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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ir With Love (電影"吾愛吾師"主題曲)
Chaka Khan (夏卡康)
Those schoolgirl days 那些在女子學校的日子
of telling tales and biting nails are gone 說著故事、咬著指甲的歲月已逝去
But in my mind 但是我知道
I know they will still live on and on 這段歲月將依然活在我心中
But how do you thank someone 但是妳該如何感謝
Who has taken you from crayons to perfume? 那個從蠟筆到香水一直引導妳的人
It isn't easy but I'll try 那並不容易,但我願意試試
If you wanted the sky 如果你要整片天空
I would write across the sky in letters 我會在天空上寫滿字
That would soar a thousand feet high 那將會有一千英呎高
'To Sir with love' 寫著"吾愛吾師"
The time has come for closing books 闔上課本的時刻已來到
and long last looks must end 最後又最久的一瞥還是要結束
And as I leave 當我離開
I know that I am leaving my best friend 我明白我將離開我最好的朋友
A friend who taught me 一個教導我
right from wrong and weak from strong 分辨對錯、從軟弱變堅強的朋友
That's a lot to learn 要學的東西還很多
but what can I give you in return? 但我能送你什麼來報答你呢?
If you wanted the moon 如果你想要月亮
I would try to make a start 我會努力試試看
But I would rather you let me give my heart 但我寧可你讓我把心獻給你
'To Sir with love' 寫上"吾愛吾師"
Oh send all my darling love 獻出我所有誠摯的愛
If you wanted the moon 如果你想要月亮
I would try to make a start 我會努力試試看
But I would rather you let me give my heart 但我寧可你讓我把心獻給你
'To Sir with love' 寫上"吾愛吾師"
趙毅衡·李安宅與中國最早的符號學著作《意義學》
摘要: 李安宅是中國符號學的前驅人物,河北遷西人,年輕時執教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是中國人類學研究的開創者,藏學的奠基者之一。1930年英國學者瑞恰慈來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講學並研究孟子學說,他與費孝通作為助手參與,由此接觸到歐洲的符號研究,寫出了《意義學》這本書。這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唯一的符號學著作,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李安宅 (1900-1985 年) 先生,中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國內藏學的奠基者。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先行者,是現代中國最早的一本討論符號意義活動規律的書《意義學》的作者。李安宅先生實際上是四川幾所主要大學 (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四川師范大學) 的創校元老。今年是李安宅先生120年雙甲子生辰,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幾乎被人忘卻的中國學術先驅者。
李安宅是河北遷西人,1923 年就讀於齊魯大學文學系,1926 年起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助教。在這個階段他開始了中國典籍的現代解讀工作,名著《〈儀禮〉與〈禮記〉的社會學研究》出版於1931 年。而當時,另外一位學者也在做類似的工作,用英語辨義中國經籍概念,那就是應邀到清華大學 (1930 年春季) 與燕京大學( 1930 年秋季) 任教的著名英國理論家、「新批評」的奠基人之一瑞恰慈 ( I. A. Richards,李安宅書中譯為「呂嘉慈」)。據李安宅介紹,他在燕京大學開兩門課: 「意義的邏輯」與「文藝批評」。實際上他到中國來不僅是教書,更是凖備他關於中國意義哲學的著作《孟子論心》。
對一個不懂漢語,更不懂中國古籍的西方人,這個仔細辨析中國哲學的工作,恐怕膽子太大。
但是不久(1932 年) 他就在英國出版了《孟子論心: 復合定義實驗》(Mencius on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 一書,逐句翻譯《孟子》的主要章節,並討論「心」「性」等在西語中非常難說清楚的術語,以及在不同語境中意義的變化。
此書可以說是最早對中國經典進行細讀,並且概念辨析成功的書。可以想像,這本書的寫作,需要中國助手幫助,當時擔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編譯員」的青年學者李安宅,以及當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費孝通,被聘請擔任這個工作。瑞恰慈在《孟子論心》的扉頁上,有對這二位中國青年學人的致謝。
從此後的結果看來,李安宅與費孝通的協助,引向了雙贏的局面。瑞恰慈大有所得,前面已經說過; 李安宅通過這次合作,熟讀了瑞恰慈和其他幾位歐洲學者的理論,寫出了幾本書,其中之一即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的《意義學》。
