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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50am

第一節晚清的“護僑”政策

到了19世紀末的晚清時期，歷代王朝執行的禁止中國人出國定居的態度有了轉變，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朝的失敗而結束，《北京條約》規定允許英法殖民主義者可以自由在中國招募華工。雖然早在上一個世紀就有中國東南沿海人民被西方殖民主義者用武裝擄掠為奴工的歷史，這些在清政府看來是非法的，但上述條約的規定，標誌著華工出國是完全合法的。從此，華僑出國就沒有什麽禁令阻攔了。於是大批中國貧苦百姓賣“豬仔”當華工，背井離鄉，走出國門。華工出國使華僑人數從19世紀初的100萬左右增加到20世紀初年的近千萬，大部分還是僑居在東南亞。華僑人數增加，他們在海外受到歧視和壓迫的事例也不斷增多，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清政府給予保護，如菲律賓華僑在1880年以後曾經四次具稟要求在該國設立領事館就是例子。第二，19世紀末華僑經濟力量有了相當的增長。華僑在國外，為謀求生存，可以說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幹。由於大多數西方殖民主義政府都明令禁止華僑擁有土地，因此他們只好小本經營，從事小買賣。憑著他們的勤敏、刻苦、進取精神，買賣越做越大，有的人積斂了相當的資本，成了原居民和西方殖民主義者之間的中介商。他們以此為基點，逐漸進入制造業、種植業、金融業等領域。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華僑聚居的東南亞地區逐漸出現了一批擁有幾千萬元資本的巨富。這些人熟悉僑居地語言，了解那里的情況，和當地政府也有良好關係，而且由富而貴，憑借財勢，他們成為當地的僑領。出於內政的需要，清政府開始重視華僑的“錢袋子”，自然也十分重視富甲一方的僑領們。其三，清王朝的“天朝”地位在西方殖民主義面前被徹底粉碎了，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朝廷文武大員中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亡國”的危險，在內政方面他們提出了發展工商業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發展工商業需要資金，而東南亞華僑口袋里的錢正是他們所需求的。而要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首先要保護他們，要贏得人心。這樣，在清朝同治年間(公元1856—1875)，清朝逐漸改變了對華僑的看法，開始采取保護僑民的措施。

要想保護僑民，就得在華僑的僑居地開設使領館，與各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部世界毫無認識，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剛愎自用，極端無知。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在西方列強槍炮下不得不屈服，開始和洋鬼子們打交道。此時，設立了總理衙門這一主持外交的專門機構，允許英法公使駐京，並派遣專使出國辦理具體外交事務。光緒初年(公元1876—1877年)第一批常駐使臣郭嵩燾、何如璋、陳蘭彬等人分別派往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等。這些使節送回了大量各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或多或少開闊了清帝國朝野上下的視野，同時也對海外華僑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提出了在華僑聚居的商埠設立領事館的建議。設領事館的動機，首先是從經濟利益出發，保護商民，此外也可通過領事館達到控制華僑社會的目的。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朝就中國在菲律賓、印尼、馬來亞設立領事館問題，分別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其中，與荷蘭的談判是最費時間的，前後拖了30多年，直到1911年9月才往爪哇島派出領事，不久辛亥革命就爆發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是1877年的駐新加坡領事館。與東南亞其他地方設領事館的談判相比，新加坡的談判是順利些，但也頗費周折，而且第一任領事還不是由中國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員擔任的。

第二節左秉隆和黃遵憲

新加坡是南洋華僑商務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英國在東南亞的最重要基地。1877年初，駐英國公使郭嵩燾上任不久，即與英國外交部進行在新加坡設領事館的外交談判。英政府對此事持消極態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國派駐了多處領事，因此要完全回絕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們采取拖延、推托、限制的對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設領事館，而且對領事館的職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領事館設置當成是臨時安排，領事只能作商業代辦，不能過問華僑事務。尤為令人氣憤的是要求第一任領事不由中國委派，而從當地華僑中遴選。為達到設領事館的目的，郭嵩燾答應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開館，第一任領事是僑領胡璇澤(本名胡亞基)。胡璇澤死於1880年，在任不滿三年。他作為一位華僑領袖是頗有些作為的，但作為一名外交官，政績就乏善可陳了。

胡璇澤的繼任人左秉隆、黃遵憲等的政績倒是相當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興，於1881—1891年任駐新加坡領事，1907—1910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前後駐節新加坡10餘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館的高材生，同文館是培養外語和外交人材的學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隨清使臣曾紀澤出使英國，任翻譯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較通曉外交事務的官員，他任職期間做了一些好事，如：關心華僑疾苦，阻止新加坡販運“豬仔”華工的活動；發動華僑募捐賑濟祖國自然災害；最為突出的是積極傳播中華文化。他辦“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宣傳儒家思想，成立“英語雄辯會”，每周辯論一次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他還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創辦義塾，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系。左秉隆的所作所為頗得上司好評，華僑社會對他任內的政績也有相當贊譽。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9, 2022 at 7:50pm

（續上）黃遵憲，字公度，1891—1894年間出任駐新加坡總領事。黃是一位舉人，能詩善文，文學造詣很高，曾擔任過駐日本使館參贊，外交經驗豐富。和左秉隆相比，黃遵憲顯得更為大刀闊斧、更為果斷一些，更符合時代潮流。左秉隆辦“會賢社”，課士時出的題通常是傳統國學舊論，而黃遵憲上任，將“會賢社”改組為“南社”，題目也改為結合當時列強和中國的現實問題。他還注重調查研究，實地了解僑情，對華僑不願回國的現象，經詳察後指出，是由於回國後要面臨“官員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領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華僑“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書朝廷，請廢除舊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徠華僑回國。黃遵憲在任內努力維護華僑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開抗爭，因此英殖民官員對他十分不滿，認為“如果他再留職五年，此地華僑對我們的忠誠將極大地削弱，華僑對我們的好感也會大受損害”，這倒是對黃遵憲政績的很好肯定。

