為作家。既被認為作家,就有人不斷邀稿。稿子寫得多了;就順理成章走上寫作之路。丁玲沒有提到她自己的作品。然而,在座的人大都知道;她那早期創作中大膽描寫女性生理心理的《莎菲女士日記》,後來得過史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還有她那《人民文學》八股的〈杜晚香〉。

聽說丁玲在前年曾應徐州師範學院教師所編《作家傳略》而寫成自傳一篇,她在自傳中稱:她從一九二七年發表寫作以來;除了那二十二年中北大荒放逐、文革囚禁的寫作空白外;她寫了兩百多長短小說文章。總共約有一百六十多萬字。可是沒有一篇理想的作品。她坦白承認;作為一個寫作者,數十年來,文章的量和質都不夠。七十七歲的丁玲,從二十二年“反右”“文革”的連串打擊苦難中活了過來,有人認為是奇跡,而她在寫作的終途上,將怎樣創造奇跡,寫出一本理想的作品呢?丁玲是個世界知名的人物,可是“知名度”並不能滿足一個創作者的藝術良心,丁玲在這方面至少透露了她性格中的真誠。

然後,丁玲談到她思想的左傾。三十年代裏中國的危機重重。日本野心侵華,奪取東三省,制造慘案和事件。早在巴黎和會後,中國人受辱,國際聯盟又無力主持公義。讓許多中國人對西方民族感到懷疑和失望,曾經高舉“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旗幟的陳獨秀,改而舉起了“共”先生的大旗。激進的年輕人因民族思想的高昂而紛紛投入了旗下。丁玲的朋友中有因偏激而下獄被殺。於是,她在憤慨之余也尋思中國應走何路。在“共”先生的號召下,思想便愈來愈左了。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檢舉入獄。

三年後,她出獄轉赴陜北,加入延安共黨。丁玲在演講中沒有提到她在延安的種種作為。然而,台下的聽眾在記憶表翻翻有關丁玲的閱讀資料,便知道她在延安時,曾因寫〈三八節有感〉為婦女作不平鳴而受到批判,於是“下放”接受思想改造。她編寫《解放日報》副刊,主張文藝的獨立性和藝術性。終於促使毛澤東殺出了那有名的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的“鋼鐵教條”:文藝附屬於政治。

丁玲自稱思想左傾,卻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她自認是個忠心黨員,卻被判為反黨而開除黨籍。她的信仰和現實有著那樣尖銳的矛盾和對立。但她執著於自己的“選擇”。她在北大荒餵雞也餵得誠誠懇懇兢兢業業。她自稱:做一個共產黨員便要把任何事情都做好。寫作也好,餵雞也好……一樣都是工作。然而,“共產黨員”這個頭銜是不能長到她性格中去的。丁玲一生出死入生,命途多艱,但她執著於生活,真誠踏實,樂觀不渝,那原是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她身上陶鑄成的性格,不是“共先生”帶給她的舶來品質。她說她讀馬克斯經濟論讀不通,她也未必讀通了“共產主義”。追根究底,她所信仰的怕只是她的一個“執著”、一個“選擇”。她不是不承認她所經歷的痛苦。她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後,曾寫過一篇〈七一有感〉,發表於《北京日報》上,她說:“為了今天;我度過了艱難險阻,為了今天,我熬盡了血淚辛愁。”文革期間,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丁玲和她丈夫陳明同時被捕下獄,關在北京附近的高級監牢裏,分別幽囚於兩個不同的牢室。據她說,那五年最難受,最是嘗透了孤寂淒苦。

她是怎樣熬過那五年囚獄的呢?她在一篇訪問中解說:“……,我暗暗告誡自己,不管怎樣,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不管怎樣,也不能對未來失去希望……。我總覺得,一定會有那麼一天,一個好心的看守員,會替陳明遞一張條子來給我……,我就是懷著這個希望度過了這漫漫長夜的五年。”然而文革期間,那種夫妻互鬥,朋友成仇,子女叛親的殘酷現實中,她憑著什麼相信人有好心?憑著什麼認定夫妻專情不渝?憑著什麼執著對未來的希望?她的牢獄自述聽起來就像個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小典故。而她憑借由黑暗中活過來的力量;也就是由歷史文化陶冶而成。決不是“共產黨員”所依附的“黨訓”。

有人要問,文革期間任走卒橫行淩辱,知識份子的良知風骨呢?還用問嗎?兒童故事中老出現“白雪公主”“無敵金剛”,已足令有識之士擔憂了,又何況在國家首府的廣場上;盡豎著史、列、馬、恩的巨頭畫像?“全盤西化”,“全盤俄化”的論調久了,中國人賴以成“身家性命”的文化遺產歷史精神;都漸漸化為垃圾,丟進毛坑。傳統中的道德價值便都成了腐朽,到那裏去找憑借而成風骨操守呢?索忍尼辛敢於寫出《古拉格島》的血淚真理,也憑著他肯定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肯定固有的宗教精神和信仰。丁玲幽囚牢獄,固執地肯定人心,才能超越苦難。她和陳明終於出了獄,團了圓,至今相扶相攜。