這本書現在已經絕版,李安宅一生著作等身,大部分書都再版過,這本書只有1943年遷到陪都重慶的商務印書館重印過一個「渝版」,1991年他去世後出版的《李安宅社會學遺著選》中作為《語言、意義、美學》的一部分出版。現在幾乎不為人知,連從事意義理論研究的學者也不太知道,故筆者著此文,以彌補學術史上的遺珠之憾。知者甚少的重要原因是李安宅一生學術主攻方向為社會人類學,尤其是藏學,沒有在這方向上繼續探研。但是,從《意義學》書中不斷提到的人類學著作來看,符號意義問題的研究對他的學術生涯大有助益。
「符號學」這個中文詞,是趙元任在1926 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長文中提出來的。趙先生寫到:「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1](P178) 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在世界上也沒有人做過。在20世紀20年代,國際學術界的交流還很不發達。索緒爾提出semiologie,到 30 年代才有布拉格學派穆卡洛夫斯基等人的響應。皮爾斯的semiotics 學說,要到30 年代後期才有莫裡斯等人的發揚光大。趙元任雖然從哈佛任教歸來,卻不知道這兩個詞,因此在此文中說,他提議的「符號學」,可譯為英文詞symbolics、symbology 或 symbolology[1](P177) ,由此可見,趙元任是獨立地提出這門學科的。
實際上符號學還有好幾位獨立提創者。在20 世紀初,有維爾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 提出sensifics; 奧格登( C·K·Ogden) 與瑞恰慈在1922 年《意義之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書中提出的Science of Symbolism; 圖像學家潘諾夫斯基( Erwin Panofsky) 在 1924 年提出的「符號形式論」(Perspectives of Symbolic Form) ,以及德國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 在他的三卷本巨著《符號形式哲學》(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1923- 1929 年) 提出的符號體系( 稱為Symbolism) ,他的學說在他的女弟子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 的符號美學那裡得到發揚光大。
(趙毅衡·李安宅與中國最早的符號學著作《意義學》;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年第5期;作者單位: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4;關鍵詞:李安宅;《意義學》; 符號學)
一般符號學史著作,沒有把他們算進來,因為他們大多數人是用symbolism一詞作為學科名稱。
其實sign 與 symbol 在許多情況下( 如在瑞恰慈、潘諾夫斯基、卡西爾筆下) 同義,所有這些都是「符號學」的同義異體詞,因為它們都是研究意義的學說。符號被認為是攜帶著意義的感知,符號是用來傳達意義的,意義必須由符號來承載,才能表達、傳播、解釋。因此符號學就是意義學。
在《意義學》中,李安宅就把三套命名體系結合起來。他說,他討論的「意義學」,是Study of Meaning,書中也稱為 symbolism、semasiology。這最後一詞來自希臘文semaino(「意為」「意思為」),與上面提到的索緒爾用的「符號學」 semiologie 以及皮爾斯用的 semiotics 同出一源,實際上是同源同義詞。用semasiology( 符號學、語義學) ,這看來不會是他自己提出的,而是瑞恰慈的建議,雖然我沒有查出來瑞恰慈的巨量著作中用過此詞。馮友蘭先生為李安宅此書所做的序中說:
「意義學是呂嘉慈所提倡的學問」[2](P9)。這是一個旁證: 瑞恰慈認為他們在研究的symbolism,就是「符號學」。
瑞恰慈本人在《意義之意義》一書中,高度贊揚了皮爾斯的符號學意義理論。當時國際學術界尚未成形,學術交流相當困難,與今日的網絡世界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劍橋著名學者,掌握的各種語言的學術資料都比較多,瑞恰慈與奧格登可能處於世界學術的中心地位,眼界最為開闊,對同代學者的理論廣為涉獵。 《意義之意義》一書的「附章D」,花很大篇幅專章詳論胡塞爾、羅素、弗雷格、皮爾斯等人。英美學界當時尚不熟悉的胡塞爾,被他們稱為「研究符號問題最有名的現代思想家」; 已經去世的測量局職員皮爾斯,也被稱為「最複雜最堅決地處理符號及其意義問題」的學者; 他們也承認索緒爾在法國影響正在擴大,雖然他們對索緒爾評價不高。
李安宅這本書的內容相當分明: 緒論部分討
論現代符號學借以立足的「意義三角」,然後每一部分介紹一個人的理論,分別是皮亞傑 ( Jean Piaget,李安宅譯為 「皮阿什」,或許更准一些)的兒童意義能力發展過程理論,語言學的意義理論,瑞恰慈的意義理論,「信仰」的意義討論。
其中引用了不少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y,李安宅譯為 「馬林儒斯基」) 以及弗雷澤 ( James Frazer,李安宅譯為「傅雷茲爾」) 的《金枝》。所有這些論述,基本上是圍繞著一個人類學者討論意義問題的需要展開的,其中介紹最詳細的皮亞傑的發展心理學,不僅對人類學非常有用,在20世紀60年代也成為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支柱之一,李安宅置大篇幅於此,可謂獨具只眼。從今天的眼光看,此書的主體部分介紹多於分析。但是在符號意義理論研究初創時期,這樣介紹多人思想的著作,難能可貴。
李安宅這本書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不斷引用中國哲學典籍,以及生動的中國詩詞,來說明一些當時的中國學子可能覺得難懂的問題。此書第一章討論「意義三角」,就引用道家和佛家的意象理論,來說明符號的功能。他指出道家的「非可道」,與禪宗的「不可說」看法都是對的。
對於意義而言,在「沒有更精的符號」時,任何符號都是無奈采用,卻又無此不可的工具:
「思想不可傳達,無法記錄,於是用語言文字作為符號。」[2](P6) 因為 「思想是一回事,所思是一回事,所籍以思又是一回事,所籍以表思的是符號」[2](P48) 。這是對符號功能相當精確的描述。
