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歴史之旅
2005年,二戰結束60年紀念,我背包包到了德國柏林。這一趟的歐洲文化之旅,補充了我對歷史敘事體驗設計的認識。例如,在不復存在的歷史現場,把昨日戰爭與極權政治一幕幕的發生,用開放的展覽與導覽方式呈獻給世界。罪深惡極的納粹德國蓋世太保,在他們為所欲為的年代,充滿了見不得光的黑幕;今天,全在光禿禿的遺跡上公諸於世。那種 體驗呈獻美學,帶引觀展人陷進深深的反思。此照中,昨日照片中的種種,對照今日現場四周的種種,太多太多的故事在心靈裏發酵。(2019年2月25日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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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59 minutes ago

[愛墾研創·嫣然] 「華語語系」下的「天朝」概念~~在當代文化理論的語境中,「華語語系」(Sinophone)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研究取徑,用以挑戰以「中國」為唯一文化源頭的敘事。然而,若將其置於更深的思想脈絡中觀察,可以發現:這一學科的興起,不僅是地緣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轉向,更可被理解為一種結構性的「絕地天通」——它切斷了「中國=天朝=文化正統」的垂直通道,從而開啟一種多點生成的文化存在方式。在此過程中,文化認同不再被預設為某種本質,而是透過文創實踐,在一個類似海德格爾「天地人神」的關係場域中,被不斷生成與重構。

傳統的「中華性」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凝聚力,關鍵在於「天朝」這一概念所承載的三重結構:宇宙論上的「天」、政治上的「朝」、以及文化上的「正統」。這三者並非彼此分離,而是在歷史上長期交織,使「中國」不僅是一個地理或政治實體,更被視為承載天命與文明正當性的中心。在這樣的結構中,海外華人社群的文化認同,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向上連接」的關係:透過語言、文字與文化實踐,與「天朝」保持聯繫,從而間接地參與一種超越性的秩序。

然而,這種結構同時也是一種隱性的權力配置。當「中國」被等同於文化正統的來源時,其他華語文化形態——無論是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台灣的多語書寫,或香港的混雜文化——都容易被視為邊陲、變體,甚至是不完整的「中華」。這正如《尚書》所言「天地相通」的原初狀態:看似連結無礙,實則潛藏混亂與不對等。因此,「華語語系」的理論介入,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現代性的「絕地天通」:它不再允許所有文化意義回流至單一中心,而是主動切斷這條看似自然、實則權力化的通道。

這種「切斷」並非單純的否定,而是一種重構。正如上古神話中「絕地天通」的目的在於建立新的秩序,Sinophone所做的,也是在斷裂之後,重新配置文化關係的可能性。其核心在於將「華語文化」從一個垂直的、以正統為導向的體系,轉化為一個橫向的、多中心的生成場域。在這個場域中,各地的文化實踐不再被評價為「接近」或「偏離」中心,而是被視為各自成立的存在。

然而,若僅以去中心化來理解華語語系,仍嫌不足。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當「天朝」這一垂直結構被拆解之後,文化認同的生成機制究竟依據何在?此時,引入海德格爾的「天地人神」概念,或可提供一種不同於現代主體論的本體視角。

在海德格爾的構想中,「世界」並非由人類主體所支配的客體集合,而是由「地、天、人、神」四者交織而成的整體關係。地代表具體的物質與在地條件,天象徵時間性與不可掌控的開顯,神則指向意義與價值的超越維度,而人則是在這一關係網絡中回應與棲居的存在者。關鍵在於,這四者皆具有某種「行動性」(agency):它們並非被動的背景,而是共同參與世界的生成。

若將此觀點轉化至文化研究的語境,可以發現:文化創作(文創)正是這一多重行動結構的具體展現。文化認同並非先於實踐而存在的本質,而是在文學、影像、設計、語言使用等具體行動中,被不斷「做出來」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創作者並非全然自主的主體,而是同時受到在地條件(地)、歷史情境(天)、價值想像(神)等多重因素的牽引與回應。

以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為例,其語言選擇、敘事方式與文化意識,無不反映出多族群社會的在地現實、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時間,以及對「華人」身份的持續再思考。這些作品既不簡單複製中國文化,也無法完全脫離其影響,而是在多重張力中生成自身。換言之,文化認同在此並非「被代表」,而是透過創作行動被不斷生產與調整。

從這個角度看,「華語語系」不僅是一個描述性的學術分類,更是一個揭示文化生成機制的理論場域。它讓我們看到:當「天朝」所代表的單一中心被撤除之後,文化不會因此消散,反而轉向一種更為複雜的、多重行動者參與的生成狀態。在這裡,「人」不再是唯一的創造者,「地」與「天」塑造可能性,「神」則以隱微的形式持續召喚意義。

然而,這樣的轉向並非沒有問題。當傳統的權威中心消失之後,「誰有資格定義文化」的問題並未隨之消失,而可能轉移至新的場域,例如西方學術體系或全球文化市場。換言之,「絕地天通」之後,仍需警惕新的「隱形天朝」的出現。這提醒我們:去中心化並不等於無權力,而是權力形式的再配置。

總的來說,若將「天朝」、「絕地天通」、「華語語系」與「天地人神」放在同一理論視野中,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轉變軸線:從以單一中心為依據的垂直秩序,轉向一個由多重行動者構成的關係場域。在這一場域中,文化認同不再是被繼承的本質,而是在文創實踐中不斷生成的過程性存在。

或許可以這樣總結:當「天」從「中國」身上撤離之後,文化不再仰賴單一源頭,而是在「天地人神」的交織之中,被多方行動者共同創造。這既是危機,也是契機——它迫使我們放棄對正統的依賴,同時也開啟了重新理解自身與世界關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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