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勝 金耀基:儒商研究: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探微(1)

【內容提要】  本文以儒商為切入點,嘗試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的作用。所謂儒商,指懷抱儒家道德價值的商人。本文首先構造儒人的理念型,作為衡量儒商的準繩。研究通過熟人推介,以深入訪談方式,共走訪了40位企業家。結果顯示,講求道德價值的儒商,做生意的時候雖然未必物盡其利,總可以在利害計較的市場找到一席之地。由此可見,以儒家倫理來抗拒現代社會工具理性橫肆,並非能與不能,而是為與不為的問題。 

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是以儒商為切入點,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所可能發揮的作用。現代社會的特征很多,但最基本的一點,就是韋伯(Max Weber)所指的"理性化"過程,或者說是"工具理性"發達。所謂"工具理性",顧名思義,即只講手段,不問目標。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不管目標是什麽,只要目標既定,就能提供達到這個目標的最佳手段。戰場與商場是工具理性最易顯彰的地方,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目標已定,而且確實無疑。前者的目標是勝利,後者則為了賺錢,同樣是充滿競爭氣味的制勝處境,或者說是弱肉強食的"賽場"(喬,1995)。現代社會由於工具理性發達,人類控制、駕禦客觀環境的能力增強,生產水平大幅提高,物質生活顯著改善。然而由於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無所不至,以致人類一些基本價值倍受蹂躪,特別是傳統上賴以凝聚社會的力量分崩離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

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繼承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ort School)的傳統,力批工具理性,認定此乃扭曲了的理性, 是現代社會許多罪惡的主要源頭(Bernstein, 1985, 6 )。 他提出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旨在填補工具理性的不足, 使現代人由單方考慮的成功導向轉到雙方協調的溝通導向,在日常生活世界重新建立飽受工具理性摧殘的團結基礎。按照哈貝瑪斯的分析,在蘊藏工具理性的"體制"(system)壯大並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動由共識(consensus)來協調, 此共識一方面通過溝通而達致,另方面則由規範所制約(Habermas,1987,150)。由此可見, 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能撇開規範道德而單靠溝通理性來解決。

這正是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可以發揮所長之處。在協調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動方面,孔子的學說剛好補哈貝瑪斯的不足。他與蘇格拉底不同,並不重視辯論和溝通,對溝通技巧甚至有蔑視的傾向(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也未嘗就溝通理性的問題有所論述。當然,哈貝瑪斯也講倫理和規範,但大抵還是環繞著"溝通"這個主題而展開,與孔子的關注截然不同,也可以說是互相補充。孔子創教立說,無非是針對當時社會工具理性橫肆、動亂頻仍的情況,在規範共認的基礎上,提出一套建立社會秩序的學說,也就是日後所指的儒家思想(張,1989)。儒家倫理千條萬條,但歸根究底,不外是日常生活世界里頭的做人道理,教人和諧共處、秉正不阿,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豈不是抵禦工具理性泛濫的價值泉源麽?我們關注現代人的儒家價值觀,正是基於上述考慮。

到目前為止,有關儒商的論述大抵可以歸為兩類:第一類是比較嚴謹的學術研究,對象主要是歷史人物(余,1987,1996, 1997; 馬 ,1995;Lufrano,1997)。這類研究有個局限,就是當事人已經逝世,只能在留下來的文字上下功夫。資料比較詳盡的,譬如有關張謇(1853-1926)、經元善(1841-1903)等人的記載,也只能顯示他們的儒家價值觀和活動概況。究竟他們如何經商,在面對義利沖突時怎樣調處,乃至於內心有無出現掙扎,則往往語焉不詳,甚至完全沒有史實可稽。第二類以在世的儒商為對象,一般由文人或商家執筆,作傳記式的描述(潘、汪,1995,1996;潘,1996)。 至於從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研究的,尚未見到,是以本文所做的,也算是個新的開端。


我們以"儒商"為了解儒家倫理與現代社會的切入點,正因為在他們身上,工具理性與道德價值這兩股力量相遇。如前所述,商場與戰場是工具理性當道的地方,如果在這里活動的人也能秉持個人操守,其他人自然也不會有多大問題。換言之,我們的研究策略是找尋象商場這樣趨近道德真空的"極端處境",看看能否依然找到一絲一毫的道德遺痕,藉以檢視工具理性在現代社會是否真的無堅不摧。

