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絲綢之路”的考古認知(3)

4、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通過古代碼頭、沈船的考古發現,以及相關地方的考古發現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比如在安陽殷墟發現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龜板上,經過驗證,這些龜板來自馬來西亞來的“亞洲大陸龜”。早在殷商時代,犀牛形象就進入中國青銅器藝術。戰國秦漢時代流行銅犀牛,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出土錯金銀青銅獨角犀,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後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漢武帝茂陵陵區出土的錯金銀銅犀牛,還有漢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銅犀牛,唐高祖獻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來自南亞地區。南亞地區犀牛有不同品種,印度犀牛個體較大,而東南亞的蘇門答臘犀牛個體較小。中國古代的犀牛及其作為模型的犀牛,可能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

山東半島戰國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紀,屬於地中海東岸產品。漢唐時代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其他域外遺物,還有山東臨淄西漢齊王墓發現的列瓣紋銀豆;山東青州西辛村發現的列瓣紋銀盒;廣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國遺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亞或中亞的銀盒、金花泡飾,南亞的乳香;廣東漢墓出土的羅馬玻璃、肉紅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銀幣和銀器等。江蘇、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還出土了多面金珠、羅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壺等。由此可以覆原一條從埃及亞歷山大港,經印度、東南亞到山東半島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線。至於漢代與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東北亞的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交流更為頻繁,那裏出土的眾多漢代與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文物是最有力的歷史見證。中古時代及其以後,隨著歐亞大陸絲綢之路的衰落,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最為繁盛時代。唐、宋、元時代,尤其是宋元時代,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主導地位,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船隊活躍在印度洋,遠航至非洲東海岸。宋元時代中國的航海與造船技術居世界先進水平。


三、絲綢之路與“盛世”中國


絲綢之路最興盛之際,也是中國最昌盛之時;那條絲綢之路最興盛,就說明中國那個地區最興盛。比如,草原絲綢之路最興盛的時候,也是中國北部地區最興盛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它的主體文化在那裏。漢唐時期國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以黃河流域為主,沙漠絲綢之路興盛了。唐宋及其以後,隋煬帝大運河的開鑿,國家政治中心東移、北移,首都從長安、洛陽的兩京地區東移到開封,宋代以後北移到北京,經濟重心移到了東部沿海,絲綢之路也就由沙漠絲綢之路為主,變成以海洋絲綢之路為主。因此,絲綢之路與“盛世”相連。沙漠絲綢之路始於張騫出使西域,漢唐也是中國最繁盛的時期。兩大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都在漢唐絲綢之路時期。


1、絲綢之路與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


草原絲綢之路與最早“中國”同步出現;沙漠絲綢之路為最初的統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所開創,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形成與早期發展。

中國在秦朝進入帝國時代,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以後,由於秦始皇的急政、暴政,秦帝國很快就被推翻了。西漢王朝的建立,使統一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就包括絲綢之路的開通。

西漢王朝為了開通絲綢之路,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幹擾,保障從長安通往西域、中亞的交通,為此西漢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帶設置了西域都護府,使國家西部疆界從甘肅中部(秦代國家西界在蘭州)擴展至西域(新疆),在這一社會發展中,沙漠絲綢之路發揮了重要作用。北方“南匈奴”的內附與東北地區“樂浪四郡”的設置,使漢王朝完成了北方與東北地區的國家建設。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沙漠絲綢之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秦漢時代“南海九郡”的建設,使華南與東南沿海成為中華民族與古代中國的“大後方”,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開辟與發展的國家保障與支撐。西南絲綢之路促進了西漢王朝對“西南夷”的開發。不難看出,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有著十分密切關系。

絲綢之路從開始就是一種朝貢文化,反映古代中國有容乃大、和合至上、與鄰為友的傳統,這種文化一直延續到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鄭和下西洋。


2、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走向世界


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真正走出中國是從絲綢之路開始的。過去只是說通過絲綢之路,國外的文化、藝術、宗教、自然物產如何影響傳播到中國。但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走向世界。因此當絲綢之路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時,強調的是“絲綢之路起點——長安”,也就是說“絲綢之路”首先是從古代中國的政治中心——長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國。

近代考古學問世以來,在中亞、西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發現了數量眾多的中國古代文物。如在中亞和西亞地區的今阿富汗、哈薩克、烏茲別克,發現了漢唐時代的絲綢與中國文物;南亞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東海岸肯尼亞等地發現了宋元時代的中國瓷器等;東北亞與東南亞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銅器、五銖錢、銅鏡、印章、瓦當、絲綢、瓷器等中國古代文物。這些遺存是中國人走出國門帶出去的,或外國人來華帶回去的歷史見證。(35)這充分說明絲綢之路使中國走向世界。


3、絲綢之路與古代歐亞走近中國


絲綢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中國。草原絲綢之路使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使東南亞建立了與漢王朝及其以後歷代王朝的密切關系,形成以古代中國為核心的“漢文化圈”或叫“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種偏見:絲綢之路被描繪成中國“被”絲綢之路了,如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遺產被認為主要是佛教寺院與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遺存。而從世界史角度來說,中國之外的世界是“被”絲綢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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