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談《戀地情結》:地理學家與「不客觀」的地理世界(6)

附錄

唐曉峰陌生的城市與「戀地情結」

(見《環球人文地理》2016年第23期)

 
緣由:人文地理在中國的優勢。前面說過,西方人生活的主要是靠自己的「腳」走出去,與別人進行物物交換的生存方式,是因為西方的地理條件、氣候條件等決定他們在一地不能自給自足。而中國人生活條件優勢多:陸地面積大且比較肥沃,氣候條件也好,自給自足成為常態,故主要的生活依靠自然是「手」了,由此產生對於大自然的情感就完全相異的。

我們生活是「靠天吃飯」故人與自然一定限制在「天人合一」之範圍,而西方只有腳走得足夠遠、足夠勤快,就能保證他們的生活保證。一個是離開土地有求生的希望,故對於人與人之間一定是平等的,因為物物交換也是平等基礎上的。故他們對於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十分迫切,於是在改進生產機械、提高機械效率上很下功夫,由此生活中的審美一定是在求真與美之間選擇,而中國人地位位置優勢大,不需要在外地生活,農業生產與天地關係大,故生活中的審美對象一定是求善與美,而善就是人文主義的概念範圍。

就是延續的:動不動就說天打雷劈、天王老子、皇帝叫天子等等。這樣讓東西方的科學方向與內容都有極大的差異:我們的科學一定要與人心人的靈魂相關,而西方的科學比較純粹單一的科學範圍內。具體體現在「博物學」上區別很是明顯。這樣就明顯地體現出為什麽說中國具有先天的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優勢了。

其一:簡單述說中國博物學的情況:中國的科學,其實更加說按西方的科學標準分類,可以說是「博物學」(注意技術與科學的區別:技術是某一領域的單一的,沒有形成系統的,而科學有一整套學問的系統性。)

這樣一說,博物學在中國尤其發達,而且有自己的鮮明特色,但與西方的博物學比較,差異也是很明顯的:

一是文科類書較多:史記、資治通鑒甚至四書五經嚴格意義都是文科書,再具體就是政治道德思想品德等書,內容與科學關係不大,科學甚至在其中比例小不說,還甚至是點綴品的角色。二是農業書偏多,就是其他的內容,也低收入局限於「雕蟲小技」之類。

三是記述的事內容雜多,但不精專沈括的〈夢溪筆談〉是當時中國最高的科技水平的書,但面鋪得太大,且內容較淺顯,與西方的什麽單一的專著?〈幾何原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等差異很大。人家就是最符合科學發展的「單一,精細、系統),而我們一直看的書都是技術類書,且沒有體系。

〈齊民要術〉〈農政要書〉,就是我們認為比較專一的〈本草綱目〉其實也是一個植物、動物、礦物等自然物質的大雜燴。也許也是有得有失,中國博物學雖然沒有特別給予我們的科學給力,但給予我們中國人更多與意外的是人文主義的博物學內容更偏重、影響更大一些。

就是通俗講:人文給後人有餘,但科學給後人不足。也許正是這樣的知識結構或者叫傳統文化的不同,讓段義孚先生做到有所選擇、有所取捨,最後成為世界級水平的人文地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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