晚清駐東南亞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黃遵憲是最突出的。但不論他們個人怎麽努力，想盡其“護僑”之責，由於中國國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詩里寫的“世無公理有強權……外侮頻來緣國弱”那樣，一介領事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難有作為的。

弱國無外交，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十九章僑團、僑校、僑報

隨著中國人的不斷移居，特別是十六七世紀明末清初時大批華僑出國，華僑人口增加，在東南亞一些沿海地區，逐漸形成了華僑社區，早期的華僑社會開始出現。華僑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常被俗稱為“僑社三寶”)即華僑社團(僑團)、華僑學校(僑校)、華僑報刊(僑報)，也隨之出現和發展。

第一節僑團林立

僑團林立，是東南亞華僑社會的一大特色。早期華僑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村，他們長期依附於土地，自給自足，聚族而居，鄉村中的祠堂，往往成為族人的活動中心，祭祀祖先成為族人的主要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們，異鄉飄泊，面臨的種種困難往往要比在家鄉經歷的嚴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們更要依靠在家鄉時的各種社會組織，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於是，各種類型的社團就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逐漸形成了“僑團林立”這樣一個東南亞的社會景觀。

僑團的雛形是寺廟和義山。

當人們活著的時候，為著祈求神靈祖宗保佑，就為觀音菩薩、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媽祖等早在家鄉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廟。這些寺廟既是人們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們聚集的地方。有些華僑死後，因貧病、因鰥寡，後事沒人料理。出於同胞宗親情誼，就會有一些人領頭出面購置山地為公共墳場，即義山、義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鄉能同眠一處墳墓，在冥間不致成為孤魂，對於生者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1650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修建了“觀音亭”，它可能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座華僑寺廟。1775年，觀音亭改名為“金德院”，是印尼現存最古的一座華僑寺廟。1673年，馬六甲華僑修建了“青雲亭”，也是奉祀觀音的廟宇。至於公共墳場，巴達維亞的“唐人義塚”是1650年出現的，是東南亞最早的華僑義山之一。這些寺、廟、亭、宮、義山、義塚是後來許多按血緣、地緣建立起來的華僑社團的最初形式。

18世紀末，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僑團出現。

宗親會館，是血緣性組織，是一個姓氏或多個姓氏宗親成員組成的社團，一般稱為館、堂、總會、公所等。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館”是最早成立的宗親會館，爾後成立了如“南洋唐氏總會”、“瓊僑邢氏總會”等一大批按僑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瓊，即海南島)的同姓氏組成的僑團。也有幾個姓氏合組一個社團的，如雷、方、鄺合組“溯源堂”；三國時期，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後來趙雲在古城入盟，四姓聯宗，在東南亞華僑中就有劉、關、張、趙四姓的“古城會館”。

同鄉會館，是基於共同地緣而建立的社團。這類社團相當復雜。雖然地緣相同，即同鄉，但這個“鄉”大小不一，同鄉同鎮自是同鄉無疑，但有的是同縣、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鄉”了。還有跨省、跨縣或一省一州一縣內的因同方言、同宗、同鄉的關係而分別組成社團的。廣東會館、福建會館、中山會館等社團從會名即可知它的地緣情況，可謂一目了然。岡州會館是廣東新會縣僑胞的社團，新加坡“義安公司”是廣東潮州籍華僑最早建立的同鄉社團，它們用的是古地名。新會古稱岡州，潮州古為義安郡，因而得名。同鄉社團往往和方言群結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豐永大公司”，它是由廣東豐順、大埔和福建永定三縣的華僑組成的，上述三縣在地理上並不同州府，但由於都是講客家方言的地區，屬同一個方言群，因此也結成了同鄉社團。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新加坡，存在著以宗親、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的所謂“幫”。大幫是：廣東省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省的海南幫，福建省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以及三江幫。三江幫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組成。以幫劃線，形成不同的群體，及至後來成立綜合性的大社團時，理事名額也按幫分配。

同業公會，是業緣性組織。華僑，尤其是早期華僑的謀生手段包羅萬象，行業眾多，為了維護自身從事的各行業的利益，行業相同的人們組織了各種經濟性的同業公會。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較早出現的一個同業公會，供奉北城侯魯班先師，是廣東籍的建築工人的行業組織。其他如米商公會、樹膠公會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緣、地緣、業緣性的社團外，還有一些其他性質的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慈善社團，如泰國曼谷的華僑報德善堂(1887年)、天華醫院(1905年)即是。它們施醫贈藥、濟貧恤孤、創辦學校，促進宗教和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僑居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服務，信譽很好。（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9, 2022 at 4:41pm

進入20世紀以後，東南亞僑團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僑團不僅數量增多、會員人數增加、社會影響和貢獻增大，並且逐漸超越了幫派的鴻溝，出現了超地域、超幫派、超行業的社團組織：總商會、總會等。

它們的出現表明華僑社會日益成熟、華僑的團結日益增強，僑團也已從分散、各自為政、為局部利益服務的小團體逐漸過渡到維護華僑社會的整體利益。

最早的中華總商會是1904年在馬來亞吉隆坡、雪蘭莪和菲律賓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華人(或中華)商務局。在20世紀初各地紛紛成立的商會、總會中，最有影響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該會是在清政府商務部勸導下成立的。

它維護華商的經濟權益，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並且起著聯系華僑社會、清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梁作用。192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馬來亞各地的中華總商會一道成立了“馬華商聯會”就是一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總商會出面召集了有118個僑團參加的“僑民大會”，宣佈成立支援祖國抗戰的“籌賑會”。在新加坡籌賑會的影響和帶動下，東南亞各地紛紛成立類似的抗日救亡團體，並在此基礎上，於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東南亞的綜合性僑團還有“巴城中華會館”(1900年，印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23年，馬來亞)等。