但是采用符號承載意義,這一步形成了真正的人類社會。李安宅引用馬林諾夫斯基的看法,認為這個意義三角,「是文明社會才有的現象」。卡西爾說「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 馬林諾夫斯基進一步推論為「文明人是使用符號時言-物意三分的產物」。如果沒有文明實際上不能算人類,那麼李安宅轉述的馬林諾夫斯基的說法,應當更准確。
李安宅引用中國典籍,妙處令人拍案稱奇。
例如在解答符號對意義之必須時,李安宅引用《漢書·藝文志》所列老子弟子文子的話「道五行無聲,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一名」[2](P46)。「聖人」為了社群「強為之」,強迫給「道」一個形態,因此「一字一名」是社會規約的產物。再例如在說明「類推比喻」(analogical metaphor) 時,李安宅引用《孟子》所載的孟子與告子的辯論「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2](P40)。《意義學》用這種方式,非常生動地引導讀者如何理解這些附在問題。
但是李安宅絕非泥古不化之輩。他不留情面地指責把文字當做聖旨、當做符籙,「就是不當做符號」的各種古人看法。他指責某些經學家以文本發送者的「原意」為意義時,引了曾鞏的詩句「況排千年非,獨抱六經意」。他批評曾鞏的看法是意義源頭迷信: 「在一般好古之士看來,恐怕還是《六經》本身就是《六經意》,用不著有個《六經》再有個《六經》所傳達的或《六經》所被解釋的意義。」[2](P47)
(續上)用這種方式,他就把意義落實到解釋中來,這也就是現代符號學的基本觀念: 解釋意義,而不是發出者意義或文本「本有」的意義,才是最根本「實例化」的意義。說到底,意義就是對符號的解釋。李安宅引用《新序》「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2](P54)。意義處於符號表現體之未來, 「以容為容」是見到符號的再現體,然後才能對此做出解釋。鑑於此,他舉出一連串古人詩句,作為從感知到解釋的意義實現例證,十分生動。
由此,李安宅最後得出的「意義」定義,雖然是瑞恰慈與奧格登書中所述,但是作為這一章的押尾之筆,可見出李安宅的態度: 「解釋符號的人相信『用符號』的人所指的東西。不但說出自己如何解釋,而且相信的就是原著所有的意義。」[2](P60) 李安宅書的主要貢獻,也是精彩之處,就是用中國典籍說明這問題。他引《公羊傳》的「西狩獲麟傳疏」對《左傳》此語的討論:
「麟之所來,應於三義: 一為周亡之徵,二為漢興之端,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 故曰: 『吾道窮矣』。」李安宅此論不一定是孔子原意,而是「做疏的人替孔子做註解……認為孔子在說這話時候含著這三種意義」。[2](P58) 如此例子,可以令中國讀書人信服意義的「解釋定義」。「解經學」本來就是現代闡釋學的起端,這個意義定義,實際上就是20世紀符號學與闡釋學殊途同歸的意義的定義。
此書在1934 年出版之後,李安宅得到羅茲獎學金 (Rhodes Scholarship) 西渡留學,在伯克利加州大學與耶魯攻讀人類學。1937 年抗戰伊始,他回國擔任「邊疆巡視員」,也是用其所學。1941 年他到成都,在現四川大學的前身華西協合大學任教,擔任社會學系主任。這所大學是華西協合大學 (四川大學前身之一) 與撤退到後方的四所教會大學 (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燕京大學) 在成都華西壩聯合辦的學校,史稱「五大學」( The Big Five) ,與雲南的西南聯合大學遙相呼應。該校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陳寅恪、吳宓、顧頡剛、錢穆等大師均來此任教。李安宅原本是燕京大學的學生與教師,此時欣然加入,在「五大學」創辦了「華西邊疆研究所」,其時其地,人類學正切合時代需要。英國學者燕卜森曾經回憶道: 戰時辦學,諸多不易,但教師學生,民氣可用,學習主動性很高。尤其是做人類學的學者,到了最佳研究地,特別興奮。當時四川突發霍亂瘟疫,「五大學」學生組織「服務團」深入鄉村開展救助。
抗戰勝利後,1947 年李安宅再度受邀赴美擔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回國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於他豐富的藏學素養,他加入進軍西藏的參謀團。進藏後,於1950年到1956 年,躬身實踐創辦「拉薩小學」,經營多年,為藏區的現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1956 年他回到成都,參與創辦西南民族學院。1963 年到四川師范學院任外語系教授,直到1985年去世。
李安宅以他的社會人類學成就鳴於世,他精通英語、藏語、俄語 (20世紀20年代中期曾由李大釗介紹為張家口蘇聯領事館作翻譯),懂德語、日語、西班牙語。從他的著作中也能看出他的國學修養,他博聞強記,善於用中國傳統文獻來講透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博覽群書,勤於寫作,給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學術遺產。
可惜的只是,他沒有能在意義理論上追索下去,沒有能開中國符號學運動的先河。趙元任只是給我們留下了這個學問的名稱與輪廓,李安宅只是給我們留下了符號意義問題的相關討論,但二者都後繼無人,留下的種子只能在現代史的洪流中淹沒。中國學界在80年代重新開始符號學運動時,無人知道他們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掘出來,就明白了這個學說在中國的歷史並非空白。現在我們紀念先驅者,也是為了明白我們自己的生世。
從今天的眼光看,《意義學》這本書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主要是缺乏整合: 皮亞傑的思想,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瑞恰慈與奧格登的思想,雖然都是在討論意義問題,卻分章闡述,沒有歸入一個合一的、論辯自圓其說的體系。因此李安宅先生後來一直稱此書為「譯述」,而非「著述」。他對中國意義理論文獻的廣博深厚認識,也沒有能從中歸結、引導出一個中國的獨立的符號意義學體系。雖然如此,這本討論符號意義問題的《意義學》,卻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唯一的一本符號學著作,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一批符號學著作出現之前,這是一個孤例。為此,此書難能可貴,值得學術史家珍視,也值得今日學子重讀。
