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從「肢體動作」到「文化符號」——以非語言溝通理論解析芬蘭小姐「拉眼角」事件

芬蘭2025年度「芬蘭小姐」因做出「拉眼角」動作而被褫奪冠軍頭銜的事件，看似是一場關於個人行為是否失當的爭議，實則是一個高度典型的文化衝突案例。

若僅以道德直覺或政治立場來理解，容易陷入「是否過度政治正確」的對立；但若從文化學術，尤其是非語言溝通（kinesics）的角度切入，這起事件揭示的，乃是身體如何在特定歷史與權力結構中被轉化為一種具歧視性的文化符號。

（網摘照片）

非語言溝通理論的重要奠基者 Ray L. Birdwhistell 指出，肢體動作並非自然、普遍或本能的，而是如語言一般，受到文化學習、社會規範與情境制約。他提出一個關鍵觀點：身體動作本身不「說話」，是文化在透過身體說話。換言之，一個手勢是否具有冒犯性，不取決於施動者的主觀意圖，而取決於該動作在特定文化系統中「被如何閱讀」。

「拉眼角」動作正是這樣一種高度文化化的非語言符號。它並非單純模仿外貌特徵，而是在西方語境中，長期與對東亞人的嘲諷、去人化與刻板印象相連結。從19世紀的殖民想像、20世紀的黃禍論，到近代流行文化中的漫畫形象與校園霸凌，「細長眼睛」被簡化為一種可供模仿與嘲笑的標誌。當一個人用手拉扯眼角時，實際上是在動用這整套歷史記憶，而非創造一個中性的姿態。

這正是非語言溝通理論對本事件最關鍵的啟示：肢體行為的意義是累積的，而非即時生成的。芬蘭小姐即便聲稱「沒有歧視意圖」，在文化上也無法抹除該動作所承載的符號重量。這並非「主觀惡意」的問題，而是「客觀可讀性」的問題。文化的閱讀權，並不完全掌握在行為者手中。

此外，此事件亦揭示了北歐社會在種族議題上的一個盲點。芬蘭與其他北歐國家長期以平權、包容自居，但這種自我形象，往往建立在對自身文化「無害性」的假設上。當歧視以粗暴語言出現時，容易被辨識；但當它以玩笑、姿態、表情等非語言形式出現時，則常被視為「太敏感」。然而，正如 Birdwhistell 所言，日常互動中的細微動作，恰恰是文化權力最穩定、也最難被察覺的運作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選美皇后並非一般私人個體。她的身體本身即被制度化為一種「國家象徵」。在這個意義上，她的每一個姿態都不只是個人表現，而是被解讀為公共價值的延伸。主辦單位的處置，從文化角度看，並非單純懲罰，而是一種象徵性的「重新劃界」：哪些非語言行為，已不再被視為可以代表國家。

這起事件在芬蘭社會引發的激烈辯論，實際上反映的是文化轉型期的張力。一方面，人們仍習慣以「我不是那個意思」來理解行為；另一方面，當代文化理論與少數族群經驗則不斷提醒：意義並不完全由說話者決定，而是在權力不對等中被協商、被承受。非語言歧視之所以難以處理，正因它處在「說不出口卻感受得到」的灰色地帶。

因此，芬蘭小姐「拉眼角」事件的文化意義，不在於是否「太嚴厲」，而在於它迫使主流社會正視一個長期被忽略的事實：身體從來不是中立的，動作也從來不是無辜的。在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世界裡，學會閱讀他者如何閱讀我們的身體，或許正是文化成熟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