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人認為這是詩歌最好的年代，有人認為這是最差的年代，你的看法是什麽，根據是什麽？

徐鉞：在物理時間上，每個人都只能生活在他自己的時代，所以我無法說，這就是“最好的時代”；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至少可以說，對於詩歌，我所處的時代絕不是一個差的時代。
     
會將自己所處的時代稱為“最差的時代”的詩人，大概並不完全是從同代詩歌寫作的切實狀況著眼的，他們會嵌入這樣一種判斷：毫無疑問，這個時代缺失了什麽 （而不是這個時代有什麽）。可是，一個詩人，一個當代詩人，為什麽會索求其他時代的東西，甚至是臆想的東西？文化上過度的自信與不自信都會導致這種想法， 同樣，對自我的過度自滿與不滿也是如此。庸才從來都覺得自己生錯了時代。
     
當代詩歌生態上的缺陷並不僅僅屬於當代，即便某些方面的氣氛比十年前——或八十年前——更糟，它也只是教會我們做同樣的事情：做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個，別想太多。
     
生活是與時代行駛在同一車道上的，它們會在同一個路口停下來，等待信號燈的眼色；但詩歌寫作不同，它可以更快一點，或更慢一點，因為它並不在那條被規訓的車道上。

(Feature Photo: Mid-Levels Street Art by Postcards from the World on 500px.com/pcfromtheworld)


2．你的詩歌養分主要是從哪裏來的，請講一下比較關鍵的來源，以及你用了多少，用的怎樣。

徐鉞：我想先簡單地回答，列舉我近年反復閱讀最多的幾位詩人：海子、克蘭、曼德爾施塔姆、策蘭、特朗斯特羅姆……以及同代的數位漢語詩人（請原諒我不列舉他們的名字）。
     
然而對一個詩人而言，詩歌養分的構成並不完全就是最核心的閱讀成分。上述提到的詩人主要是為我提供了詩歌靈感，更具體地說，是提供了想象力的魅惑面孔；而 作為養分的東西則要更多，更復雜。這讓我想起很多年前外祖父家中的水仙，它把根紮在鵝卵石裏，是為了立住自己，活下來，但它開花是因為滲在石頭中的水。
     
在事實的寫作中我較多使用了西方的文化資源，包括希臘的和當代的（用得怎樣似乎不該我自問自答），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在意中國詩歌的精神譜系。在工作上我研究中國文學，但並不在寫作中過多使用它的資源。我不習慣把研究帶進創作裏。


3．在你的心目中，詩歌的高境界是什麽樣的，你什麽時候能進入這種境界。如果你的詩能變成一種生物，它是什麽樣子？

徐鉞：我不覺得詩歌有最高境界。如果我的詩能變成一種生物？很困難，有時我覺得像史蒂文斯的火貓(firecat)，但如果現在說的話，我會選珊瑚——它的肉體會變成骨骼。


4．你能想像一種跟你詩風截然相反的一種詩嗎，在你的視野裏，有人已經這麽寫嗎？

徐鉞：其實我並不覺得，詩歌寫作有兩條完全並排、但卻逆向的車道。
     
在我閱讀的時候，偶爾會覺得某個人和我寫的幾乎“截然相反”，但最誠實地說，這經常是一種直觀的貶義判斷。


5．葉芝通過一層層“面具”的脫落達到“真理”的自我，佩索阿則是通過一些“異名”遮蔽了自我，你在詩裏使用面具嗎，你的詩裏有你的“身外化身”嗎？

徐鉞：使用。而且這個“面具”的身份並不單一，有時他會把自己從臉上剝下來，讓我看到戴著他的並非我自己。最開始只有一個匿名且大寫的“他”，很難了解，後來我 使用了一些面具的變體，但我始終不知道詩中的“我”是否就是戴著面具的人。我在自己詩集序言裏寫過一段，現在借過來，偷一點懶：
     
