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就《戀地情結》，包括段義孚一系列人本主義著作，如果從「有用」的角度來講，它其實是有用的，因為段先生在建築學界、景觀規劃學界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在地理學界。

拋開實用性不講，地理學應該說也有很強的思辨性、思想性在裏面，我們今天談的話題是「地方的意義與戀地情結」，剛才講地理學是研究人地關係的，我覺得人地關係中就可以產生很多思想，但是目前地理學在思想性這點是不是顯得稍微薄弱了一點？一個學科要在學科體系中有地位，光講實用還不行，它一定要有思想，對人類的思想有貢獻。我個人覺得地理學對它的思想性挖掘得還是不太夠，您怎麽看待這點？

唐曉峰：確實有這個問題。人本主義有一條，就是要請思考者、地理學者進入現場，在地理講述的現場（文本），不能忘掉他們。

我們讀地理書的時候常常會忘掉了作者——某位地理學家，好像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客觀世界。實際上所有的地理知識都是人搜集起來、講述出來的，若要全面地理解地理學，這個講述主體不能缺席。地理學家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問題就在這裏，每一個地理學者有他自己獨特的思想方法，他在面對地理知識時怎麽去總結，他認為地理知識裏面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最有價值的，在地理學家之間存在差別。地理世界是多元的、豐富的，我們該怎麽入手？每個地理學家又有不同的想法，他們的不同想法是怎麽出現的，我們要不要關注這些差別？如果關注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這種情況的根子就在地理學家的思想基礎。

研究地理學思想，實際上就是把地理學家拉到現場來，看看這個地理學家為什麽這麽說、為什麽不那麽說。某位地理學家，你把他請過來，他可能講金木水火土這一套；再請過來一位，他可能搞計量分析，用力學分析整個結構；再請過來一個，他會問「你是誰？你為什麽關心這個地方？你去過這個地方嗎？你印象最深的是哪裏？」這又是一類地理學家，他不自己講，卻先來問你。

這樣不同的提取問題、回答問題、論述問題的方式在地理學中太重要了！他們的差異，我們不能不管，如果不管的話，得到的又是一大堆糊塗賬，那怎麽管？就要理清各個流派的思想。思想流派的產生有時代背景、哲學基礎、以及目標選擇，各具特色。我與李總多年前合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談理論多元與理論使用的針對性。對於理論要明白每種理論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有力的方面在哪裏，漏洞在什麽地方，它們各自針對什麽事情而生。然後才可以恰當地選用。比如上面說過的三類地理學家，我們針對三件事情：一，理解皇陵的佈局；二，設定交通站的位置；三，做旅遊規劃，可以分別請上述專家。

我們可以把地理思想的背景放大，放大到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會發現地理學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主流思想，在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特色的思想，這些思想或意識形態都在影響其地理學的發展。《羅德島的痕跡》這部書就是考察不同時代的人們是如何回答「人與大自然是什麽關係」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有過不同的思想答案。

有過一個時代，人們把大自然看的非常簡單，把人看成地球的絕對主人，所以對大自然進行了過度開發，《羅德島的痕跡》作者說這段歷史應該讓它結束。我們今天講生態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等等，都是在扭轉過去的思路。思想轉變過來了，新的時代就有開始了。重要思想確實具有開創一個時代的意義和作用。「地理大發現」改變了人類對地球的認識，歷史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好事、壞事都與它有關。我國地理學的現代化，也經歷了思想上的巨變。地理學的思想史應該在地理學研究中受到特別的關注。

人本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思想，它的出現就是一個思想史的現象，人本主義會在我們的思想深處產生巨大影響，開發我們的心智。之所以叫它「人本主義」，它的功夫是下在人本身、本性上，它的作用是提高人的自覺性。人的自覺性是什麽意思？說白了就是別當一個不知道自己是什麽的糊塗人。一個對自我毫無認知的人其實就是一種傻瓜。喚醒我們某一種意識、智慧，對於我們的價值要比衣食住行更大。人本主義地理學最大的作用是開發心智與情感，讓我們在大地面前做一個聰明人，結束傻瓜狀態。今天，我們看到母親對孩子千方百計的引導督促，就是要讓「傻孩子」變成聰明人。其實成年人也是如此，成年人也有機會從某一種傻瓜變成聰明人，人本主義就可以幹這個，這個用處還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