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直而勤懇的作家,當他快要走完自己的創作之路時,總有一個心願:希望自己的的勞動成果、自己的作品能夠為世所知,能夠部分地留傳下去,因為創作的目的本來也就是為別人,為後世。

記得是1957年春天,我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到連雲港去參觀旅遊。那時候程先生是六十三歲,我是二十九歲,我把他當作父輩,上車下車,登山傍水,都要照顧他點。可他的遊興比我高,爬險坡,下礦井,無處不去。我爬高時往往只爬一半,便坐在大青石上休息,並且勸程先生也不要爬,太累。程先生卻喘著氣從我的身旁走過:“你不上去下次還可再來,我不去以後就沒有機會了。”我聽了程先生的話便一躍而起,跟著程先生爬上山巔。在山巔上了望大海時,程先生便對我吐露了他的心願:“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再也不能寫更多的東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以前的作品整理一下,重印一次。”我知道程先生所說的作品是指他畢身經營的《霍桑探案》,這套書我小時候曾經部分地讀過。我覺得偵探小說對培養人們的正義感,邏輯力,啟迪智慧,養成堅韌的性格等等都是有作用的。當時便自告奮勇,不自量力,要為程先生爭取一個再版的機會。

機會來了,出版社邀請作家們開座談會,征求對出版工作的意見。我在會上便大聲疾呼,要為程小青先生出一套選集,從出版的意義一直講到封面設計,以及如何發新書預告等等的細節。

當時大家聽了都很感興趣,而且認為銷售一、二十萬冊沒有問題。想不到緊跟著就是反右派,書沒有出得成,我卻成了反黨集團分子,要為程小青先生出書也成了我的罪狀之一。當然,我之所以倒黴並不是因為要為程先生出書所致,所以要提到這件事不過是為了湊材料來增加我的罪狀而已。

程小青先生是個正直而善良的人,他與人交往無所企求,毫不勢利,而且以能夠幫助別人當作自己的快慰。對於文藝界的後輩更是關懷備至,致及飲食與冷熱。當我發表了一點作品,受到一些稱讚時,他便十分高興地寫一首詩給我,而且親自拿著詩爬到我的小樓上來。我居的小樓只有朝西朝北的窗戶,夏天熱不可當,汗水把稿紙濕透。程先生還教我一種防暑降溫的方法,教我在清晨時用棉花胎把窗子遮起來,再吊幾桶井水放在房間裏,開著燈寫東西。1957年之後我倒了黴,被下放到蘇州的一家工廠裏當學徒。那時候,犯了“錯誤”的人都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江東有些父老見了我也有些尬尷似的。程先生卻不然,他騎著自行車從大街上走過,見了我不是點頭而過,而是老遠便跳下車來,站在馬路上和我談半天,詢問我勞動與生活的狀況。他知道我的工資被降了兩級,所以一再問我缺不缺錢。有一次,他竟為此事爬到我的小樓上來,認真地對我說:“你到底要不要錢?我有錢,你隨時隨地都可來拿,還不還都可以。”我總是回答說:“不需要,活得下去。”

有一次我們在一起開會,閑聊,談到我在工廠裏勞動時最怕的就是遲到,做夜班和中班時都是提心吊膽,深怕睡過頭。程先生說:“你為什麼不買一只鬧鐘呢?”我隨口回答了一句:“沒有錢。”程先生隨即掏出錢來:“拿去,買一只帶回去,”過了幾個月,當我把鐘錢還給他時,他卻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說我從來沒有向他借過錢。幸虧有周瘦鵑先生在旁邊作證,他才勉強地把錢收回去。這只雙鈴馬蹄表倍伴著我度過了許多艱難的歲月,也聯系著我與程小青先生之間的老少情誼。不管文藝界是如何的一時風起,一時浪歇,我們之間都保持著聯系。他經常爬到我的小樓上來,我也經常到他的書齋裏去。春秋之日他家裏的花兒開了,我便帶著女兒到他家看花去。程師母最歡喜孩子,去了以後總是把許多糖果塞在孩子的衣袋裏,臨走的時候還要采幾支大理菊,讓孩子捧著帶回去。我歡喜坐在程先生的書齋裏,聽他談偵探小說的理論,以及他生活與創作的經歷。我覺得他是個人道主義者,總是用一種善良的目光打量著這個世界,對人誠懇而寬厚,富於同情心理。我尊重他的為人,尊重他的作品,總覺得他的舊作沒有再版的機會有點兒說不過去。文藝是個百花園,每一種花都應當有開放的權利,不必去厚此薄彼。我們常常講文學的主流,卻常常忘記不是每一個讀者都飲長江水,而那長江也是由許多大河匯合而成的。程先生是中國偵探小說的鼻祖,他的作品是應該得到尊重,得到承認的。到了1963年,文藝界的形勢有點好轉了,我便向程先生建議,建議他把《霍桑探案》整理一下,作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爭取出版的機會。程先生說他也有此種想法,正在整理。有一次我到他的書齋裏去,確實也看到他在舊版本上修改,字小得象螞蟻,比蠅頭小楷還要小一點。