( 鳴謝: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四川師范大學王川副校長的支持,許多李安宅生平材料來自他編的《〈李安宅自傳〉的整理與研究》一書,中國藏學出版社2018年版。)
參考文獻:
[1] 趙元任.趙元任語言文學論集[M].吳宗濟,趙新那編,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2.
[2] 李安宅.意義學[M].北平:商務印書館,1934.
(趙毅衡·李安宅與中國最早的符號學著作《意義學》;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年第5期;作者單位: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4;關鍵詞:李安宅;《意義學》; 符號學)
方朝暉·強大與文明是兩碼事
一個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於文明昌盛,而不在於政治、經濟、軍事強大。
歷史上很多帝國,比如說埃及王朝、波斯帝國、蒙古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帝國等等,今天都已煙消雲散。每當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直接向人們呈現一個強大的政權,或一個龐大的軍事實體等。但是當一個帝國消亡之後,真正給別人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往往並不是這些以「強大」為標記的東西,諸如政治、經濟或軍事實力等。相比之下,帝國中所發展起來的文明價值和文化理想,作為帝國生命力的支撐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國本身的永恆價值。比如羅馬人的法律和法學思想,阿拉伯人的數學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國歷史為例:曾經不可一世的秦、隋、遼、金、西夏、蒙古等帝國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漢、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國,並不僅僅致力於武功或經濟發展,而同時在宗教、學術、藝術、科技、制度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給後人留下永久價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包括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儒、道、釋和百家思想,文學和藝術成就,科舉制度、職業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這些東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格。它們甚至可以理解為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歷史上一些軍事政治並不強大的國家或民族,長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卻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臘VS羅馬。前面提到的古希臘,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只是由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獨立的城邦構成的文化圈。古希臘諸城邦自從公元前338年以來,受馬其頓人、羅馬人統治達千年之久,但其由於其文化繁榮、燦爛,後來逐漸被羅馬人所接受,希臘語甚至成為東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所以歷史上有希臘人在軍事上被羅馬人打敗,但卻在文化上把羅馬打敗的說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歷史上分裂的時間遠多於統一的時間,被異族統治的時間遠多於受本民族統治的時間。過去2600多年裡,印度曾遭受過包括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噠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國人等發動的無數次侵略和佔領。自從笈多王朝於大約公元500年衰亡之後,在長達150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長期處在分裂或外族統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並沒因為「長期亡國」而消失。
在1945年掙脫英國人長達150多年(具體時間算法不一)的殖民統治、正式建國之後,印度作為一個具有自己鮮明的文化的民族國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認,這是因為自自身獨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盡人皆知。可以說,自從吠陀時代以來,印度人創立了自己的種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開始是婆羅門教,後者發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羅門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幾千年保持了連續性。