最後,丁玲在演講中談到她對文藝寫作的看法。她認為寫作者寫完了就不該負責,就像女工將布織完了一樣。布入了市場,銷售如何,女工管不了。作家的作品完成後,會隨時代、人們的好惡、批評而存亡,作家管不了,作家要管那麼多便無法創作了。

丁玲於此率直地批判了“官方文藝政策”存在的不當,也暗暗提示了作者受作品株連的不公平。她當然可以回想當年“反右”時對她作品的種種批判,她曾努力抗辯,但代價是二十二年的封筆和書禁。二十二年的沈默,丁玲於此吐出了心中耿介。

那麼創作的泉源是什麼呢?她說:是生活。創作者要深入生活,不能關起門來憑感覺寫作。老把自己的感覺擴大,作品便成真空。靈感須從生活裏來,生活使人激動,使人有啟發,使人有創作的動力。離開生活,抽去現實,作品便只是形式而已。但丁玲沒有涉及中共三十年來的文學狀況。三十年來,中共文學豈止只是形式而已,連個人感覺也談不到。作家不能忠於生活,只能套著條框,在“文藝政策”下,文藝沒有了生命個性,只成了附屬於政治的行屍走肉。聽說丁玲在紐約演講時,曾否認中共對作家的控制。從二十二年的“嚴寒的日子”走出來後;丁玲進入醫院療病,忙於整頓居家,還要抓緊時間寫一部理想的作品。自顧尚且不暇,況論縱觀三十年“政策”下的文藝概況?她恐怕連趙丹(中共名演員)去年臨終前批評文藝管制的短文也不曾讀到。趙丹臨終;政治魑魅對她已“沒什麼可怕了”。在沒有恐懼的心情下,他理直氣壯地斥責:“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非要管得那麼具體就是禍害文藝。……,為什麼要死死拽住那麼多非藝術幹部來管住藝術家們呢?……,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七十七歲的丁玲,走在自己的人生終途上;已無法真正投入生活,敏銳審查現實。也無力吶喊疾呼了。雖然她已從二十二年的災難活過來,但她今後的創作泉源;只能回溯到那《嚴寒的日子裏》(丁玲正從事的長篇)。想到她無可奈何的自我封鎖,我的心不免為她悲矜起來。

懷著那份悲矜,我驅車越過波多瑪克河。在水門公寓的停車場中,我將車子停妥後逕往時鐘雯寓所而去。去聽丁玲朗誦她的作品。

進入客廳;落地玻璃大窗外,波多瑪克河遠遠地在日光下橫流而過。太陽亮亮地照進室內,將一個寬敞的客廳更添幾筆光華。客廳裏兩個美國青年正忙著安排錄影和錄音。時鐘雯遞給我那本《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小說,要我先選幾段我認為好的章節;再由丁玲自己從中選誦。我坐在桌邊慢慢地翻閱起來。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本書,那本書;不大,也不厚,紙張粗糙陳舊。那本書;在丁玲被“反右”後,封禁了二十多年。丁玲在重讀這本書時,該也會覺得,隨著她逝去的年光,那本書也“老”了。

我低頭匆匆翻閱時;丁玲和陳明相攜進入客廳。丁玲衣著和前晚演講時一樣,只是頭發被風吹亂了,更顯得斑白蓬松。時鐘雯介紹我們握手時,覺得她的手溫暖厚實。她比起穿高跟鞋的我要矮得多。她擡頭看我,眼光喜悅而慈和。我低頭看她,看她滿臉風霜坎坷。

時鐘雯領引大家入座後,端上糕點瓜果。丁玲選了一個背窗的座位,陳明在旁說:“你真不會選,選個對窗的位子;還可以看風景啊!”

丁玲回答說:“我就是不要對著窗,太陽太亮,我眼睛不行”。我坐在她對面,靜靜地聽大家聊天。丁玲提到她平反後的際遇和感觸。她說,平反了,住所寬大舒適了,北平的環境還是不大習慣。在北大荒時,尤其是冬天,一望無際的冰雪,真是浩闊空朗,心情會有一種俯仰宇宙的無礙。北風吹得緊時,行走時都得側著身軀,一步一步奮鬥前行,真是要扛得住呀!在北平,到處都是房子、街道、車輛,相形之下,局促多了,在北方農村裏,走到那裏,大家都會噓寒問暖。在北平到處都是人,誰也不認得誰,招呼也不必打,自己成了大城的陌路人。生活呢?當然好多了,平反前,丁玲沒有黨籍也沒有職分,所以平反後並不能拿到二十二年的職位工資。陳明有工作名位,平反後,工資也總結了,為數也不少。但陳明將兩人以後的生活費盤算留下後,剩下的捐給了“作家協會”去培育新進。

丁玲說:“我們就兩個人,年紀大了,用不了什麼錢。”好像說;捐給“作協”,也是應當。

我忽然想起對她的一篇訪問寫作裏曾記載;她認為她求生意志中,一部分力量來自她的責任感,對歷史的責任感,對後代的責任感。那種將一己身心連接於古往今來的千秋萬代;明明是傳統文化中的固有心態。她又何必老執著自稱“共產黨員”?