"儒商"一詞,在最近十多年才流行起來。明清時期的文獻,稱為"儒賈"。用字不同,其義則一。所謂儒商,就是亦儒亦商。"儒"字有兩個含義:一指思想價值體系;二是職業社群,即知識分子。在傳統中國,儒家思想是社會的價值主流,人的思想,乃至於一舉手、一投足,很難不受儒家倫理所薰陶。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所以"儒"的兩個含義可以混而不分。即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總會抱持儒家的價值觀念。但自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儒家思想已經失去了社會價值主流的地位,"儒"字的兩個含義開始脫鉤。我們不能假定當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懷抱儒家價值的人。

我們的研究目標既然是探究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所可能發揮的作用,所以賦予"儒商"一詞的定義,就專指懷抱儒家價值的商人或企業家,而非時下一般所采用的"既是文人,亦是商人",或者是知識分子商人(潘,1995)。嚴格來說,在深入訪談以前,我們無法確定某人是否懷抱儒家價值,因此選擇研究對象時,只好從最低定義出發,就是除了在商言商之外,還有另外一套價值標準的商人或企業家。到目前為止,通過相熟及友好人士的引薦,我們總共訪問了40位屬於這個類別的人,其中8位在香港,4位在臺北,曲阜、臺中、臺南、高雄、深圳各1位, 上海5位,無錫3位,南京8位,廣州2位,新加坡2位,吉隆坡3位。他們的業務涵蓋範圍廣闊,有航運、化工、飲食、旅店、房地產、市場調查、制衣、釀酒、棉織、金融、家具、電腦、電力、電子、汽車零件、出版、書店、玩具制造、販賣玉器、鋼鐵、藥材、建築、廣告、形象設計、音樂制作、百貨等。從規模來看,小至一人經營,大至三千員工、業務分布全球的企業。自性質言之,有國營、私營,甚至產權不大清楚的鄉鎮企業。此外,我們還訪問了7位在這些企業工作的雇員, 包括高層的副總經理、人事主任,乃至低層的倉務員和營銷員。

訪問40位企業家時,11位不方便或表示不願意錄音,其余的都錄了音。每次訪談時間由一小時至兩個半小時不等,其中有3 位企業家分別接受了兩次訪問。

本文以下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討論衡量儒家價值的尺度;第二節以這個尺度為基準,描述受訪商人的儒家特征;第三節則試圖探究商場中義與利的關系,看看在工具理性橫肆的地方,還有沒有道德考慮的空間。40位企業家的談話,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料,但以論文的篇幅所限,以下只能擇要論述,或者說是勾劃出一個我們思路的輪廊。


一、儒人的理念型


要研究懷抱儒家價值的商人,需要有把專門衡量儒家價值的尺子。由於沒有現成的可資借用,我們首先要構造一把。以儒家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由來久遠,但是從科學的角度來從事實征研究,大抵是二三十年來的事。一直以來,無論是中西學者,"儒家"一詞用得很濫,差不多凡是傳統中國的,甚至是小農社會一些共有的行為模式(如重視人情),都算在儒家的帳上(顧,1996,3-4)。如果不首先把概念厘清,研究出來的成果就很有限。

所以,我們首先要著手構造一個"儒人"(注:"儒人"一詞康有為用過。據說有次他造訪江北大儒張謇,張聞康乃江南第一才子,聲名顯赫,而自己以江北第一才子自居,兩雄相遇,故出了一道上聯,旨在考考他的功夫。上聯是這樣的:"四水江第一,四方南第二,先生來自江南,還是第二?還是第一?"康不慌不忙,沈吟一會,揮筆寫出下聯:"三教儒居先,三才人居後,小子本是儒人,不敢居後,不敢居先。")(Confucian actor)的理念型(ideal type)。說起理念型, 很自然的想起韋伯(Max Weber),但這並不是他所首創, 而是從一位憲法學者那里借過來用的。

簡單言之,理念型只是個思維圖像,或者說是概念工具,通過去雜提純,片面強調具體現象的某些方面,省略其他方面,從而到達概念或思維圖像的內在一致性。這麽一來,理念型就像烏托邦一樣,只是我們構造出來的思維圖像,在現實世界里頭是找不到的。它的作用,等於是一把尺,用來衡量具體人物或現象,看看現實與理念型之間的距離有多遠(Weber,1978,23-25)。在方法學上,理念型解決了社會科學家一方面有價值關懷,另方面要保持價值中立的兩難處境。他可以依照自己的價值關懷去構造理念型,但理念型出來之後,自身就成為客觀的量度工具,量出多少就多少,不會因為他的價值關懷而有所改變(顧,1992,18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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