形式不同、性質各異的僑團，是隨著華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而來的，它是華僑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兩手空空，離鄉背井，移居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難時，憑著同鄉關係，憑著共同的方言，“親不親，家鄉人”，家鄉組織雪里送炭，使他跨過了異鄉生活的第一道難關；當這個人融入僑居地社會後，他仍然可以從各類僑團得到這樣或那樣的支持和幫助。當然，這個人也會把給予自己支助的社團看成是“家”，會給予回報，並且通過這些社團聯系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履行一個僑民對祖國的義務。

僑團和自己所代表的群眾有著血肉依存的關係，因此充滿著活力。

第二節·僑校遍佈

尊師重教，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但早期的中國移民，經濟條件極差，文盲占大多數，加上單身漢多，因此教育下一代的問題就無從談起。隨著人口的增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辦學校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於是興起了華僑教育事業。

大約在18世紀末，私塾在華僑社會里出現了。1775年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辦的“明誠書院”和“南江書院”，是東南亞最早的私塾和義學，有人認為它們是東南亞華僑學校的開山鼻祖。到了19世紀初，最有名的私塾是1854年在新加坡開辦的“萃英書院”。實際上，這類“書院”規模均很小，聘一兩位老學究教幾個孩子念念《四書》、《五經》而已，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學校。

到了19世紀末，新式華僑學校才開始出現，20世紀上半期達到興盛。

開東南亞新式僑校先河的是菲律賓，1899年，“小呂宋華僑中西學校”成立。但東南亞華僑教育事業發展最好的不在菲律賓，而是在新馬和印尼。1901年，在印尼，新成立不久的巴城中華會館創建“巴城中華會館學校”，這是一間正規的僑校，以普通話教學。緊隨其後，印尼的其他地方也紛紛建立中華學校，到1911年已達130所。1911年印尼成立了華僑教育的統一領導機構——荷印華僑學務總會。到1940年，全印尼的華僑學校約有650所，遍佈城鄉，不僅有小學，也成立了如巴城中華中學這樣的著名中學，在校中小學生多達七萬多人。在新馬，1904年檳榔嶼中華學校成立，它標誌著馬來亞新式教育的開始。辛亥革命前後，由幼兒園、中小學、女校、師範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完整的基礎教育體系，在新馬地區基本形成。1919年，在陳嘉庚的首創下，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建立，這是東南亞華僑創辦的第一所完全中學。隨後尊孔中學(吉隆坡)、鐘靈中學(檳榔嶼)、中正中學(新加坡)等中學紛紛成立，這些學校規模較大，設備較為完善。到1941年，新馬地區共有僑校1300餘所，學生約10萬人，是東南亞華僑教育最發達的地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各地相繼淪為日本殖民地，華僑教育受到嚴重摧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僑學校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和發展。

在新馬，1946年成立了馬來亞華僑復校委員會，設立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三個分會，統籌全馬來亞的華僑學校事務。老校紛紛復辦，新校相繼建立。英國殖民政府對戰後蓬勃發展的華僑教育事業采取控制、扼殺的政策，甚至出動武裝軍警迫害華校師生。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新馬的華僑教育還是有了可喜的發展，1949年華僑學校有1680所，比1938年增加了900餘所。1956年，新加坡還成立了一所正規中文綜合大學——南洋大學。在印尼，以雅加達為例，僑校也在迅速恢復和發展。老校如中華中學修建了規模很大的新校舍，新校也開辦了一些，最著名的是1945年成立的巴城中學，它後來發展成為東南亞最有影響的華僑學校之一。1948年印尼華校總數是621所，學生有14萬餘人，比1941年的學校總數增長24%，學生人數增加一倍以上。在菲律賓，由於舊校復辦和新校開辦，戰後僑校曾達150所之多。1948年泰國注冊立案的僑校有426所，學生六萬餘人，是泰國華僑教育史上，學校數量最多的年份。到1954年，海外華僑學校總數為4376所(包括港澳地區)，絕大部分集中在東南亞。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的新式華僑教育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僑校向華僑青少年灌輸中華民族意識，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加強華僑與祖國和華僑自身的團結，其作用是積極的。（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5, 2022 at 5:52pm

第三節僑報僑刊

在中國本土以外，由華僑創辦的中文報刊是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在此以前，東南亞出版過幾份由外國傳教士辦的報刊，1807年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最早出版的一份。這份月刊前後出版了六年，雖然也登載一些新聞及天文、地理等知識性的文章，但主要是有關宗教方面的內容，因為傳教士辦報的宗旨是傳播基督教教義。類似的報刊有《特選撮要每日記傳》(1923年巴達維亞創刊)。東南亞第一份由華僑創辦的中文報刊是《叻報》。

1881年《叻報》在新加坡出版。創辦人是薛有禮，他是第五代的華僑；主筆是聘自香港的葉季允，這位多才多藝、詩文俱佳的撰稿人，任職《叻報》前後達41年之久。19世紀末在東南亞還陸續出版了《星報》、《天南日報》、《日新報》(新加坡)、《華洋新報》、《嶼報》(檳榔嶼)、《華報》(菲律賓)等七家報紙。由於人力、財力等原因，這些報紙大多曇花一現，只能維持短暫的幾年甚至幾個月。只有《叻報》是個例外，它堅持出版了51年，直到1931年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才停刊。《叻報》是當時東南亞最有影響的中文報刊。

20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後，東南亞出版了很多報刊，它們的政治傾向鮮明，圍繞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和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之間的矛盾，形成不同的派別。