隔著桌面,丁玲忽然問我是不是美國出生長大的?我簡短地告訴她:我出生法國,回過大陸,隨父母逃難到香港,然後到台灣,大部分算是台灣成長。她聽我那樣說並沒有顯出意外。只一面吃著糕點,一面說:“聽說台灣建設得很好。不過,台灣的人大概把我們共產黨都想成像妖魔鬼怪青面獠牙?”我朝她笑笑:“你不像。”她像我的白發外祖母,也像帶我們長大的“老幹幹”。我們原是同文同種,源於同一的歷史文化,來自同一的神州江山。不同的是,我可以平平安安地成長;順順利利地立業成家。而她;在她信奉的“主義”下,卻遭受苦難和鬥爭,封作蛇鬼和牛神。

隔著桌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她臉上刻劃的皺紋。她的臉因背著光更顯黯淡,她蓬松的頭發也因背著光而更顯蕭蕭。我突然覺得她那“共產黨員”的“口頭禪”已成了一個抽象的宗教概念。二十二年的生命荒寒,我不知道是否已將她心智磨損。她盡可以從歷史上去作衡量。清末以來,中國人在時代浪潮的沖激下,一直在尋思摸索一個正確方針,去挽回國勢艱危,去建設民主、民生,去解除思想枷鎖,去重新整頓局面……在這個大方針下推演著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主義也只是這個大方針下分歧的一個途徑,這個途徑不是已由她自己的災難和冤獄證明了它的險阻?

說著吃著,陳明透露下午還要去甘乃迪中心看戲,時間不多。於是時鐘雯臨時留他們吃午飯,趕忙拉著我到廚房打點午餐。問他們愛吃什麼?他們說什麼都可以,青菜豆腐最好。我們便在廚房裏張羅起來。青菜豆腐有了,還有原汁雞湯,現成煮好的有梅幹菜燒肉,還有一包冰凍蝦仁。我們拿起菜刀切蔥切姜,時鐘雯趕著淘米煮飯,另外煮一鍋面條備用。為了節省時間;就趁準備午飯之際同時開始朗誦錄音錄影。

丁玲坐在一張中國式的紅木沙發椅上,低頭將藏青毛衣扣好,笑說:“誰知道要當明星,該穿件好看點的衣服來。”時鐘雯走到她身後替她梳理被風吹亂的頭發。陳明將丁玲的老花眼鏡遞上,打趣說:“要上鏡頭了,還得梳個妝。”

我將那本舊書送到丁玲手中,她帶上老花眼鏡後,開始翻開那本書,翻了幾頁,跳過我所選的作了記號的章段,停了下來,開始讀一篇短章。她讀了幾句;決定就繼續讀下去。於是錄影機就對準了她,她低著頭,雙手捧著書,雙腳交叉著;露出打著針底的粗布鞋。她徐徐而誦;帶著她不改的鄉音。再一次;我打量著她;布鞋、素衣、華發,沈浸在書中的境界裏,不看室外的陽光,也不管我們屏息的凝註。她朗誦篇章中描寫的桑幹河上;沒有陽光。只有在黑夜的月光下,蜿蜒於遠處的林邊。想像中;桑幹河的水聲便在她吐露的音節中成了一種嗚咽。隱隱迢迢地送走了一個浩劫的年代。送走了她二十二載寶貴年華。

朗誦結束,我趕入廚房。陳明走進來幫忙,看到燉在火上的梅幹菜燒肉,便說:“梅幹菜燒肉呀!我在愛荷華時請白先勇吃飯就燒了這麼一道菜!”白先勇,台灣來美的小說家,陳明,大陸訪美的劇作家,相逢歡聚於異邦的愛荷華,真是知音要覓於天涯麼?陳明和丁玲是應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會的邀請來美訪問的,離開華府後不久,他們便“打道回府”了。

正忙著時鐘雯叫了起來:“哎呀!怎麼米還泡在水裏呀!”原來電鍋插頭插錯了,於是,她卷起衣袖,撈起面條,炒一鍋即席面。“午飯”就只好成了“午面”。我將菜一道一道端出去,熱騰騰的。端一道,便說一個山珍海味的名號:“這是翡翠白玉鳳膏湯。”“這是鮮炒水晶玻璃蝦”,說得大家笑起來。丁玲對我誇讚:“這個姑娘真是能幹。”我擡頭觸及她笑咪咪的眼光,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外祖母,我的“老幹幹”,我的心一下子揉合了悲涼和溫暖。我對她,一個慣稱自己“共產黨員”的老婦人,只有默默衷心祝福。

飯後,陳明丁玲匆匆收拾告辭而去。我送他們到門口,目送他們相扶相攜地漸漸消失於長廊。我退回屋內,一轉身,玻璃窗外;波多瑪克河在陽光下正橫流而過。

後記:丁玲已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逝世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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