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電子媒介類型及電視文化 (23)

§§§第一節電子媒介時代文藝的發展

電子媒介出現以後,圖像文化異軍突起急劇擴張,使傳統的文學閱讀和藝術接受遭到了空前的危機,文藝受到了市場和讀者的挑戰。從創作來看,消費性、娛樂性的類型化寫作越來越盛行,各種表演性的、追求媒介效應的行為藝術也大行其道,大眾也逐漸接受和認同這種純消費性的、娛樂性的創作,並熱衷於文藝的“媒介事件”。就文藝批評來說,批評家也在追求多元化話語時迷失了基本的道德倫理和價值關懷。於是,關於“圖像化擴張”、“文學性的堅守”、“文學的邊緣化”、“藝術的終結”和“文藝批評的倫理”等的討論就成\"了近幾年文藝理論界的熱點話題。我們應該正視電子媒介及其導引的圖像文化和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已經對文藝生態形成了客觀性的影響,但也應該承認文藝還會向前發展甚至重新迎來繁榮的局面。不過,要發展文藝事業,要使文藝生產為構建精神文明服務,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建立和諧的批評生態

和諧的文藝生態是文藝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但和諧的文藝環境的建設,需要作家與批評家對話,作家與作家對話,批評家與批評家對話。同時,年老的藝術家與批評家和年輕的藝術家與批評家之間也要對話。有了對話,就會有相互的理解和包容,同時,有了對話,才能為文藝的發展共同努力。具體來說,建立和諧的文藝生態,需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1.話語多元與價值一致的問題。30年前,文藝批評曾經出現過“一元話語”和“二元思維”,那是政治意識形態強烈幹預文藝創作和批評的結果,屬於文藝的非常態。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禁,文化解禁,作家、藝術家的主體創造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和發揮,文藝創作與批評也越來越自由和多元化。特別是進人新世紀以來,隨著電子媒介和數字媒介的興起,文藝創作與批評有了新的平台和話語空間,文藝批評更加呈現了多元的格局。尤其是隨著新聞出版市場放開和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文藝理論新觀點和新著述被大量引進,文藝批評出現了“話語熱”,以至於有學者擔憂“西方話語”會對中國文學進行殖民而使中國文藝理論失去審美效力。應該說,“話語熱”並不是一件壞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面對新的時代、新的經驗,不但需要激發自身的活力,而且也需要在新舊的觀念碰撞中得以刷新和更叠自身的理論話語。

但令人擔憂的是,文藝批評在強調話語多元時,忽視了價值一致性的思考。在包容多種風格流派和多種審視維度的同時,否定了文藝批評的價值底線和道德關懷。從實際的情況看,許多批評家過於熱衷於“話語”的生產,比如貼標簽、命名和制造理論批評新術語等,不完全是西方文藝理論的有效借用,所以,與其說是積極地參與文藝建設,還不如說是為了爭奪文化權利。因為這些批評家深知,“新的話語”就是一種新的文化符號,而文化場域內部的權利之爭就是文化符號權利之爭,也就是說,“新的話語”是批評家一種顛覆已有權威的武器,只有“新的話語”能夠推翻以往的美學信仰、文化信條和審美尺度,只有“新的話語”能夠促使批評家獲得文化的支配權。這種對“話語”生產的過分熱衷導致的後果,就是一些新的批評面孔進人了文化場域,並獲得了一定的文化資本,擁有一定的文化位置,但文藝批評的價值維度就被消解了。可以想象,文藝批評一旦變成了名利場,變成了文化權利角逐的領地,文藝批評家還能堅守藝術的靈魂和操守嗎?高小康在一篇文章裏,批評過當前文學批評不斷創立門派和任意貼標簽的現象,他認為“標新立異的分類名稱往往因為聳動視聽而產生社會影響。這種批評操作對批評家知名度提高的作用自不待說,對作家的作品和出版商顯然也有好處。但這些名目越來越多的文學標簽對於理解作品卻少有幫助,而且常常因為標簽含義的模糊或對作家作品風格分類的任意性而遮蔽了具體作品意義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從而誤導讀者”。

文藝批評的話語需要多元化,而且在正常的自由的文化環境裏,文學批評的話語肯定是多元的,但話語多元主要是審視文藝現象的視角不同,透視文藝本質的方法論不同。話語多元並不等於價值多元,並不是評價文藝的尺度和標準的多樣化和遊移化。如果評價藝術的尺度五花八門和遊移不定,就會造成文藝批評失範、失信和失效。所謂失範,就是文藝批評失去基本的藝術尺度和標準,出現人人都有自己的標準,這樣一來,文藝的普遍性原則受到質疑,文藝再也不可能形成精神支柱的品格,文壇就會變成一鍋亂粥。所謂失信,就是文藝批評一旦失去了標準,就會失去了公正性和可信度,這樣的文藝批評不但作家、藝術家不買賬,普通的讀者也會置若罔聞,甚至不屑一顧。所謂失效,就是文藝批評失去效力,失去對社會文化的建構力和引領力,也會失去對人心世界的熏陶、洗禮與提升。