1904年由陳楚楠、張永福集資創辦的《圖南日報》是一份公開宣傳革命的報紙。它在清王朝和各種保守勢力的激烈攻擊下，辦得很有特色，從創刊時的每日30多份逐漸銷到2000多份，影響日益擴大。但由於財政上的困難，只堅持了兩年時間就停刊。新加坡在1905年出版的《南洋總匯報》和1907年出版的《中興日報》，前者守舊保皇，後者宣傳革命，針鋒相對。1910年檳榔嶼出版了《光華日報》，它後來逐漸取代了《中興日報》，成為新馬地區革命派最主要的宣傳陣地。這一時期在印尼出版了《泗檳日報》、《華鐸報》、菲律賓有《警鐸新報》、緬甸有《光華日報》、泰國有《漢京日報》。

辛亥革命以後的30年，隨著清王朝被推翻，東南亞各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華僑自身經濟力量的增強，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中文報業蓬勃發展。

在新加坡，除原有的《叻報》外，這時期創辦了七份報，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南洋商報》1923年由陳嘉庚創辦經營，從國內聘請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編報，內容豐富多采，是當時東南亞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星洲日報》創刊於1929年，是繼《南洋商報》之後的另一家影響較大的報紙，這家報紙的創辦人胡文虎還辦了《星中日報》、《星檳日報》等一系列“星”系報紙。這一時期在馬來亞，先後出現了30份報紙，其中只有《馬華日報》、《光華日報》、《現代日報》等六家堅持到1942年初日軍占領前夕。

在印尼，最有影響的是《天聲日報》和《新報》。前者是印尼中國國民黨支部的機關報，1921年創刊；後者由華僑創辦，先出印尼文版，中文版到1921年才正式印行。《新報》在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洪淵源的領導下，從中國聘請知識分子來主持筆政和管理，辦得有聲有色，是印尼所有中文報紙中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報紙。菲律賓的《公理報》、《華僑商報》、《新閩日報》和泰國的《國民日報》、《華僑日報》、《華暹日報》、緬甸的《覺民日報》等算是各自地區影響較大的報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南亞為日本侵略者占領，僑報絕大部分停刊。戰後，東南亞報業一度呈現相當繁榮的局面。在新馬地區，《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光華日報》等老報復刊，還出版了一些新報刊。在新問世的報刊中影響最大的是1946年11月創辦的《南僑日報》。陳嘉庚是該報創辦人，胡愈之、夏衍、洪絲絲等擔任過社長、主筆、社務委員會主任等職。在這個強大陣容的主持下，《南僑日報》堅持民主、反對獨裁，而且新聞性強，社論、時評、專稿水平均很高。它的姐妹刊《風下》(胡愈之主編)和《新婦女》(沈茲九主編)也辦得很出色。在雅加達，1945年由王紀元等人創辦的《生活報》，是新辦的報刊中辦得最好的，它和《新報》是印尼最有影響的兩家堅持民主、反對獨裁、擁護新中國的報紙。1946年12月創辦的《人民報》(開始為旬刊)，是仰光的第一大中文報。 

從1881年《叻報》出版起，東南亞華僑報業在困難的環境中，歷盡艱辛才得以存在和發展起來。作為華僑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對華僑社會的團結、進步，對提高華僑的文化素養，對激發華僑的愛國之情和國際主義思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從輿論上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其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第二十章南洋華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火蔓延到中國關內，中國人民開始了神聖的抗日戰爭。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打響，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向亞洲太平洋地區，僑居在南洋地區的華僑和當地人民，都遭受到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蹂躪。

南洋華僑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4, 2022 at 4:33pm

第一節“南僑總會”

抗戰爆發，南洋各地華僑紛紛建立抗日救亡團體，籌款賑濟祖國傷兵難民。“新加坡、馬來亞籌賑會”、“緬甸華僑救災總會”、“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印尼華僑救濟祖國災民慈善委員會”、“暹羅(泰國)華僑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等救亡團體相繼成立。為了將南洋各地的人力物力集中統一起來支持祖國的抗戰，1938年夏，印尼華僑領袖莊西言和菲律賓華僑領袖李清泉，聯名寫信給陳嘉庚，建議成立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組織。陳嘉庚完全贊同莊、李二人的主張，並積極主動地領導了籌組工作。

1938年10月10日，來自南洋各地的40多個愛國團體的代表共160多人，齊集新加坡華僑中學，宣佈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選為主席。由於當地政府的限制，不允許華僑公開用“抗戰”的名義捐款，只好以“籌賑”為名，募集錢物支援祖國抗戰。南僑總會號召南洋華僑：“各盡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勵自勉，踴躍慷慨，貢獻於國家！”南僑總會的誕生，是南洋華僑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在抗日旗幟下的愛國華僑大團結局面已經形成。在南僑總會的領導下，南洋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這類團體已增至700多個。他們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抗日救亡活動，而以募捐的成績最為突出。僅1938年和1939年兩年，南僑總會的各地分會共募得一億四千多萬元，占同期海外華僑捐款總數的70%，匯回祖國及時支援了抗戰的需要。 

當時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陳嘉庚從“新加坡籌賑會”成立之日起，即帶頭每月認捐2000元，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同時，帶頭購買救國公債10萬元。李清泉購買救國公債40萬元，他病重彌留之際，囑咐家屬將遺產的一部分共10萬美元贈給中國政府，作為撫養難童之用。出錢出力的不僅有富裕的華僑領袖，而且遍及各個階層，包括店員、工人、教師，他們節衣縮食捐獻，湧現了一些十分動人的事例。印尼坤甸市華僑馬細旦是一個殘疾人，以手代步，靠行乞度日。抗戰爆發後，基於民族感和愛國心，他在市中心區，“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在兩天的時間里，籌得荷幣40盾，如數捐助祖國抗戰。馬來亞山打根華僑鄭潮炯，以小販為業，曾七次沿門義賣瓜子籌款。1940年初，得知自己的父親在家鄉被日機炸死，他悲憤交加，把親生的小兒子賣了80元作為捐款交出。他接著放棄小販生涯，奔走各地，共募集了2800多元抗日捐款。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劉長英的兒子在空戰中為國獻身。祖國政府向他頒發撫恤金一萬元。劉長英將它全部捐贈祖國，作抗戰軍費。 

