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1958, p. 63）將政治行動定義為一種政治活動的理念，這一理念大體與自羅馬時代以來不斷演變直至現代的立法有關，並且通常與康德的政治哲學相關。她指出，馬基雅維利將政治行動的標準聯繫到奢華、古典時代的熱忱，以及將榮耀視為超越神性的最高價值（1958, p. 77）。

政治行動的基礎來自於鄂蘭揭示的 vita activa 概念。在 vita activa 的層級安排中，製作如今取代了政治先前的位置（Arendt, 1958, p. 301）。Buckler（2011, p. 99）解釋，鄂蘭政治行動的特殊性在於 vita activa 概念在現代經驗脈絡中的肯定性區分。這區分體現在工人的活動與藝術家的創作之間，並成為鄂蘭觀察的模型，讓她認識到工作空間已不再只是建構之中，而僅僅停留於理想主義的思考。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Arendt（1962, p. 138）指出，力量是政治行動與政治思想的本質，而這種本質卻常與其應當服務的政治共同體相分離。在另一部著作《過去與未來之間》中，Arendt（1961, p. 111）則強調，政治行動體現在政治家能夠理解自身之職能，並將之置於人際關係之脈絡之中，就如同木匠製作家具、醫生治癒病患一般。

Buckler（2011, p. 94）進一步說明，若一種行為必須忽略所有利益的考量，而僅僅優先考慮行動的邏輯與脈絡的一致性，且不去減損可比較的因素，則此種情況並不構成政治行動。Kristeva（2001, p. 13）則從另一角度出發，將人類生活視為一種政治行動，其本質在於揭示敘事性的語言（包括「故事」與「歷史」）。

批判性論述心理學：在社會心理學與社會科學中的連結

在批判性論述心理學（Critical Discursive Psychology, CDP）尚未出現之前，Wiggins 與 Potter（2017, p. 94）指出，當時興起的主要取向是「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 DP），這一分析路徑最初由 Potter 與 Wetherell（1987）於《論述與社會心理學》一書中加以闡述。

Wiggins 與 Potter（2017, p. 95）進一步揭示，論述研究中涉及多個跨社會領域的研究取向，而 CDP 便是在 Edley（2001）與 Wetherell（1998, 2015）等人的研究中逐步發展而來。CDP 提供了一種更為複雜且具歷史視野的分析方式，能夠組織並延展研究中所生成的觀念，並保持彈性。CDP （Critical Discourse Psychology）的分析核心在於探究日常互動如何在社會、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中被建構與定位（Wiggins, 2017, p. 45）。

根據 Edley（2001, p. 189）的說法，CDP 的核心概念包含三項要素：詮釋性資源（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意識形態困境（ideological dilemma）、以及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首先，詮釋性資源源自 Gilbert 與 Mulay（1984）於《潘朵拉的盒子》一書中首次提出的概念，該著作關注於科學知識社會學，特別是科學如何履行其任務的問題（Edley, 2001, p. 198）。

其次，Edley（2001, p. 202）引用 Billig 等人（1988）之著作所提出的「意識形態困境」概念，用於資料組織與分析。這一概念承襲了有關意識形態之漫長而複雜的辯論（Eagleton, 1991；McLellan, 1986）。

第三，Edley（2001, p. 209）提出的「主體位置」分析，既與歷史相關聯，同時亦更著重於文化層面的探討，而不僅僅侷限於心理學範疇。

（Ref: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January 2021；DOI:10.2991/assehr.k.21053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