相比之下,歷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帶),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帝國,勢力最大時幾乎佔領整個中東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襖教、摩尼教等)、語言文字和社會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波斯很快被伊斯蘭化,從語言至信仰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今日伊朗早已成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經有過的、自身獨特的文化或文明類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縮誠然有許多客觀因素,但也與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夠成熟發達有關。
例三、藏族VS滿族。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標志還可從中國的兩個少數民族——藏族與滿族——的對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不難發現,滿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是中國北方最活躍、最好戰的民族之一,其軍事、政治上的成就也遠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主要致力於發展宗教和文化,酷愛和平,極少侵略擴張。然而,誰都知道,曾經統治全中國、威震全天下的滿族,今天還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麼能與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發達、民族特色最鮮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裡,也是最溫和、甚至長期被外族統治的。為什麼一個政治、軍事上成就卓著,卻在今天趨於衰亡;另一個政治、軍事上幾無成就,卻在今天獨樹一幟呢?根本原因也許在於:滿族雖然富有戰斗力,但在文化上並不繁榮發達,不象藏族那樣有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體系,以及一套嚴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綜上可知:許多無比強大的帝國,因為沒有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以及政治的文明為基礎,一旦崩潰,立即灰飛煙滅,一無所有;而一些極其弱小的民族或種族,雖然飽經侵略佔領或外族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或文明進步而表現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許猶太文化和10世紀以後的藏族可算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強大帝國,他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大,伴隨著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說以後者為基礎,因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這方面前蘇聯與美國的對比最能說明問題,中國歷史上的秦、隋等王朝與周、漢、唐、宋等的對比也是明證)。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強大,才能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
當我們把強大當作首要關懷,而忽視了文明進步時,很可能掉入了歷史的怪圈而不自知。 (愛思想 2018-07-02 )
[民眾藝術]
民眾藝術的概念和愛國藝術的概念一樣,即使不曾有過危害,也讓我感到它滑稽可笑。如果是為了使它能為民眾所接受而犧牲形式上的「適於有閒者」的精雕細琢,那就錯了。我和上流社會的人們交往頗多,我知道他們才是十足的無知無識,而不是電氣工人。……至於內容,老百姓覺得通俗小說挺無聊,就像孩子們對專為他們寫的書感到厭倦。人們在閱讀中尋求脫離自己的處境,工人渴望了解王公貴族們怎麼生活,王公貴族對工人的情況也有同樣的好奇心。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巴雷斯先生就說過,藝術家(提香型的)首先應該為祖國的榮譽服務。可是他只有成為藝術家才能為祖國的榮譽服務,也就是說在他研究那些法則、進行那些探索和作出與科學發明同樣精妙的發現的時候,成了在他面前的真理他絕不能想到別的事情——即使是祖國也不行。不要仿效那些革命黨,他們出於「公民責任感」,即便不能說摧毀,也是在蔑視華托和拉都的作品,而這兩位畫家為發夠帶來的榮譽勝過所有大革命中的人物。
[關係]
那時,生活呈現的一副圖像實際上給我們帶來多種不同的感覺。例如,在一部已經讀過的書的封面上、標題字母之間,視覺編織進了很久以前某個夏夜的皓月流光。早晨牛奶咖啡的味道使我們產生那種對打好天氣的夢裡希望,從前,當我們用凝脂般打著皺褶的白瓷碗喝牛奶咖啡時候,盈實的白晝還完好無缺,當時這種朦朧的希望曾有那麼多次在晨曦明確的不可預料中向我們綻開笑靨。一個小時並不只是一個小時,它是一隻玉瓶金樽,裝滿芳香、聲音、各種各樣的計劃和雨雪陰晴,被我們稱作現實的東西正是同時圍繞著我們的那些感覺和回憶間的某種關係——一個普通的電影式影像便能摧毀的關係,電影影像自稱不超越真實,實際上它正因此離真實更遠——作家應重新發現的唯一關係,他應用它把兩個詞語永遠地串聯在自己的句子裡。我們可以讓出現在被描寫地點的各個事物沒玩沒了地相互連接在一篇描寫中,只是在作家取出兩個不同的東西,明確提出它們的關係,類似科學界因果法則的唯一的藝術世界裡的那個關係,並把它們攝入優美的文筆所必不可少的環節之中,只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有真實的存在。它甚至像生活一樣,在用兩種感覺所共有的性質進行對照,把這兩種感覺匯合起來,用一個隱喻使它們擺脫時間的種種偶然,以引出它們共同的本質。……這種比較關係可能不那麼有趣,事物可能平庸無奇,文筆可能拙劣,然而,只要沒有它,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錢學森「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
