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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12 hours ago

[愛墾研創]荒謬的最優化，新版皇帝的新衣

在二十世紀文學的眾多實驗之中，薩繆爾・貝克特對「思考如何失敗」的執著，構成了一種極為獨特的美學。他並不單純描寫荒謬，而是讓荒謬在語言與邏輯的運作中自行生成。其中，他的小說《Molloy》（《莫洛伊》）裡那段著名的「吸石頭」情節，表面看似滑稽，實則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極其深刻的模型——一個「失敗的最優化問題」。

所謂「最優化」，在數學或工程語境中，指的是在既定條件下尋找最有效、最完備的解法。然而在貝克特的世界裡，問題從一開始就被悄然扭曲：不是問題無解，而是解法無法抵達完成。這種錯位，正是現代人精神困境的隱喻。

在《Molloy》中，主人公莫洛伊試圖設計一套方法，使自己能夠公平且不重複地吸完所有石頭。他將石頭分配到不同口袋，並嘗試建立一種輪替機制，使每顆石頭都能被「正確」使用一次。這一行為，本質上是一個組合優化問題：如何在有限資源與有限記憶下，完成一個無遺漏的遍歷。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石頭，而在於「方法」。

《莫洛伊》並不具備一個穩定的記憶系統，也無法維持全局視角。他所依賴的是即時的、局部的規則——從一個口袋取出石頭，再隨意或半規則地放入另一個口袋。這種策略在計算理論中可以被稱為「無回溯的局部演算法」。

它缺乏對整體狀態的掌握，也沒有校正機制。

結果是必然的：系統陷入循環。有些石頭被反覆使用，有些則永遠被遺忘。從外部看，這是一個簡單問題的失敗嘗試；但從內部看，這是一種無法停止的運算過程。

這正是「失敗的最佳化問題」的核心：一個理論上可解的問題，在實踐中因主體的限制而無法完成。這種失敗並非偶然，而是結構性的。Molloy越是試圖優化，越是陷入更複雜的混亂；他的思考不斷增殖，但並未接近目標。換言之，運算持續進行，但結果始終缺席。

如果將這一過程抽象化，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不收斂的求和」。每一次操作都是對完成的逼近，但整體卻無法達成封閉。這種無限逼近而永不抵達的狀態，正是貝克特筆下存在的基本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失敗並不來自外部壓迫，而來自內在結構。Molloy並非被禁止完成任務，而是被自身的思維方式困住。他的理性並未缺席，反而過度運作；他的問題不是缺乏邏輯，而是邏輯無法終止。這使得他的處境不同於傳統悲劇人物——他不是被命運擊敗，而是被自己的「計算」消耗。

這種狀態可以被視為現代性的隱喻。在一個高度理性化的世界中，人被要求持續優化自身：更有效率、更有秩序、更具可計算性。然而，當所有行為都轉化為問題求解時，生活本身便成為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我們不斷調整策略、不斷修正路徑，但「完成」卻始終延後。

在這個意義上，貝克特並不是反對理性，而是揭示理性的極限。他讓我們看到：當理性失去終點，它就不再是工具，而成為一種困境。思考不再導向解答，而轉為自我循環；語言不再傳遞意義，而成為噪音的堆積。

回到那段看似荒謬的石頭計算，我們或許可以重新理解它的嚴肅性。那不是一個關於石頭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如何生活」的問題。莫洛伊試圖為自己的行動建立秩序，正如現代人試圖為生活建立系統。但當系統無法完成自身時，秩序便轉化為焦慮。

「失敗的最優化問題」因此不僅是一個數學隱喻，更是一種存在狀態的描述：人被困在一個永遠運行、卻永遠不產生結果的過程之中。我們既無法停止，也無法完成；既無法放棄，也無法抵達。

貝克特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沒有為這一困境提供出口。他不給答案，也不給救贖。他只是讓這個過程完整地展開，讓讀者親身經歷那種思考的疲憊與無效。正是在這種極端的誠實之中，我們才得以看見一個殘酷的事實：有些問題之所以無解，不是因為世界太複雜，而是因為我們無法停止尋找解答。

在這裡，「失敗」不再是例外，而成為常態；「最優化」不再導向完善，而導向崩解。這種反轉，使貝克特的作品成為對現代文明最深刻的反思之一。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Wednesday