因此,無論什麽樣的話語,文藝批評的價值追求應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指向文藝精神,指向文藝對社會良知和基本人性的建構。文藝批評再多元化,也不能偏離對創作的審美的引導和社會的批判,也不能偏離對良好文藝生態環境和和諧的社會文化的建設。


2.尋美評論與求疵批判的問題。當前文藝批評之所以為人垢病,作家、藝術家不滿意,一般讀者也不滿意,人們稱批評家為“紅包批評家”,稱文藝批評為“棒喝”,為“讚詞”,為“獻媚”,為“圈子裏的唱和”和“文藝產品推銷員”,主要原因是當前文藝批評主要是“尋美”的評論,而忽視了“求疵”的批判。文藝批評失去了其批判精神,批評家的批判道德和批評責任感就會受到懷疑,而且批評家也就放逐了其主體精神,把自己變成了文藝產品和作家、藝術家的附庸。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來審視,這種批評行為也是等於批評家把自己的生命價值和文化位置降低一格,也是有意地把創作與批評置於不平等的地位,這是不符合人性關懷的。

應該說,尋美的批評也是需要的,尤其是對優秀作品進行推廣和評介的時候,需要有準確的發現美的目光和縝密的傳達美的文字。但求疵的批判更加有用,它是文藝創作的一種“嚴厲的合作”。正如有人說的:“尋美的批評家是在對讀者講話,是要讓他們明白一本古書或新書好在什麽地方,為什麽好;他不是在對作者講話,完全用不著說他們的作品令人稱讚。求疵的批評家卻是在對作者講話,他所進行的不是教育公眾,而是試圖教育作者,他們告訴他們知道,提醒他們,讓他們有所防備。他的職能是根據每位作者的氣質了解他們應該有的但只要稍加小心就可以避免的缺陷;對於那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至少可以掩蓋或減輕其嚴重程度”。可以說,尋美的批評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引導文學讀者進行有效的審美鑒賞,達到指導閱讀的目的;而求疵的批判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進行批評和警醒,達到指導創作,引領創作的目的。

當前文藝批評失去批判精神緣於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批評家個人素養不夠,本身就缺乏獨立的識見,無法洞徹深邃的文學世界和藝術世界,因此無力對文藝現象進行一針見血的批判;此外,一些批評家進入批評的目的並不是建設性,而是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為了滿足某種經濟利益或其他文化利益。二是文學體制還存在結構性的缺陷。現有的以作家協會和大學中文教育為主體構成的文藝體制應該說在文藝建設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長期以來由於國家把這一體制變成了一個“鐵飯碗”,但無法彰顯批評家的主體創造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批評家的惰性,削弱了批評家的鬥志,因為現有的文學體制、學術體制賦予了某些缺乏創造力和批判精神的“批評家”以無憂無慮的生活環境和社會地位。而且現有的文學體制和學術體制也無形中劃定了文學的圈子,每一個圈子都是一個利益集團。如以作家協會和創作研究機構為中心結成的批評圈,以大學文學導師為宗主結成的批評圈,以某一個理論批評刊物為陣地結成的批評圈,等等,每一個文藝利益集團的成員之間雖沒有明確的行事規則,但面對同一個文藝現象或參與文藝評獎時,彼此都心照不宣,保持態度的一致,有人稱之為“潛規則”。肖鷹在審視當前文學批評時,認為當前文學批評呈現出兩個矛盾現象:一是批評的缺失,一是批評的過剩。他認為“所謂批評的過剩,則是主流批評群體聚合在媒體周圍,以集體的形式向讀者發射被選中的作品的‘過剩信息’”。肖鷹所說的“主流批評”其實就是當前文學批評的一個具有話語霸權的圈子,他們聚合在媒體的周圍通常以共同的語氣來評介符合他們標準或他們樂意納入他們視野的作家和作品。不難發現,這樣的圈子使每一個文藝角色都進人到了基本固定的位置,因此,批評如果不按照基本規則說話,就意味著越位。而越位則意味著招致圈子的進攻或不容,甚至有可能遭遇無形的封殺和抵制。

因此,要恢覆文藝的批判精神,一來需要批評家提高個人藝術素養,掌握足夠的理論資源,就不會人雲亦雲;有了充滿人文關懷的審美眼光,就不會虛無委蛇,把批評的權利當做廉價的商品出賣。二來需要優化文藝體制,打破現有的學術怪圈和批評小圈子,使批評家從圈子的利益中擺脫出來,解放出來,這樣,批評家才能充分地發揮主體創造性,才能發出強有力的批評的聲音’而不是發射“過剩的信息”。