南洋華僑不僅捐款，也積極捐贈抗戰所需衣物。南僑總會捐獻各種汽車200輛，菲律賓華僑在世界各地獻機救國運動中，集資捐贈飛機15架，命名為“菲律賓華僑飛機隊”。

陳嘉庚領導下的南僑總會在支援祖國抗戰中的功績，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二節回國參戰

南洋華僑不僅從財物上支持祖國抗戰，而且還有許多熱血華僑青年，拋棄了海外較為優裕的生活條件，回到戰火中的祖國，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

1938年，“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組成回國。義勇隊的成員是通過公開征集，審查合格後才吸收進來的，人數共六七十人，負責人是年僅24歲的沈爾七。經過短期培訓，義勇隊首批共28人於1938年1月由馬尼拉啟程回國。這支小小的隊伍，沖破種種阻撓，歷盡艱辛，在福建西部參加了新四軍二支隊，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服務團在團長沈爾七領導下，配合新四軍，開展抗日的宣傳工作。沈爾七曾兩次奉派回到菲律賓，繼續組織僑胞的人力物力支援祖國抗戰。1941年，沈爾七第三次回國後，不幸在廣東東江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中犧牲，年僅28歲。（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8, 2022 at 12:25pm

印度尼西亞華僑為抗戰前線派出了醫療隊。組織人是著名醫生柯全壽。醫療隊的醫生、護士和司機都是自願報名，並經嚴格挑選和訓練後才登程的。醫療隊在前線艱苦的條件下救死扶傷，為抗戰作出了貢獻。還有許多印尼華僑青年沖破重重困難，參加抗日隊伍，英勇戰鬥，甚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女英雄李林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李林(公元1916—1940年)是印尼華僑，14歲時回國，先後在廈門、杭州、上海念書，開始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1936年到北平民國大學學習。1937年被派到山西、綏遠一帶進行武裝鬥爭。擔任過平魯抗日遊擊隊第八支隊政治部主任、120師獨立第六支隊騎兵營教導員等職務。她經常手持雙槍，率領騎兵奇襲敵軍，戰果赫赫，有“雙槍女英雄”的美譽，日本侵略軍懸賞重金緝捕她。1940年4月26日，李林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年僅24歲。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南洋華僑回國參戰，突出的事例，還有滇緬公路上的3000多名“南僑機工”。

“南僑機工”的全稱是“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從南洋等地回國支援抗戰的華僑汽車司機和修理技工的統稱。抗戰爆發，東南半壁河山淪陷，沿海的口岸、對外交通要道被占領或封鎖了，國際軍援物資運入困難。1939年年初通車的滇緬公路，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唯一國際通道。設在昆明的西南運輸總處主任致電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希望他出面代為招募一批華僑機工回國，以解決滇緬公路上汽車機工缺乏的問題。

南僑總會立即在1939年2月7日發表通告，號召機工回國服務，並定出了條件。廣大南洋華僑熱烈響應號召，報名十分踴躍，出現了許多動人的事例。機械工程師王文松，在新加坡每月有相當於國幣700元的收入，而到滇緬公路當機工，月薪僅國幣30元，但他自甘犧牲，不僅自己去，還招了10多個同伴，帶了全副機修器械回國。李月美，女扮男裝與弟弟一起回國參戰。一次翻車受重傷，在醫院搶救時方發現她是女性，曾被報紙譽為“當代花木蘭”。類似的事例還有不少，它們生動地反映了南洋華僑青年的愛國情操和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執著追求。

 

在1939年短短的半年內，來自新馬、印尼、泰國等地的機工共3200餘人，分別從新加坡和檳榔嶼出發，踏上了回國參加戰鬥的路程。

滇緬公路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全長1200公里，是抗戰時期中國與東南亞聯系的紐帶。這條新修成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貢山和大王山兩座高山，渡過怒江、瀾滄江、漾濞〔yangbi樣必〕江三條大河，出沒深山老林，“煙瘴之地”，全程要行駛七八天，十分艱險。


南僑機工回國後，在昆明經過短期集訓，就奔赴滇緬公路沿線，投入緊張的軍事運輸。滇緬公路不僅路情複雜，氣候多變，懸崖陡坡，泥濘塌方，險情屢屢，而且瘧蚊猖獗，許多人死於惡性瘧疾。日軍為封鎖滇緬公路，還派飛機狂轟濫炸，機工的安全時刻處在嚴重的威脅之中。1940年，統治緬甸的英國政府在日本的誘逼下宣佈封閉滇緬公路三個多月(7月至10月)。

南僑機工組織了一次突擊“大搶運”，趕在封閉前將大批軍用物資運入中國境內。公路重開後，日軍飛機重點轟炸橋梁，企圖切斷交通線的咽喉。1941年1月23日，地理位置重要的功果橋在九架敵機的輪番濫炸下，有一半橋面墜入瀾滄江中，敵人以為公路中斷了。然而，南僑機工卻用144個汽油桶紮成大浮筏，冒險搶行，及時將物資運達彼岸。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緬甸淪陷，滇緬公路運輸被迫在次年5月中斷。


在三年多(1939—1942年)時間里，3000多名來自南洋的中華兒女，出生入死，日夜奮戰，保證了一條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動脈的暢通，光是軍火就搶運了45萬噸之多，有力地支持了抗戰。

機工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有1000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和雪蘭莪都樹立了殉難機工的紀念碑。在中國滇緬公路的起點——昆明樹立起一座“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碑文肯定了南僑機工的不朽功勛：“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也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7, 2022 at 10:35am