文藝界的風雲又起了,1964年文藝整風,我又倒了黴,又下放到工廠裏去勞動。緊跟著便是文化大革命,程先生也倒了黴,抄家,批鬥,我們兩個人不能來往了,只有一次,在開明大戲院開上千人的批鬥會,我和程先生被押上台去,兩個人匆匆地見了一面,不能交談,因為有人監守在旁邊。從此以後我被全家下放到黃海之濱去了,兩人不通消息,他不知道我到哪裏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樣度過的。

不覺又過了八年,就在“四人幫”被粉碎的前夕,我因事回了一趟蘇州,打聽到程先生還住在望星橋堍,便去探望他。我覺得別處可以不去,程先生那裏是非去不可的,他已是風燭殘年,見一面是一面。

程先生的家住在望星橋堍沿河邊,在一條非常狹窄的一人弄裏,長長的弄子裏只有他一戶人家,大門就在弄子底。文藝界的朋友們常說,程先生的像個寫偵探小說的人住的,深邃而有點神秘。我走完了那條長著青苔的小弄,叩門,希望能像當年那樣,來開門的是位老保姆,或者是程師母。叩了半天,想不到來開門的卻是程先生自己。我見了程先生十分吃驚,他已經老態龍鐘了,耳朵也有點不便。他已經認不出我了,待我大聲通報了姓名之後他才猛然想起,緊緊地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詢問江蘇文藝界的老朋友都在哪裏,恍如隔世似的。我打量著程先生的家,已經面目全非,他的書齋和小樓都被人占了,花草與盆栽都不見了,只有種在地上的迎春柳還是長得青青。當我正要向程師母請安時,擡起頭來卻看見程師母的遺像掛在墻壁上面,這位慈詳的老人已經去世了多日。我為程先生擔心了,覺得他經不起如此嚴重的打擊。程師母的一生都在精心地照料著程先生,對程先生的飲食起居照料得細致入微,家裏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條地。如今,程先生卻被擠到一個小房間裏,房內空空,只有一張小床,還有一輛他心愛的蘭令牌自行車放在床邊,車上落滿了塵灰。程先生的書籍和手稿都被抄光了,連那張寫字台也不見了,只有一張小桌子放在堂屋裏。他訂了幾份報紙,整天在那裏翻來覆去地看,並且把幾位能通信的老朋友的地址抄在一張紙上,輪著向老朋友寫封信或寫首詩,以消磨時日。我想起他的書,想起他要重印《霍桑探案》的事,仿佛是一埸幻夢似的。我不忍在他家久坐,談了個把小時便起身告辭。程先生要留我吃飯,可我們都同時擡起頭來看看程師母的遺像,如果她還健在的話,一切都已準備好了。

程先生把我送到大門口,說了一句十分傷心的話:“文夫兄,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了,你多保重。”我忍著眼淚匆匆握別,從那條狹弄中走出去,走了一段回頭看,見程先生還呆呆地站在那裏。程先生的話不幸而言中,就在我探望他之後不到兩個月,他便逝世了,沒有能親眼看到“四人幫”的粉碎。

粉碎“四人幫”後的這些年,我一直記著程先生當年與我登高山而了望大海時吐露的心願,一直記著他站在大門口送別我的情景。我總覺得他對我有所囑托,總覺得他的遺願未能實現時,作為後輩於心有愧。所以我一直在尋找機會為程先生出一套選集。如今,這個願望終於部分地實現了。程老,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

1985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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