卓越的、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教授的離去,引起了全國人民深深的悲痛。錢老臨終前曾經多次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裡就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來?!」——言之諄諄,意之殷殷,正在引起國人的震驚與深思。
錢老之問,看來是臨終前才向人們提出的。實際上,細讀錢老遺著後便知,這個問題在他自己的思想中早已提出,並且已經思考、醞釀了多年,甚至是憂思終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經探究到了一些可行的方略與答案,希望能夠付諸實施,為中華民族之振興與崛起做出自己的貢獻。
上世紀八十年代,錢老已是古稀高齡。他在辛勤地忙碌於軍工、航天工作之餘,又擠出時間,撰寫大量文章和書信,強烈呼籲要開展思維科學研究,加強思維科學教育。
他認為:「我們要從迎接新技術革命,或迎接人類社會第五次產業革命的角度來認識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研究思維科學確實是當務之急。」「思維科學的研究將孕育著一場新的科學革命,(它會)把人的知識、智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肯定又將是一場技術革命。」(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第129-163頁)。
經過錢老艱辛地啟蒙、宣講、組織與動員,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們全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思維科學研究者的隊伍,出現了幾個專業研究機構和刊物,有許多高等院校增設了思維科學教研室和相關課程,各大報刊經常地刊發一些思維科學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思維科學專著。由錢老親手主編的《關於思維科學》一書也在那一時期出版了。全國上下及大、中、小學裡湧現出了一個學習、研究思維科學和創新教育的高潮。各地的師生們以及畢業生們的思想異常活躍、開放,科技創新如雨後春筍,呈現出一派可喜景象。與此同時,由錢老所倡導的關於人體科學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進展。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極少數人在氣功、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方面出現了一些偏激、狂熱、庸俗化的情況,後來又冒出來一個心懷叵測的、惡毒的「法輪功」。於是,兩、三個極左人士便在批判這類極端現象時,把錢老辛勤倡導的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也一股腦地歸並到「偽科學」的名下,將其掃地出門了。自此之後,在全國大、中學校裡和社會上,再也聽不到這樣兩個名稱了。甚至於錢老本人也曾經在精神上受到了一些不正當的沖擊。
錢老為國人、為民族,憂思多年,嘔心瀝血,精心培育,剛剛扶植起來的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在一夜之間被無端砍掉,並被誣之為「偽科學」,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最難以接受的、最最難以忘卻的心中之痛……。還有許許多多忠誠的中國人、愛國華人,凡對這段史實略有所知的人,無不為此而痛。
當然,錢老是無私的,他無所求,無所得,無所失,無一己之痛。他只是為自己摯愛終生的國家、民族而痛,為現在和未來的萬千學子而痛,為中華民族的億萬子孫們而痛。「錢學森之問」正是由「錢學森之痛」引發而生的。
回顧歷史,古今中外常常有許多正確的、先進的思想、理論、見解、意見不能夠在當代被理解,被接受,甚至被斥之為異端,而在許多年後才被人們認識和接受下來。錢老關於思維科學、人體科學的研究、開創與論述,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的。
言及此,我不能不提起我們溫家寶總理近幾年來關於思維問題的意見。2006年,溫總理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中講道:「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做事,用心寫文章」。2007年,他在與上海同濟大學學生講話時又講道:「學生們在學習期間,知識要廣博,但是,必須善於獨立的思考和創新的思維」。後來,他又多次提出要「用心思考」、要「學會思考」這樣的意見。他所說的「用心思考」、「獨立思考」與「學會思考」,當然不是去冥思苦想,而是要學會科學地思考。——總理之所言與錢老之所論,真的是所見略同。(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作者王南,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處《思維科學通訊》 2010年1期 )
延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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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舒靈)的詩《寂寞》
(續上)溫總理在上述那一次《同文學藝術家談心》中第一次披露了「錢學森之問」的內容,以後又講過多次。他還同時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時說過:「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這些巨人有什麼特征呢?恩格斯又同時指出:他們都是一些「——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第445頁)請看,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時首先關注的是這時所產生的許多「巨人」,在描述這些巨人的特征時,首先贊揚的是他們的「思維能力」。——這同我們錢老的意見相比較,何其相近乃爾!
