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所有變體中，炮彈震撼的面容以情感的方式表達出一種深刻的道德困境：它將道德上的憤慨與虔敬的回憶結合，將控訴與莊嚴地紀念那些為維護政治共同體而犧牲的人融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炮彈震撼的面容理解為一種「悲情公式」（Pathosformel），它首先生成並結構了戰爭電影作為一種類型。然而，如果我們談及悲情公式，我們指的並不是視覺文化中可以追蹤到的系列統一性的圖像主題或動機，而是情感的流轉，即被傳遞到某個群體的激情（即悲情），無論是觀眾、宗教群體或政治群體。對提出「Pathosformel」概念的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2010年）而言，某些原始情感（如恐懼、痛苦等）作為類型因素，在視覺文化歷史中的無數動態形象中得以表現。即使我們不認同這種人類學解釋，這一概念仍使我們能夠將美學參照系統（如類型）與政治共同體的情感經濟聯系起來。

在對「情感公式」的不斷重演中，一種情感的碰撞反復被演繹，它呈現為「震驚臉龐」的雙重意義。如果說「犧牲」的形象將戰爭電影與古老的社區建設儀式聯系起來，那麼作為犯罪證據的圖像則指向對這種政治共同體所設立目標的侵犯。在這一第二層意義上，圖像旨在激發道德憤慨的情感，以一種憤怒來反對任何賦予苦難以意義的嘗試。該類型的圖像、情節和敘事模式正是沿著這一情感碰撞的路線展開。通過這種方式，「震驚臉龐」的情感公式的變體構成了好萊塢戰爭電影類型的歷史和詩學結構（參見 Kappelhoff, 2018）。

一種類型的情感理論

雖然不必過早地將觀影實踐與祭祀活動和儀式進行對比，但強調這一實踐的某種儀式性方面是合適的，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情感公式在戰爭電影類型中的作用及其傳承。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將好萊塢戰爭電影類型與一種集體性聯系起來，這種集體性可以理解為政治的情感基礎，類似於「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或對共同之物的感受：一種共同體的感知。分析戰爭電影類型的情動詩學是理解並概念化這種「共同體感知」與政治領域的關係的必要條件。情感理論天然適合研究關係：個體與集體之間、身體與媒介之間、以及政治與美學之間的關係。

定義「情感公式」的通用功能有助於我們從情感理論角度理解類型的詩學，而非像通常那樣從歷史描述中提取分類，按類型學方式理解類型。好萊塢戰爭片類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來應用這一方法：在明確的時期內（1940年至1945年），在相對統一的技術環境（1950年以前的電影院）和成熟的類型系統（好萊塢）中，湧現出一種新的電影類型，這種類型不僅源於宣傳片和公費資助的教育片，也來自大眾娛樂片。我們因此可以仔細研究好萊塢類型系統在戰爭時期的民主國家面對危機症狀時，如何通過類型轉換做出反應。戰爭片之所以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特定的情感表達，這種情感與美國政治體系中的情感經濟危機密切相關。

「震驚面孔」的情感公式反映了政治共同體形式的危機——這一危機在20世紀戰爭和種族滅絕的國家暴力過剩後尤為顯著。意義深遠的「為」某事物的犧牲和因政治共同體而致個人的無意義死亡之間的尖銳矛盾，充滿了情感張力。對於任何在政治行動中沒有訴諸比許多人日常生活更高權威的社會來說，這種矛盾是無法解決的。結果是，好萊塢戰爭片並非以英雄主義的方式展開，而是以一種情感劇的形式呈現。這一區分訴諸於一種美學愉悅的變體，這種愉悅在政治判斷上似乎不特別高尚。然而，共同體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問題，深刻地關聯到不同美學愉悅形式在構建「共同之感」中的功能。

戰爭片類型極好地說明了媒介實踐和象征形式如何幫助一個社會確認其政治凝聚力，而這些形式往往體現在藝術和娛樂類型之中。無論是通過動員、批評、拒絕還是重塑，這些情感集體化的表達都涉及文化的情感聯系。好萊塢戰爭片的舞台策略和詩學概念始終指向文化的情感結構，倡導一種充滿情感的共同體理念。這些表達並非通過純粹的智性反思實現，而是通過情感愉悅的中介而發生，因此，我們可以把好萊塢戰爭片視為一種情動詩學。這一視角使我們能夠將其儀式維度理解為一種電影的典型詩學，作為一種媒介實踐，它展示了社會如何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來理解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