第三節“三年零八個月”

1941年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在不到半年時間里，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片土地淪為日本的占領區。“三年零八個月”(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對生活在南洋地區的1000萬華僑來說是苦難、悲慘的歲月。華僑遭到殘酷的屠殺、掠奪。以新加坡為例。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日本占領軍當局下令集中全島華僑，進行所謂“大檢證”(大檢舉)，前後進行了將近一個月，至少有七萬名華僑被檢舉，約有25000人慘遭殺害。“新加坡大檢證”是和“南京大屠殺”齊名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其他如在菲律賓、馬來亞，類似這類“檢證”的慘案也發生過。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無論如何也是洗刷不盡的。日本侵略者還在經濟上進行掠奪，如強迫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繳納5000萬元巨款作為“奉納金”。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僑也有被勒索大量“獻金”的事件，再加上經濟上實行壟斷政策，華僑經濟幾乎崩潰，生活處於絕境。

“三年零八個月”既是苦難的歲月，又是南洋華僑參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光輝歲月。

 

戰鬥的第一幕是壯烈的新加坡保衛戰。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新加坡登陸，英軍節節敗退，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總督的要求下，當年年底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參加者包括華僑各界人士。“總會”下設若干個部，其中民眾武裝部組建了一支近3000人的華僑義勇軍，領導人是林江石。稍經訓練的義勇軍隊員，手持英國殖民當局發下的舊槍，就開赴保衛新加坡的前線。他們英勇作戰，在海岸阻擊登陸的日軍，給來犯之敵很大的打擊。直至1942年2月13日，英國當局決定放棄新加坡，華僑義勇軍才宣佈解散。新加坡保衛戰的時間雖然短暫，但華僑義勇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戰鬥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在日軍占領東南亞時期，各地華僑還建立了抗日組織，如菲律賓的“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印尼棉蘭的“華僑抗日協會”，蘇門答臘的“蘇島反法西斯同盟”，爪哇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西加里曼丹的“西婆羅洲反日同盟會”，越南的“越南華僑救亡會”，緬甸的“緬甸華僑戰時工作隊”等，這些組織冒著極大的危險，開展地下抗日活動，出版秘密報刊，支持僑居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功勛。

建立抗日武裝，堅持對占領軍開展遊擊戰爭，也是華僑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兩支武裝力量是較為突出的，一支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另一支是“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簡稱“華支”)。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骨幹力量和基本成員都是華僑，開始時只有160餘人，在三年半的戰鬥中，隊伍越來越壯大，後來發展成為一支有八個獨立隊的7000人的隊伍。這支隊伍在馬來亞運用靈活的遊擊戰術，誘敵深入，曾和日軍作戰340多次，粉碎了敵人10多次的大規模圍剿，擊斃、擊傷敵軍5000多人，也有1000多名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菲律賓華僑抗日遊擊支隊，也叫48支隊，1942年5月成立。這是一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隊伍。它在戰鬥中不斷壯大起來，從開始時的50餘人發展到700多人，共分為六個大隊，經歷了260多次戰鬥，殲敵2000多人，戰績赫赫，揚威呂宋。菲律賓建了一座“菲律賓華僑抗日烈士紀念碑”，紀念戰士們的不朽功績。

此外，潛入馬來亞敵後活動的東南亞盟軍136部隊中也有不少華僑，他們曾和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合作。該部隊馬來亞區華人區長林謀盛，新加坡淪陷前夕曾擔任“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的勞工服務部主任。1943年11月潛回馬來亞，聯絡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共同行動，準備配合盟軍反攻，次年4月不幸被捕，在獄中威武不屈，犧牲時年僅35歲。

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贏得了勝利。南洋華僑飽經苦難，和各國人民一道迎來了大地重光。他們和當地人民一道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戰鬥，在戰爭浩劫的廢墟上重建家園，華僑和當地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戰爭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安危興衰應該和長期居住的南洋融為一體，應該為它的繁榮、穩定、發展傾注更多的心血，並在整個南洋的發展中去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December 31, 2021 at 2:41pm

第四節·九名中國外交官被害

太平洋戰爭爆發，南洋淪於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之下。在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占領時期，日本侵略者對華僑的殘害是十分慘無人道的。喪心病狂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置國際公法於不顧，竟然殺害了楊光泩〔sheng生〕(駐馬尼拉總領事)、卓還來(駐北婆羅洲山打根領事)等九名中國外交官。

楊光泩(公元1900—1942年)、卓還來(公元1912—1945年)，分別畢業於清華大學、聖約翰大學，而且還分別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的博士。楊光泩擔任過華盛頓大學、喬治城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主編過報刊，資歷頗深。1938年，楊光泩派駐馬尼拉總領事，卓還來在1940年任山打根領事。此時，祖國大地正烽火連天，人民在浴血抗戰，東南亞也戰雲密佈，日本的“南進”戰略正在執行。

楊光泩赴菲律賓前後，華僑已在當地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成立了“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抗敵會”)等抗日救國團體，類似團體一時多達百餘個。菲律賓華僑為祖國的抗戰，出錢出力捐飛機，組織“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回國參戰，僑領李清泉還是總部設在新加坡的全南洋華僑抗日最高領導機構南僑總會的兩位副主席之一。對於華僑的抗日救國運動，日本人恨之入骨，早在南侵前就派特務間諜收集了情報。1941年12月中下旬，日軍登陸呂宋島，從南北兩面夾擊馬尼拉。

