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全世界到處都聽到有人在提他的名字。

上個世紀大蕭條時期的小羅斯福總統；國家領導人羨慕他是一個民主集權的總統；學者重提他“救濟／重建／改革＂的三階段“新政＂口號；文化界則懷念他的“聯邦一號＂計劃。

“聯邦一號＂（Federal One）是小羅斯福“文化新政＂的名字，他在救經濟的同時，也不忘救文化。

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任政府像他一樣，以聯邦政府之力行一場全國文化救濟與重建運動；更別忘了，他是在大蕭條時期人民都勒緊褲腰帶的艱困時刻，仍然不忘文化，這種國家領導人舉世難尋。

“聯邦一號＂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讓失業的文化界人士有工作可做，而不是拿錢補貼他們。

這項計劃實施一年後，大約有4萬名文化人士被政府雇用，其 中“聯邦藝術專案＂雇用了5千300多名藝術家。

“聯邦音樂專案＂雇用了1萬6千多名音樂家；“聯邦劇場專案＂雇用了1萬2千多名劇場工作者。

“聯邦作家專案＂雇用了6千600多名作家；“歷史紀錄調查專案＂則因規模較小，雇用人數也較少。

（Lily Furedi (1901–1969),  Subway, 1934，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繪畫之一，畫中的小提琴家疲憊瞌睡，反映藝術工作者在那個時期的困苦生活。）

在全國失業率高達20%的景氣低迷時期，能讓4萬名文化界人士有工作可做，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再看看一些數字吧：

藝術專案在醫院、學校等公共場所共創作了2千500多件壁畫，1萬8千多件雕塑。

音樂專案共演出了5千場演奏會，讓13萬多的兒童與成年人接受過音樂指導。

劇場專案在4年內演出了1千 200多場戲劇，創作出100部新劇本。

作家專案也創作出800多部新書，共印刷了350多萬冊的書籍。

如果這些數字尚不足以顯現小羅斯福“文化新政＂的貢獻，那麼再來看一些名字吧：寫過《隱形人》的艾里森（Ralph Ellison），寫過《擺盪的人》的索爾貝婁（Saul Bellow），寫過《憤怒的葡萄》的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都曾受惠於作家專案。

拍過《岸上風雲》與《慾望街車》等電影的導演伊力卡山（Eli a Kazan），拍過《大國民》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也在窮困潦倒時受惠於劇場專案。

在藝術專案中，抽象表現主義大師波拉克 （Jackson Pollock）更是不能漏掉的一個名字。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聯邦一號＂，這些耀眼的大師名字與經典作品很可能不會出現在文化史的史冊中。

“聯邦一號＂的另外幾個特色是：

其一，它雖是聯邦集權式的“文化新政＂，卻包容地方主義的精神；

其二，它雖然讓那麼多文化人溫飽無虞，但許多人在創作時卻經常會“咬那隻餵食他的手＂，但這些反小羅斯福新政的作品並未受到打壓；

其三，大蕭條背景下的創作，難免有左翼傾向，同情弱勢，嘲諷權貴，保守派國會議員可以想見會反對用國家的錢去資助這類所謂的赤色創作，並且醜化小羅斯福的“文化新政＂，也因此政黨意識型態鬥爭在“文化新政＂實施期間從未缺席過。

回頭去看小羅斯福在新政中的領導表現，或者回頭去看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化新政＂，大概任何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觸；怎麼會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即使在國家陷入蕭條困境時，仍然對文化如此念茲在茲？

如果從這樣的感觸再來檢驗我們自己，許多人大概又會另生一個感觸：台灣的“文化新政＂在哪裡？

朝野立法委員在短短10分鐘內就大筆一揮刪掉文化部七億多預算時，腦海裡大概從來不曾閃過會被人罵“香蕉你個芭樂＂的念頭吧？

明年，如果龍應台還當文化部長，期待她能從“聯邦一號＂那段歷史中得到一些靈感，學到小羅斯福“文化新政＂的一招半式，否則，她豈非也是“香蕉共和國＂的共犯？

（收藏自15.2.2013 星洲日報，作者王健狀為台灣資深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