[愛墾研創]演算邊緣的靈光：在偏鄉獨中重建「詩性勞作」與AI文創倫理

引言：當偏鄉遇見演算

長期以來，馬來西亞偏鄉華文獨立中學（以下簡稱「偏鄉獨中」）的教育敘事，往往受困於「資源匱乏」與「人口流失」的悲情框架。在主流視野中，這些學校是傳統文化的最後堡壘，卻也常被貼上「守舊」或「數位落後」的標籤。然而，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的全面滲透，教育的邊界正在發生劇烈位移。

當我們將核心議題從「傳統保存」轉向「AI美學中的詩性勞作與文創倫理」時，偏鄉獨中不再是文明的末梢，而是一個最具生命力的「感官實驗室」。在這裡，人工智能不僅僅是效率工具，它更像是一面稜鏡，折射出邊緣學子在數位洪流中守護真實、對抗平庸的美學意志。

對抗「廉價完美」——重拾AI時代的詩性勞作

在人工智能美學的氾濫時代，創作的門檻被極度壓低。只要輸入一組指令（Prompt），精美、對稱且符合主流審美的影像與文字便能瞬間噴湧而出。這種「去勞動化」的產出，帶來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憂慮的——靈光的徹底消亡。當美變得可預測、可量產，它便失去了觸動靈魂的力量。

對於偏鄉獨中的學生而言，他們所處的環境是「不完美」的：剝落的漆面、野草叢生的舊車站、充滿方言語法的老街。若僅是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張「美化後的小鎮風景」，這只是一種視覺殖民，抹殺了生活的真實厚度。

因此，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倡導「詩性勞作」（Poetic Labor）。這要求學生在使用人工智能之前，必須進行身體性的採集：

感官的數據化： 學生必須走進田野，錄下清晨膠林的滴水聲，拍攝老巴剎裡充滿生活痕跡的褶皺，採集那些無法被演算法預設的「物質碎片」。

勞動的延時： 拒絕一鍵生成。要求學生將採集到的在地元素作為AI的訓練參數（Fine-tuning）或提示詞核心。這種「慢速」的創作過程，本質上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意義上的「流變」——創作者在與物質、與演算法的往返磨合中，投入了時間與情感。

這種勞作之所以具有「詩性」，是因為它在數位世界中重新植入了「阻力」。當學生透過繁瑣的過程，讓人工智能生成出一個帶有家鄉泥土氣息的異質空間時，那份作品便具備了獨一無二的靈光。（下續）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Wednesday

美學的主權——在演算中建立文創倫理

AI 模型的訓練數據大多源於全球主流互聯網，這導致了強烈的美學中心主義。偏鄉小鎮的獨特性，在主流演算法中往往被歸類為「落後」或「雜亂」。若不具備批判性的倫理自覺，獨中生的文創產出將不可避免地滑向「迎合大眾想像的東方主義」。

文創倫理教育的核心，在於「誠實」。

在獨中的課堂上，我們必須引導學生反思：AI 畫出的「獨中校園」為何看起來像歐美名校？為何 AI 給出的「華人老者」總是帶著刻板的標籤？這種倫理辨析，是偏鄉教育對抗全球化平庸化的關鍵。

1.對抗式生成：鼓勵學生利用AI挑戰主流美學。刻意保留那些被視為瑕疵的在地特色——電線桿、亞答屋、凌亂的招牌。這不僅是審美選擇，更是一種對在地生活權利的聲張。

2.數據主權：教導學生意識到，他們的生活經驗就是最珍貴的數據庫。保護家鄉的歷史碎片不被演算法錯誤詮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責任。

文創不再是為了取悅市場的商品開發，而是一場關於「我是誰」與「我如何被看見」的數位抵抗。

跨學科的共振——從「守舊」到「實驗」的轉型

將AI美學導入獨中教育，必然會打破學科的邊界。偏鄉獨中的小規模與高靈活性，反而使其具備了成為跨學科實驗室的潛力。

華文課與AI：詩歌教學不再只是賞析，而是讓學生將古詩中的「物哀」意境，轉譯成AI生成藝術的指令，探討語言與視覺影像之間的斷裂與重組。

美術與歷史課：利用人工智能修復殘損的小鎮古蹟影像，但重點不在於「修得跟新的一樣」，而在於呈現「記憶的不可抵達」。學生在生成過程中體會到時間的流逝與保存的艱難，這正是對「物哀」哲學最深刻的實踐。