日軍一占領馬尼拉，首先迫害愛國僑領，他們的生命財產必然受到威脅。在形勢危急的關頭，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館，采取了各種防患措施。他們曾一度考慮疏散華僑，但馬尼拉城內華僑太多，要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集體疏散任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出了“希望華僑特別是抗日活動分子設法自救”的決定，同時組織文教人員疏散，指揮銷毀各種救國活動的捐款票據、公債登記、人員名單、文件記錄，以免落入敵手。珍珠港事件前夕，中國政府在美國印制了一批貨幣。正在運回國內途中，戰爭爆發了，這批貨幣滯留在馬尼拉海關。如果這筆巨款落入日寇手中，必然給國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總領事館全館緊急動員奉命將它們銷毀。

當時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共8位，對於自身的安全，楊光泩總領事沒有作更多的考慮，因為根據國際公法有關交戰國不殺敵國外交人員的條款，日本人是不能對他們下毒手的。當日軍登陸，美國駐菲律賓司令官麥克阿瑟撤退時，還為楊光泩等預留了機位，他婉言謝絕了。全體館員會上他宣佈“身為外交官員，應負保僑重責，未奉命令之前，絕不擅離職守”。

1942年1月初，楊光泩等八名中國總領事館官員被日軍拘留，同時被拘的還有40余名愛國僑領。日本占領當局脅迫他們接受三個條件：

(一)通電重慶政府對日“媾和”，並宣佈擁護南京汪精衛漢奸政權；

(二)在三個月內，為日占領當局募集相當於旅菲華僑1937—1941年給重慶政府捐款(1200萬比索)的雙倍錢款；

(三)組織華僑協會，與日本占領當局合作。

並說如果這些條件能被接受，被拘人員即可獲釋，被凍結的財產也可以發還。限兩日內答復。

但被扣的中國人大義凜然，嚴辭拒絕了敵人的要求。威逼失敗，日寇就將中國外交官和華僑投入監獄。楊光泩等八名外交官在聖地亞哥炮臺潮濕的地牢里受盡嚴刑折磨。4月17日，日占領當局不顧國際公法，以所謂進行“抗日活動”、軍事上協助重慶政府、抵制日貨和“擾亂”治安等“罪名”，將他們秘密處死。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八名中國外交官英勇不屈，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

在拘禁楊光泩等中國駐菲律賓外交人員的同時，卓還來也在山打根落入日寇魔爪。1942年1月19日，日軍占領英屬北婆羅洲山打根，中國領事館未及撤出，外交人員陷入敵人包圍中。日軍沖入領事館時，中國國旗仍高懸著，卓還來在辦公桌前鎮定自若。敵人迫令他交出文件，他將灰燼示之。日軍大怒，立即逮捕卓還來和其他官員、家屬。日占領當局威迫卓還來，如果投降加入南京汪精衛政府，既共享“大東亞共榮”，他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子女也可獲自由。對於敵人的威逼利誘，卓還來“淡然一笑”，斷然拒絕合作。

在以後的三年多時間里，卓還來被囚禁於集中營，做伐木、築路等苦役，並在北婆羅洲各地被轉移，生活條件極為惡劣。身心備受摧殘的卓還來始終不向敵人屈服，他從日軍辦的報紙的字里行間，捕捉到了敵人行將失敗的信息，對抗日必然勝利，信心十足。

各地華僑盡其所能，從物質上給予他很多幫助，送飯送菜送醫藥，他們還計劃幫助他逃離魔窟。特別是到了1945年年初，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敗局已定。盟軍飛機頻頻空襲。為躲避空襲，日軍對卓還來的管制有所放松，他的行動有些自由，華僑就為他擬定了逃走的計劃。卓還來婉辭了，他充滿深情地對好心的華僑朋友說：有大家幫助，逃走是很容易的，但日軍抓不到他，必然要加害整個地區的華僑。幾年的艱苦都過來了，現在和平即將來臨，他不能拋棄大家而逃走。他勉勵華僑“不要灰心，不要忘記祖國。祖國是不會忘記我們的。要耐心地等待勝利的到來，中國必將成為世界強國”！7月6日淩晨，卓還來和另外四個西方難友被日軍殘酷地殺害。此時，離日軍投降只有個把月的時間了。

歷史總是公正的。

1945年8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1946年初，殺害楊光泩、卓還來等九名中國外交官的劊子手們被處決。1947年，楊光泩、卓還來等九名烈士的遺骸歸葬祖國。在菲律賓、北婆羅洲、新加坡舉行了悲壯的公祭和送行儀式。是年7月8日，中國政府在南京隆重祭奠九英烈。9月3日，烈士遺骸安葬於南京菊花臺忠烈公園。在他們犧牲的馬尼拉、北婆羅洲也建有紀念碑，銘誌其績。(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December 8, 2021 at 3:09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續上) 第二十一章《歷史的新頁》

中國人移居南洋，經歷了近千年的歷史。作為來自文明古國的和平移民，他們給南洋帶去了先進的技藝、勤儉的美德，他們用辛勤的勞動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作為居住在外國的中國公民，他們對祖國懷有耿耿赤子情，與祖國榮辱與共，有著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在長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南洋華僑雖然也有過種種變遷，有不少人已經完全融合於所在國的社會，但就整體來說，他們仍然是僑民，仍然是生活在一個華僑社會中。在南洋，華僑學校遍佈，華僑社團林立，中文招牌、中文書刊處處可見，中國普通話、方言處處可聞，華僑中完整保留著中國傳統的節慶習俗。華僑以中國為祖國，關心祖國的動態和安危。他們把居住國稱為“他鄉”，在這里僅僅是“作客”旅居，最終依然是落葉歸根，返回“唐山”(中國)。

然而，這一切已成了歷史的陳跡。

變化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的。隨著戰後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一批新興國家崛起了。東南亞的歷史新頁已經掀開。南洋華僑社會也發生了本質的、深刻的、多方面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最重要的是國籍的變化。