他們一致地認為,一個偉人之偉、巨人之巨,並不在於其身高八尺或才富五斗,而在於其具備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科學思維能力。愛因斯坦和許多大科學家也都講過這樣的話。
錢老本來是一位功勳卓著的自然科學家。但是,他最關心的卻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前程。因而他非常關注教育科學和思維科學。甚至於他還曾經到中學裡去聽課。他發表過評論、改進我國教育工作的專題論文。他最欣賞的學校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臨終前,他曾熱情地向身邊人員誇耀說:「在加州理工學院中,創新的學風彌漫整個校園,可以說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新。在這裡,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學院後,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讓我大開眼界。」(詳見《人民日報》2009年11月5日)
這使我們聯想到了另一些學校。英國的面積很小,但是他們的劍橋大學竟然培養出了82位諾獎獲得者。香港和台灣,雖然都只有很少幾所大學,卻都能夠在近幾十年中培養出諾貝爾獎金得主。而我們有幾千所大學,卻至今沒有實現零的突破 。近幾十年來,有多位國外華人榮登諾貝爾獎的紅榜,卻都與我們的大學無緣。——這個事實不僅令錢老難以瞑目,也讓我國教育界、知識界眾多的愛國赤子們惶恐不安。
尤其可悲的是,幾十年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已經在中國人民的心靈中留下了深深的創痛。時至今日,每逢出現一些極左的呼喊時,總是會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震懾力,讓人們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由錢老憂思多年、辛勤培育起來的思維科學,僅僅由於兩三個不學無術的空手道人胡亂喊叫一番,就能夠被打倒在地。而且,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年之久,雖經眾多仁人志士千呼萬喚,依然不能夠洗雪沉冤,恢復尊嚴,進入高校的聖殿。——這不僅是錢老難以釋懷的隱痛和疑問,也讓很多關心國是的中國人常常陷入深深的悲痛與不安之中。
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最重要、最容易、最切實可行的工作 就是要在各高等院校中恢復和加強思維科學的教學與研究 ,在中小學校裡開展創新教育。早在25年前,錢老就說這是「當務之急」,現在更應是急中之急了。而且,這也是溫總理所說的「要學會思考」的必由之路。
關於思維科學的研究與教育,錢老從來沒有說這就是培養傑出人才的獨木橋或唯一條件。但是,這的確是一個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前輩的許多人沒有學習研究過思維科學,卻也能夠成就為傑出人才。他們是在自己的苦苦摸索中,走過許多彎路,才尋找到科學思維的規律並付之於實踐的。而思維科學的目標則是要總結前輩巨人的經驗,探討、傳授科學思維的規律,讓億萬青少年們少走彎路,從小就養成科學思維、創新思維的習慣,更快地成才、通向巨人之路。——誠如魯迅所說:讓我們「救救孩子」吧!
現在,「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正在引起我國各級領導人和全國人民深刻的思考。許多人都有一種被刺痛、被震驚的感覺。人們衷心地希望,它應該能夠成為一個推力和引擎,推動我們教育、科學界的領導人和有志之士,正視現狀,認真調研,尋求答案,付諸實踐,盡快地培養出很多的傑出人才,加速中華民族的振興!
——到那時,我們將會聽到從天堂裡傳來的朗朗笑聲!
(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作者王南,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處《思維科學通訊》 2010年1期 )
為21世紀再設計課程——四維教育白皮書
摘要:21世紀人類正面對社會、經濟和個人等多方面的嚴峻挑戰。面向21世紀,學生應該做好什麼樣的准備?課程再設計中心提出了由聚焦知識、技能、品格和元學習構成的四維教育框架,以便課程能夠應對當前的世界和在不確定的未來中站穩腳跟。適應21世紀需求意味著我們要重新審視教育的每一個維度和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引言
21 世紀人類正面對社會(氣候變化和金融波動)、經濟(全球化和創新)和個人(就業能力和幸福感)等多方面嚴峻挑戰。技術的迅猛增長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例如自動化和任務外包等正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因為教育沉迷於工業革命中產生的那一套,已經嚴重滯後於技術的進步。①
課程的最後一次巨大變革產生於19世紀末,②是響應當時在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方面需求劇增的結果。21世紀世界已經發生巨大變化,與過去歷史並沒有什麼相似之處。課程早應該完成一次重視深度和多樣性之再設計。當然,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對課程進行了一些調整,有些調整的幅度還很大。但是,涉及知識、技能、品格和元學習四個教育維度的深度課程再設計並未真正實現。適應21世紀需求意味著我們要重新審視每個教育維度和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參見圖1)。