這種教學模式將原本孤立的學科知識，整合成一種「在地生命力的數位轉譯能力」。學生不再只是知識的接收者，而是小鎮未來的數位策展人。

教育的救贖——培養「有根的數位守護者」

我們最終要培養的，不是熟練操作軟體的技工，而是具備「歷史感」與「技術批判力」的數位公民。

對於偏鄉獨中而言，教育的成功不在於學生畢業後全部留在小鎮（這往往是不現實的），而在於無論他們未來身處何方，都能保有那份對真實物質的敏感度，以及在演算世界中守護「詩性」的勇氣。

這種教育賦予了學生一種特殊的「硬核」：當全世界都在追逐 AI 帶來的快節奏與超現實美感時，他們學會了停下來，去聽一聲微弱的嘆息，去記錄一片斑駁的牆影。他們懂得利用最強大的科技，去服務最微小的真實。

結語：靈光在邊緣閃耀

瓦爾特·班雅明曾說：「藝術的歷史就是靈光消散的歷史。」但在 AI 時代的偏鄉獨中，我們看見了另一種可能性：透過詩性的勞作與嚴肅的倫理思辨，靈光可以從演算法的裂痕中重新綻放。

偏鄉獨中不應是時代的遺民，而應是未來的先行者。在這些遠離大都會噪音的小鎮裡，學生們正在實驗室中練習著——如何在冰冷的算力中注入熱騰騰的生命經驗。

除了美學訓練，更是人格修為。

學會數據的海洋中打撈那些被遺忘的碎裂靈光，偏鄉小鎮便不再荒涼。因為在這裡，每一顆演算出的像素，都承載著一段真實呼吸過的詩性生命。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March 13, 2026 at 9:06pm

穆齊爾：「可是什麼是善和惡呢？」阿加特脫口而出，烏爾里希沒有覺察，他正在用他那落落大方的態度折磨著她。 「這我可不知道！」他笑著回答，「我剛剛才說明，並且是第一次說明，我憎惡惡。我對它的了解迄今確實沒達到這樣的程度。啊，阿加特，你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若有所思地抱怨，「譬如拿科學來說吧！對於一位數學家來說，我們就直截了當地說吧，減五不比加五壞。一個研究人員不可以厭惡任何事物，面對一個有研究價值的癌症病人時其歡樂而激動的心情，可能不亞於看到一位美麗的婦女。一個有知識的人知道，沒有任何東西是真的，只有在世界的末日才有完整的真實。科學是非道德的。這種整體的、美妙的對陌生事物的深入探究使我們戒絕對我們的道德心的個人研究，甚至它連可以完全嚴肅地對待科學的這種滿足感也不給予我們。那麼藝術呢？它難道不是永遠意味著一種與生活圖像不一致的圖像的塑造嗎？我並不是在談論虛偽的理想主義或者是說在人們身穿嚴實得連鼻尖都裹住的服裝的時候大畫特畫裸體像，」他又開玩笑說，「但是你不妨想一想一件真正的藝術品：你從來也沒有這種感覺嗎，好像這件藝術品上的某種東西令人想起你在一塊磨刀石上磨一把刀的時刀上冒起來的那股燒焦的氣味？這是一股怪里怪氣的、氣象的、有雷雨似的氣味，無比美妙而陰森可怕！？」

（摘自：《沒有個性的人》第898頁；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43，是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 [ Robert Musil，1880-1942] 未完成的一部小說，分三部。小說背景設在奧匈帝國的最後歲月。）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anuary 14, 2026 at 4:25pm

[愛墾研創·嫣然]記憶線索：技術與時間的內在關聯～～

哲學考察中作為線索的記憶，除了有傳統意義上的時間元素，也包括了貫穿在技術與時間內在關聯中的意蘊。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從「記憶記錄技術」的角度，考察了記憶持留的物質性。學者早對電影、錄音、數字、印刷、藝術等外延、外寄技術，對保留個人私人記憶與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性。地方感性技術，特別是情動人文科學，也可能扮演「外延」、「外寄」的記憶載體。