從20世紀初以後，南洋華僑就一直為雙重國籍問題所困擾。在一些華僑的居住國，統治那里的殖民主義者，是依據出生地原則確定國籍，把出生於當地的華僑當成本國的屬民。而1909年清朝政府頒佈的國籍法實行的是血統主義原則，它明確規定凡是中華種族的人，不論是否出生於中國，都屬中國國籍。這樣，許多華僑就擁有了雙重國籍。這意味著某個人同時是兩國的公民，享有兩國法律規定的權利，並同時對兩國承擔義務。這是一個十分不正常的歷史現象。在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後，這個問題不解決，會釀成爭端，使華僑處於兩難的境地，也不利於中國和有關國家友好關係的發展。中國政府明確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原則，並在1955年根據這一原則和印度尼西亞政府簽訂協定，在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平等協商解決了雙重國籍問題。以後，中國政府又多次重申了這個原則，願意看到自己住在國外的公民按自願原則加入居住國的國籍、完全效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一旦這樣，自然就意味著他們不再具有中國公民的資格。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從長期的經歷中也深刻體會到，離開了各居住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就失去了依托，當然也就談不上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另一方面，東南亞各國政府在如何對待華僑的問題上，經過曲折反復，最終也逐漸認識到，生活在自己國家里的中國移民，是一個積極的社會群體，他們的經濟實力是完全可以納入本國經濟的發展軌道，成為本國民族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對華僑的加入所在國國籍，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這樣，許多華僑紛紛依據各所在國的法律，放棄了中國國籍，成了所在國的公民。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變化，今天生活在東南亞各國的中國移民，保留中國國籍的已經很少，約有95%以上的人都加入了所在國的國籍，成為華人(族)。華僑的“落葉歸根”觀念已演變為華人的“落地生根”觀念；昔日被認為是“他鄉”的居住國成了故鄉，而“唐山”故鄉卻成了他鄉。“海水到處，便有華僑”成了歷史陳跡，它讓位於“海水到處，就有華人”的新格局，一個嶄新的華人社會正在興起。

與國籍變化相聯系的是華僑經濟演變為華人經濟，成了當地民族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湧現了一批經濟實力要比陳嘉庚、胡文虎、黃仲涵、黃奕住等華僑資本家強大得多的華人企業家，他們在東南亞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一代華人的知識結構和素質也大大不同於他們的祖輩，他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出現了一批高級的文教科技人才。由於成為當地公民，他們的政治法律地位也發生了變化。華人正沖破種種阻力、歧視，爭取本身的合法權利，積極參政，享受公民權利，承擔公民義務。

這是一個符合歷史潮流的變化。

華人不同於華僑，二者任何時候都不能混同。但是，華人和中國人民之間固有的種族、親情、文化聯系依然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仍會在這些異國的炎黃子孫身上得到弘揚。他們的歷史源頭在中國，但植根於南洋沃土新地。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的，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文明創始時就開始。這段歷史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繼承了這個系統和文化。”①這些文化價值觀幫助新加坡獲得成功，因此要珍視它。李光耀的話反映了東南亞華人面臨的現實，即在譜寫歷史新篇時，不忘歷史的源頭，不拋棄傳統中的精華。“華僑時代”雖已過去，但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今日終究是昨日符合邏輯的發展結果。足跡遍及東南亞各地的華人一定會像他們的華僑先輩一樣，在創造中奮進，為各自國家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延續閱讀《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註釋：華社新加坡1991年2月18日電。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August 27, 2021 at 11:25pm

濱雪海域：每個人都有一份體驗

關於濱雪海域鄉鎮的體驗叙事，一位文友透露，1970年代中，她在適耕莊教書兩年，小雨後的傍晚時分，常在遼闊的稻田上空看到180度半圓的雙彩虹。原來我們不覺得出奇的景觀在他人眼中卻是難得的景緻，真個身在美景不知惜眼福。(近年來該地迅速發展，應該不易見到了。)

真的很希望下一回在濱雪能看見她所說的雙彩虹。雙彩虹對我有特別的意義，我從柔佛老家捧著母親骨灰甕到士毛月靜安林安放時，那個傍晚雨後遠遠的天際就有雙彩虹......

1990年代杪到適耕莊，夜裏看見稻田遠處濒海處一輪大圓月幾乎接觸到海水。一般銀幕的月亮佈景都沒它大和亮。

說濱海體驗，带上一筆。沙巴邦國最北鄉古達，也是馬來西亞最北鄉，有位海南籍貫的酒店業者 孫家謙甲必丹，今年收到海南島鄉親來訊：紀念春節家中團圓飯，要添菜，添一道 南洋美食，需要孫家謙給他找佐料，同時用視頻微信他們怎樣炸這道美食，再問清楚，原來是炸香蕉。這群鄉親之前到過古達省親，吃了沙巴的炸香蕉後念念不忘。可是，一直也很困擾：海南島也有香蕉啊，用面粉油炸後，怎麼就是軟趴趴，一點也不像沙巴的香脆好吃。後來搞懂了，是佐料不一樣、用油不一樣的關系。炸香蕉在馬來西亞其實擁有”美食文化遺產“的地位，只是我們都覺得太尋常了。有時候走下一條街，有三間店就有三檔炸小吃。太普通了。可是，對遊客來說，真難忘啊。

這些地方創生纪事，一路都讓人想像，絲路文青怎樣走在一起，来到有一定人氣的創業根據地，有一定流量的互聯網平臺，接軌微信、臉書等有效社群媒體，後面是“一帶一路”的熱血會賢達與企業，還有富有經驗的各年齡層社會企業推手，都到場了，準備好了文青所需要的資源，在眼下最受寵愛的一帶一路夥伴的，文萊與菲律賓鄰居供貨區：沙巴—砂拉越國邦就等待大家的參與。

趁冠毒讓很多計劃都煞车而需要重新思考，這些年的概念路徑碎片，可以收拾組織一下，以便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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