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師有時知道並能說出他們帶來了什麽樣的變化，他們以什麽方式使這種互動（以及這一互動中變化了的個體）變得更加積極、更有活力、更加自由、更具生命價值。在其他時候，這種「使之更加積極」的東西不是特定的，治療師也不明白那是什麽。盡管如此，它還是發生了。這是兩個相互聯接的、開放的、真誠的和努力著的人的性質的功能。感到無助、絕望、孤獨、不被愛、迷失在怪異感中——我們稱這些為消極的；但是治療師不需要為了改變病人的這

些消極方面而進行「價值評判」。發現自己具體地被看到了、被感覺到了、被連接起來了，這些體驗的性質以及他的感受和行動都得到了回應，就足夠使得個體發現自己不再無助、不再絕望、不再孤立、不再不被愛、不再迷失在怪異感中。具體的生命形態已經是不同的了。用來感知和說出發生了什麽變化的話語，這些可以在以後再說。例如，艾倫在他所撰寫的章節中寫道：「我回應了她渴望生活的一面，幫助她認識到自己對成長的恐懼，但與此同時，她也有與

生活相連接的渴望，渴望成為一個獨特的、獨立的人……有一次她說……當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知道我想活下去。」

這正是關係的作用！人的積極存在總是被具體地拓展並被實現。但這並不是那種強調積極方面的「價值選擇」。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去歡迎積極的感覺而貶低消極的感覺。在上面的例子中，對「她自己對成長的恐懼」進行回應，是同等重要的。人的積極存在之所以能夠被實現，原因在於具體的聯接，在於對每一種感覺的回應和歡迎，在於這種回應所產生的一種持續的人的過程。準確地說，「她的想要活下去的這一面」之所以被實現、變得活生生起來，是因為

無論她面對的什麽，她都得到了回應。一個獲得了回應的人已經是一個更加積極的活著的人，而不再是那個由一堆麻木的、生命受阻的、幾乎沒有什麽進行性的、孤獨的事實所組成的人。

同樣地，劉易斯試圖幫助那個男孩，「……看到了他的憤怒中隱含的自我創造的努力。」她說：「你知道，憤怒有好也有壞。對邪惡的東西生氣，那是對的，不是嗎？」這個男孩因為害怕暈倒，而後又不得不返回醫院，他因此拒絕去上學；請注意劉易斯對男孩這一做法的積極視角。「他無法忍受去想象……被孤孤零零地丟在床上……」（這個男孩只肯和他的母親睡在母親的床上。）

這位治療師稱之為「羅伊對孤獨的恐懼……他對被迫從生活中被移除的恐懼……」這位治療師只看到了所謂好的一面嗎？難道她沒有意識到這一切當中所包含的病態和負面的特征嗎？恐怕並非如此。她將之稱為「他幼稚的母親固戀」，但在她看來這「拖了羅伊的後腿，使他無法完全恢復他的才能和力量。」

琢磨一下「拖了羅伊的後腿」這個說法吧。這是一個描述某種消極事物的短語，然而它卻湧動著積極的東西，這些東西正等待被釋放、被允許、被實現、被持續。
這些具體的存在式的相遇，使得那些積極面向變得持續發生而真實；至於治療師的治療計劃是否是有意識的、清晰的，或者他是否有這樣的治療計劃，這些基本上是無關緊要的——除了需要精確地通過回應與病人相聯接。這一點以隱含的方式囊括著所有可能的積極治療計劃。例如：「……我回應他的方式告訴他，一個了解生活現實的堅強的成年人是他誠實的盟友……」（科格爾（Kogl））；再例如「我把自己交給你，同時不怕會失去我自己」（巴魯克）；

或者「治療師永遠不會失去和作為一個人的自己的聯接……（並且帶給）孩子一個真實的自我的全部資源……」（穆斯塔卡斯）。因此，體驗式關係和存在式相遇，不僅是專業關係，而且是全面的、相互的個人關係；它不僅僅是語言的，它是一種具體的交互作用和關聯；置身於這種持續進行著的互動當中，個體就已經是不同的了，變得更加充分地、積極地活著。

這些主題貫穿了本書中的每一個章節。並且，作為具體聯接（的治療關係）的必然結果，另一個普遍的主題是關於個體的體驗過程。具體式的關係會將人類視為體驗性的、感受性的人。因此，個體是作為一個新的、不同的體驗和感受的過程，持續進行著的。並非這個或那個內容在決定個體的健康與否，而是過程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個體在治療中會呈現怎樣的內容，這取決於他正處於怎樣的感覺過程——而關係則決定了這一感覺過程。巴魯克在她的章節中談到了兒童的那種「荒謬的龐大想象」。「孩子必須悲慘地把那些可怕的東西藏在他的身體裏。」然而，這些都是正常的！作為父母和治療師，巴魯克懇請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更多的傾聽、更多的理解，並以安靜的方式，來面對我們孩子們的感受。」她告訴我們，由此「正常的童年問題就依然是正常的」。這些童年的「怪物」，本身不會制造什麽麻煩。相反，決定疾病或健康的是孩子被回應的方式，以及他作為一個持續進行著的存在是否是被允許的。

同樣地，科爾姆的來訪者鮑比以及他的「怪獸」夢也是如此。當小加文去刺激他的時候，鮑比立刻變成了一個怪獸。而當鮑比在一種不同的互動當中去體驗自己的時候，當他不再是不被歡迎的、不再是被挑釁的時候，「怪獸夢就消失了」。

作者尤金·T·簡德林單位 [芝加哥大學] / 本文漢譯者：曹思聰 / Gendlin, E.T. (1966).Existentialism and experiential psychotherapy. In C. Moustakas (Ed.), Existential child therapy, pp. 206-246. New York: 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