這段論述涉及哲學考察中的記憶問題，並嘗試將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記憶記錄技術」（mnemo-technical）與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及情動人文（affective humanities）相結合，探討其作為「外延」或「外寄」（exteriorization）的記憶載體的可能性。這裡可以從幾個層面進行分析：

1.記憶的時間性與技術性

傳統上，記憶（特別是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被視為與時間經驗密切相關的心理現象，例如柏格森（Bergson）對「純粹記憶」（mémoirepure）和「習慣記憶」（mémoire-habitude）的區分，或海德格爾（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中對「此在」如何通過記憶和期待來延展自身存在的討論。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anuary 14, 2026 at 4:09pm

斯蒂格勒的貢獻在於，他從技術哲學角度重構了記憶問題。他主張，記憶不僅僅是個體的主觀體驗，而是與外在的技術媒介不可分割的。這一觀念受到了西蒙東（Simondon）的技術個體化（technical individuation）理論的影響，並進一步發展為斯蒂格勒的「第三類記憶」理論：

第一類記憶：生物學上的內在記憶，如DNA遺傳信息。

第二類記憶：社會性記憶，如語言、文化傳承。

第三類記憶：技術性的外寄存儲，如書寫、印刷、攝影、電影、數字媒體等。

斯蒂格勒強調，技術不僅是記憶的存儲工具，而且會深刻塑造我們的記憶方式。例如，電影的時間性（Montage）重塑了我們對事件的記憶，數字存儲則改變了個體和社會記憶的積累與再現方式。這就意味著，記憶不僅僅是內在的「過去的痕跡」，更是被技術賦形（technically constituted）的時間經驗。

2.地方感性與「記憶記錄技術」

如果按照斯蒂格勒的觀點來考察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我們會發現地方並非僅僅是地理位置，而是記憶得以存留和激發的「情感-技術」場域。段義孚（Yi-FuTuan）和愛德華·卡西（Edward Casey）等學者曾強調地方的體驗性和身體性，但如果我們從斯蒂格勒的角度來看，地方的「可感性」也包含著記憶的技術性。

例如：

手工藝與地方性：傳統手工藝、建築和文創產品等作為「外寄」記憶的技術載體，它們不僅承載歷史，也影響人們如何與地方互動。

影像、聲音與地方感性：電影、紀錄片、聲音檔案等技術使地方經驗得以「外寄」並傳遞。像砂拉越的尼亞洞（Niah Cave）壁畫或婆羅洲的洞穴藝術，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外寄的記憶記錄技術，與地方神話和儀式體系相互交織。

地方感性中的數字技術：數字媒體的發展使地方感性的體驗方式發生轉變，如通過AR/VR、沉浸式體驗、地理標記系統（Geo-tagging）等，使地方不僅僅是物理上的地理坐標，而成為一種技術-記憶的復合體。

3.情動人文（Affective Humanities）作為記憶的外寄載體

情動人文科學強調感性、情感經驗和身體性在文化生產中的核心作用。其與斯蒂格勒的「記憶記錄技術」有某種呼應之處，即：

身體記憶（Embodied Memory）：地方的「情動性」可能透過舞蹈、儀式、口述歷史等方式得以保存，而這些方式本身可被視為技術性的外寄媒介。

集體記憶的再現：在情動人文的框架下，藝術、文化表演（如戲劇、詩歌朗誦）、地方文創項目都可被視為記憶的延展形式。例如，婆羅洲地區的Gawai節日或Toraja族的葬禮儀式，這些文化事件不僅是當下的情感表達，也是對地方歷史與記憶的技術性再現。

創傷與修復（Trauma & Mnemo-technical Care）：斯蒂格勒在晚期作品中特別關注記憶如何與「治療」相關（如他的《照料》（Taking Care））。在地方感性的研究中，記憶也可成為療愈的工具。例如，婆羅洲原住民通過講述祖先故事、恢復傳統儀式來修復過去的歷史創傷（如殖民影響、環境變遷等）。

4.未來的問題：AI與記憶技術

如果我們接受斯蒂格勒的觀點，那麼AI、數字媒體如何影響地方感性和情動人文科學？一些可能的方向包括：

AI生成的記憶文本：機器學習算法是否能夠「補充」地方記憶，如通過合成舊照片、再現消失的地方故事？

感知增強（Affective Augmentation）：未來的記憶存儲是否可以結合生物技術，使地方感性變得更具互動性？

記憶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趨勢下，地方感性是否會被過度外寄，以至於失去其身體性與原始的地方聯系？