我追趕一個不知名的存在，在語言的航道上轉動肉體粗糙的齒輪，而當我追趕上“他”——一個未曾露出面孔的形象，我就成為“他”自身，世界就成為“他”所在 的世界。這裏所說的並非某種隱喻，而是切實發生且一直在發生的。事實上，與形而上哲學或自我超越等概念毫無關系，我經常在面對一個匿名者發聲、並不斷向其 迫近的途中回頭，看看有沒有誰也在追我。沒有人。從來沒有。沒有另一個“我”。只有那個首字母大寫的“他”不斷挑逗般地成為我自己，然後出現在新的位置： 在我所面朝的方向。
     
這新的“他”是同一個嗎？


6. 你現在最關註的外國和中國詩人是誰（年代不限），在你沒見過的中國當代詩人裏，你最想和誰見面，一起吃飯並聊兩句，聊什麽？

徐鉞：我最近讀的是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的回憶錄，如果她算詩人的話。中國詩人中，我現在最關註的是幾位很年輕的詩人，蘇畫天、安吾、李海鵬……他們也是我的朋友，且總能給我新鮮的刺激，讀他們的詩有點像在青島啤酒廠喝到的原漿，有渣，沒裝瓶。

和誰見面都可以，別說客套話，喝酒就行。


7．有人認為，中國當代詩歌界早已沒有民間/知識分子的區分，或者從來就沒有過。有的就是權力與既得利益的不斷再分配，所謂的詩歌聲譽經常是詩歌政客們互相妥協的結果。你怎麽看當代詩歌的政治？

徐鉞：權利的分配當然存在。事實上我本人並不太關心這些分配和分配的結果，除非有朋友陷入其中，需要警醒。

我上大學之後開始接觸並了解中國當代詩歌的各種“領地”劃分，但還是喜歡在其中越界遊蕩，且不無開心地發現：沒有人通緝我。——或許我的骨骼不夠驚奇。

說到底，詩歌政治的存在並不是多麽奇怪的事，有時，我們甚至需要身邊這種紛爭和妥協，以便更加明智地愛惜自己。就我所知，很多時代都有詩歌政客，但並不影響真正的詩人出現。


8. 談一下你所處的地理位置，在那裏你比較關註的文化或亞文化形式是什麽，它們對塑造你的詩歌個性起到了什麽作用？

徐鉞：我住在北京，很多年了，今後數年大約我也會居住於此。在文化和詩歌生態上，這裏充滿了外來者，每個人都必須學會傾聽。北京的地溝油很便宜，也很常見，在三四十層的寫字樓旁邊都可以輕易找到。我喜歡這個奇特的城市。

我常和北京的一些青年詩人（從二十到四十多歲）聯系，喝酒，聊詩歌或其他話題；雖然這裏江湖氣略重，且腸胃的壓力也稍顯過重。不過好處是：這裏的氣氛幫我擺脫了十一年前生病所帶來的自我封閉，稍微（只是稍微）緩解了我詩歌寫作中繃得太緊的肌肉。


9. 人無癖則不可交，講一下你的癖好，它跟你的寫作有關系嗎？

徐鉞：我的癖好都不太好：喝酒、抽煙、不睡覺。寫論文及做翻譯的時候，我習慣於在白天工作，但寫詩一般是在日落後開始，同時/或者喝酒，抽煙，聽音樂且不睡覺。 寫作時我只喝Tequila和Gin，幾乎只抽大衛杜夫，最近三年來我常聽Stratovarius，力量金屬；這些癖好和我的詩歌質地像男女調情的味道 一般，或者說，是我的寫作和它們相互吸引。

插一句：很多人喜歡Stratovarius的慢歌，但那並不是它最動人的風格。你不能用木吉他演奏Stratosphere，就像你不能把烈酒兌進冰紅茶裏。


10．講一個關於詩歌或當代詩的問題，可以自問自答。

徐鉞：偉大詩人在哪些方面是依賴才華的？幾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