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結果乃是「三百篇」的誕生。一部最膾炙人口的《國風》與《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詩歌合作中最美滿的成績。一種如《氓》、《谷風》等，以一個故事為藍本，敘述也多少保存著故事的時間連續性，可說是史傳的手法，一種如《斯幹》、《小戎》、《大田》、《無羊》等，平面式的紀物，與《顧命》、《考工記》、《內則》等性質相近，這些都是「詩」從它老家（史）帶來的貢獻。

然而很明顯的上述各詩並非史傳或史志，因為其中的「事」是經過「情」的泡制然後再寫下來的。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貢獻。由《擊鼓》、《綠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顯而隱，「情」的韻味由短而長，那正象征著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遞增。再進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脹，而「事」則暗淡到不合再稱為「事」，只可稱為「境」，那便到達「十九首」以後的階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樣，在相反的方向，《孔雀東南飛》也與「三百篇」不同，因為這里只忙著講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詩的第二階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處。總之，歌詩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發展是詩第三階段的進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質。

詩與歌合流之後，詩的內容又變了一次，於是詩訓志的第三種解釋便可以應用了。上文說志的本義是「停止在心上」，也可說是「蘊藏在心里」，記憶一義便是由這里生出的。但是情思、感想、懷念、欲慕等等心理狀態，何嘗不是「停在心上」或「藏在心里」？這些在名詞上五花八門，實際並無確定界限的心理狀態，現在看來，似乎應該統名之為陸機《文賦》所謂「詩緣情而綺靡」之情，古人則名之為意。《書·堯典》「詩言志」、《史記·五帝本紀》志作意，《漢書·司馬遷傳》引董仲舒曰「詩以達意」。鄭康成注《堯典》「詩言志，歌永言」，亦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詩訓志，志又訓意，故《廣雅·釋言》曰「詩，意也」。「詩言志」的定義，無論以志為意或為情，這觀念只有歌與詩合流才能產生。

但是這樣一個觀點究竟失之偏宕，至少是欠完備。因為這里所謂詩當然指「三百篇」，而「三百篇」時代的詩，依上文的分析，是志（情）事並重的，所以定義必須是「於記事中言志」或「記事以言志」方才算得完整。看《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及《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都把事完全排出詩外，可知他們所謂志確是與「事」脫節了的志。詩後來專在「十九首」式的「羌無故實」空空洞洞的抒情詩道上發展，而敘事詩幾乎完全絕跡了，這定義恐怕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

在上文我們大體上是憑著一兩字的訓詁，試測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詩歌發展的大勢，我們知道「三百篇」有兩個源頭，一是歌，一是詩，而當時所謂詩在本質上乃是史。最後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知道詩當初即是史，那惱人的問題「我們原來是否也有史詩」也許就有解決的希望。這是很好的消息，我們下次就該討論這問題了。

193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