本探索已指向一個極具深度的跨學科議題：記憶不僅僅是時間性的，而且具有技術性，而地方感性與情動人文可能成為記憶的「外寄」載體。斯蒂格勒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地方感性的新維度，即地方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不斷被技術塑造、存儲和再現的動態場域。情動人文科學的興起，則進一步強調記憶並非單純的認知過程，而是一種具身化的、技術-情感共構的體驗。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anuary 4, 2026 at 4:21pm

陳明發短篇〈文物〉

我發現大家都帶了一個環保袋，大的、小的。

我知道裡面有書、雜誌、剪報、老照片、舊文件如書信之類的。可能還有族譜。

大家都說，這地方有的是故事，就是少了願意坐下來陪它聊上一個早上的人。

好啦，現在有人說要聽故事来了，耗了幾天東找西搜，每個人都有備而来。

好像有那位在大學教書的人說過：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也好証明自己珍惜的文史。

那個年輕人從城里来，有人看了他的臉書，說他是「數字工作者」。

老連落伍了，敢敢問是不是賣馬票的。

幸好人家還沒到。

我緊張地提醒老連：「待會兒你就講你知道的東西好了。太時髦的名堂，我們誰也搞不清楚，靜靜聽就好了。」


對於幾個老家伙環保袋裡的老東西，小伙子起初還很興奮。一邊忙著拍照片，一面拼命說：「這是文物啊，文物！」 

從小學教職退下來已經不知多少年的老連，搞不懂從哪裡來的靈感，陪笑著說：「是，是，絕不是不文之物......。」 

小伙子突然停下來說：「這是名言啊。等等，等等，讓我先把這些東西發出去，......這些絕不是不文之物！」

 

說著就在手機上按這，按那。

一會兒停下來，喝了一口咖啡，再看手機屏幕，興奮地說：「你們看你們看，我的粉絲喜歡極了，一直贊！

 

「你們有手機嗎？趕快，你們也贊我一個。」 

大家於是把裝滿地方故事、鄉土知識的環保袋放到一旁，一派虔誠地問小伙子：

怎樣按？

怎樣按？ 

比較趕得上時代而不用問人的，則驕傲地說：「我表態過了，給你了一個大拇指！」 

我也是。 

我也是。

 

接下來，小伙子每發一張照片，我們就表態一次。 

向來穩重的老連有點焦急起來，手指頭在屏幕上滑上滑下：咦，我剛才那幾張照片去了哪裡？ 

他的「不是不文之物」早就被更多照片、更多「名言」淹沒了。

此刻，是我的「每個人都是一本歷史書」.......慢點，慢點，怎麼一眨眼就不見了？

一眨眼，是————

 

「鄉土的守望精神，多了幾位老粉絲！」 

「小城故事多：熱情沸起來了！」

「珍惜歷史，記得收藏起来！」

…………

（4.1.2025）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November 28, 2025 at 8:16pm

［下午的月亮］

有時，下午的天空中出現蒼白的月亮，像一朵白雲在悄悄地運行，沒有光澤，好比沒有登台的女演員，穿著平時的服裝，不事聲張地悄悄坐在劇場里看看同行的演出，但願不引人注意。

[下午] 

灰濛濛的白晝顯得無精打采，逆來順受，忙忙碌碌地做著它那始自遠古時代的工作，編織著珠灰色的花邊，還要幹好幾個小時；想到我要和它單獨呆在一起，而它不會比一個為了湊近亮光而坐在窗邊幹活的、對房里的人不聞不問的女工更認識我——想到這些，我不禁內心淒然，憂從中來。

【野獸】

正如所有的神經衰弱患者那樣，他（莫雷爾）對自己的身體十分擔心。如果下午我看到的是一頭猛獸的愛情怒火，那麼今天晚上，幾個小時之間恍若過去了幾個世紀，一種新的感情，一種羞愧、後悔、憂傷的感情則表明：野獸向人類轉變的演化過程中一個冗長的階段已經過去。盡管如此……我唯恐下一輪再循環到野蠻狀態。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22, 2025 at 10:07am