二、知識——理解新知的本領
知識是傳統課程觀和內容觀最強調的教育維度。但是,目前課程未能緊跟上知識總量的增長。當前的課程改革經常與學生無關(反映在學生缺少學習動力和熱情上),同時也未能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因此,課程改革需要從更深層次重新思考「教什麼」的重要性和適用性,同時需要思考如何達成理論和實踐的平衡。
傳統學科當然仍舊是有必要的(例如數學、科學、母語和外語、社會研究和藝術等),但必須針對削減哪些部分以留給更加合適的內容做出艱難的抉擇(例如在數學學科減少三角,增加統計和概率)。課程調整的不斷深入,也必將滋養教育其他三個維度(技能、品格和元學習)。同時,技術和工程、傳媒、創業與經商、個人理財、健康和社會體制等現代課程直接響應當前和未來需要,必須成為課程構成中的基本部分,不能僅僅作為輔修或者選修課程。交叉學科是傳統學科和現代學科直接結合的重要機制。學科交叉具有影響技能、品格和元學習的潛力,同時也對知識遷移產生重要影響。知識建構的跨學科方法有助於學習者在概念之間建立聯系,進而推進更深層次的學習。
當代重要主題應該貫穿所有學科,無論是傳統學科還是現代學科都與這些主題產生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這些主題知識涉及培養全球素養、環境素養、信息素養、數字素養、系統思維和設計思維等多種核心素養。
為了做好課程再設計的艱難決策,每門課程均需要思考以下三個方面內容(以數學為例):1.概念(如變化率)和元概念(如證明),這些概念通常可以被遷移到其他學科;2.過程(如形成一個數學問題)、方法(如比例推理)和工具(如乘法表);3.分支學科(如離散數學)、科目(博弈論)和主題(如囚徒困境)。
每個學科都有三種價值:
實踐價值——這個學科應該對學生每天的生活有益,也對完成未來的項目化工作有益。實踐價值需要通過以上提及的概念得到強化。
認知價值——掌握每個學科的知識都應該可以有效提高學習者技能、品格和元學習。這個假設通常是一個學科設置課程內容的重要驅動力(例如我們常常認為數學具有提高批判性思維的能力)。這些基本的學習模式需要得到不同學科及其能力的實踐檢驗,課程安排必須做出有針對性的調整。
情感價值——每一門學科都具有幫助學習者認識世界的能力,並具有其內在的學科優勢,這體現了人類發展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可以作為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源泉。有人認為學科教學中只要獲取了實踐價值和認知價值就可以了,這個想法不可取。
實踐、認知和情感三個方面價值都必須同時貫穿整個學校教育。
(作者:[ 美]查爾斯·菲德爾/著,單位:課程再設計中心,美國馬薩諸塞州 波士頓 02130;譯者:徐海英,淮陰師范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盛群力,浙江大學,浙江 杭州 310028;關鍵詞:四維教育;再設計課程;21世紀素養; 收稿日期:2017-01-30;基金項目:教育部「十三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學習科學視域下教學設計理論發展研究——促進高階能力的學習環境設計」[16YJA880033])
作者/譯者簡介:查爾斯·菲德爾,美國課程再設計中心(Center for Curriculum Redesign,CCR)創始人和主席,21世紀素養研究專家,國際著名教育改革思考者,著有21st Century Skills(2009,Trilling,B. & Fadel,C.)(伯尼·特裡林,查爾斯·菲德爾著,洪友譯:《21世紀技能:為我們所生存的時代而學習》,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和Four-Dimensional Education: The Competencies Learners Need to Succeed(Fadel, C. Bialik,M. and Trilling,B., 2015)( 查爾斯·菲德爾,瑪雅·比亞利克,伯尼·特里林著,羅德紅譯:《四個維度的教育——學習者邁向成功的必備素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徐海英(1971— ),江蘇宿遷人,博士,淮陰師范學院教授,主要研究專長為人文地理與地理教育;盛群力(1957— ),上海崇明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專長為教學理論與設計。
① GOLDIN C.& KATZ L.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M].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② 不同的國家有時也采用「standards」「programmes」等術語。
三、技能①——運用新知的本領
高階技能對於深度學習知識以及通過學業表現來展示理解能力方面是非常必要的(如「4C」——創造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交流能力和合作能力被稱為「21世紀能力」)。①② 然而,目前的課程承載過多內容,直接導致學生不堪重負,教師也難以為繼。另外,教育者在尋求更強大的教學方法和更深入的學習體驗,以彌補整合知識和技能方面所提供支持的明顯不足。
① 像「skills」這些術語在不同國家的語言中意思並不完全相同,可能包括了「competencies」「savoir-faire」「proficiencies」等
但是,在什麼是技能以及不同教學方法(如項目學習)如何影響技能獲取等方面,全球已經形成了更廣泛的理性共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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