3.對話者與審判者的問題。
近年來,文藝批評之所以難以得到讀者和作家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也因為文藝批評沒有擺正自己與創作的關系。很多批評家認可了自己法官的角色,以為批評是為創作立法的,而且批評行為就如裁判行為或審判者的言語。這實際是把批評置於創作之上,而變相地把創作視為批評的奴隸。應該說,批評意味著閱讀與審視,也需要判斷和結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批評家就是法官與裁判。批評應該是批評家與作家、藝術家之間平等的對話。茨維坦·托多洛夫曾針對新批評的弊端而倡導過“對話批評”,他說:“批評是對話,是關系平等的作家與批評家兩種聲音的相匯。”他還批評那些“教條論”批評家根本不讓別人說話的霸道:“他是無所不在的,因為他代表著天命或歷史規律或另外一個默契的真理。”那些“內在論”批評家“則只是根據一種永遠正確的教條闡明:讀者是被看成與他觀點一致的”。而“結構主義批評又以客觀描述作品為金科玉律”。在托多洛夫看來,以內在論為主要特征的新批評和以教條主義為標準的舊批評之間最大的差異表現在對待真理的態度上。教條批評家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把依照他們的某一教條得出的作品的意義強加給讀者;而內在論批評家則放棄對真理的探索、放棄價值判斷,只對作品進行客觀描述。很顯然,這兩種批評都不是對話式的,因此也無法實現批評家與作家共同進行“真理的探索”。蒂博代在論述自發的批評時,說:“一位這樣的批評家應該滿腔熱情地擁抱當代的作品,努力與作者建立起心靈的通路,而不是用現在的標準去衡量長短,曰某是,曰某非,·儼然手中握有通往後世的通信證。”他還說:“現在有些性急的批評家熱衷於裁判是非,評定優劣,恨不得天下的作家都像他希望的那樣子寫作。”蒂博代的話好像就是在批評當前文藝批評界某些人。在各種作品研討會上,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對作家指手畫腳的批評家,好像他們是文壇的“太上皇”,好像他們掌握著作家、藝術家的生死命運。尤其有些批評家以為文藝創作就應該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來發展,他們沒有把自己當做作家、藝術家的平等的對話者,而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作家和藝術家。

當然,文藝批評不排除價值判斷,不排除批評家的主觀意見,甚至不排除批評家嚴厲的指責,因此在批評時發出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聲音也是正常的,但不同的聲音恰恰是對話的前提,而且批評家與作家、藝術家共同探索真理時,他們之間就不會存在根本的分歧了。如果某一位批評家自以為掌握著文藝的生殺大權,完全決定著當代作家和藝術家的命運,那他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事實證明,很多作家即使從來沒有批評家的意見來支配,照樣能夠創作文藝作品,而且批評家雖然在促進文藝作品的傳播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們的批評在作家、藝術家進人文學史視野的過程中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甚至有些身處作家協會的主流批評家還控制著文藝評獎,有些學院批評家還控制著文學史、藝術史和文學作品選讀等教材的編寫,但這並不能否認批評家與作家、藝術家之間平等對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不過,對話的批評也要求作家、藝術家有真誠的人格,有自我反省的勇氣,有傾聽批評家聲音的姿態。如果作家、藝術家自以為是、霸氣十足,那麽,對話的批評也就很難展開,而批評家的良好的交流意願和負責任的批評行為就很難得到有效的回應。

蒂博代說:“文學正常狀態得以建立,幾乎一邊是作家,一邊是有道德的、有修養的、有耐心的讀者”。創作和批評是文藝景觀的兩個方面,良好的文藝生態既需要有創造力的作家、藝術家,也需要有膽識、有才情、有操守的批評家。當前文藝創作總體上是相當繁榮的,不但文學出版繁榮,比如長篇小說每年的出版量就超過了1000部,兒童文學圖書也占據著大量的市場份額,至於影視和動漫藝術等,更是越來越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而且新的文藝樣式和新的表達方式不斷湧現,急需文藝批評發出自己的有效且有力的闡釋與批評的聲音,可以說,文藝的新時代呼喚有公信力的和有藝術滲透力的批評家。


二、調整文學批評的視角

電子媒介出現以後,文學創作發生了分化,作家之間的代際沖突也越來越大。但仔細觀察會發現,當前的文學批評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缺乏系統整體的觀念和開闊的視野,沒有把文學發展放到大文化環境中去考察。對具體作品,尤其是對長篇小說作品的商業化推廣做得多,對優秀作品的挖掘與解讀不夠,而且批評的對象還顯得狹小,社會影響力不夠,沒有發出應有的聲音。事實上,今天的文學已經面臨產業化的問題,而且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已經被納入到了產業化的機制之中,文學理論批評是不能繞過產業化這道坎的’有效的批評必須從文化產業結構分析的角度來分析文學的生態,來看待文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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