為何你的董事部需要一位首席哲學長

在現今企業高層中，已有首席顧客長（Chief Customer Officer）、首席倫理長（Chief Ethics Officer）和首席幸福長（Chief Happiness Officer）等職位。那麼，下一個董事會必備的職位會是首席哲學長（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嗎？法國奧丹西亞商學院（Audencia Business School）企業社會責任副教授 Christian Voegtlin 探討了企業聘請內部哲學家的趨勢。

什麼是內部哲學家？為何人們開始談論他們？

Voegtlin 教授指出，一些矽谷的公司，如搜尋引擎巨頭 Google，已開始聘請內部哲學家。其他公司，如即時通訊和電信公司 Skype，則聘請哲學顧問（如 Andrew Taggart）與管理團隊探討與日常業務相關的哲學問題。這些實用哲學家逐漸進入商業世界，擔任事實上的「首席哲學長」。

這個職位結合了顧問、生活教練和策略家的角色，協助執行長或企業處理如「什麼是良善而有德的生活？」「我如何成為一位好上司？」「我的企業目的是什麼？」等根本問題。(Forbes)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21, 2025 at 9:19pm

矽谷對哲學的興趣可追溯到史丹佛大學於 1986 年推出的符號系統（Symbolic Systems）課程，該課程旨在培養下一代科技領袖，分析電腦與人類之間的溝通，涵蓋神經科學、當代哲學家、心理學和邏輯學。Yahoo 前執行長 Marissa Mayer、LinkedIn 創辦人 Reid Hoffman 和 Instagram 聯合創辦人 Mike Krieger 都是該課程的校友。

這些問題與商業有何關聯？

Voegtlin 教授表示，這些問題在實驗創新技術（如人工智慧）的環境中特別相關。哲學家可以協助制定在開發虛擬智慧或設計 AI 與人類互動時應適用的標準。同樣的道德問題也適用於使用算法吸引訪客觀看後續內容的社交媒體平台。這些算法是否應僅以最大化用戶在平台上的時間為目標，而不管推薦內容將用戶引向何處？CPO 可以協助制定更「道德」的編程指南，例如強調民主價值的相關性。

CPO 在科技領域之外的價值

CPO 的理念在於，在前所未有的快速變化的商業環境中，該職位可以提供幫助。哲學可以通過探討生命意義等根本問題來提供目的和指導，這對於回答我們如何共處和對待他人的問題至關重要。

CPO 可以成為重要的調解者，幫助過度負荷的管理者或企業家從日常業務中抽身，從而看到更大的圖景。他們還可以指導創新型初創企業評估業務目標。(singularity2030.ch)

在面臨重大可持續性挑戰的世界中，創新應該理想地促進可持續的未來。CPO 的角色是引導企業朝著結合道德目的與盈利能力的創新方向發展。此外，哲學思維可以幫助技術創新者界定其創新的界限，從隱私權到應與虛擬智慧相關聯的人文價值。

最後，當談到領導力時，我們都知道有些例子出了大問題。當然，有一個人可以提供關於領導目的的指導，總是有益的。

CPO 是矽谷的奇特現象，還是會在其他地方流行？

Voegtlin 教授認為，聘請哲學家是一種新興現象，仍處於初期階段，因此可能會引起不同的反應和爭議。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會流行起來。最初，實用哲學家可能會面臨與企業社會責任經理最初面臨的類似挑戰。他們必須在仍以利潤為主導的環境中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並證明自己在組織中的價值和合法性。此外，他們還面臨將複雜的哲學思想轉化為對商業具有現實意義的挑戰。這一直是哲學家的挑戰。

CPO 是董事會必備的職位嗎？

Voegtlin 教授表示，我們需要問自己，是否應該在商學院的教育中讓未來的管理者接觸哲學思維和負責任的領導力？這將增強我們未來商業領袖的自我探究、邏輯和推理能力，並在他們身份尚未完全形成的階段為他們提供目的和方向。這可能比在他們成為既定領導者後再有人進入他們的組織，作為他們的良知並指導他們做正確和公正的事情更有效。(Why Your Board Needs A 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By Sally Percy. The Contributor Sally Percy is a U.K-based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ist.Mar 09, 2018 Fo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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