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這個週末在香港西九龍海濱長廊有一個大型文化藝術節“自由野”，這裡是維多利亞港的海濱，有著香港稀有的草地，而對岸就是中環的華麗燦爛。而這裡，也是香港正在進行的大型文化開發計劃“西九龍文化區”的預定地。

週日晚上，我在聽完台灣來的獨立樂隊929後，趕赴九龍另一個地方的一個live house叫HiddenAgenda，聽來自中國的樂隊“唐朝”――這是20年前我的青春回憶。從自由野到Hidden Agenda，正說明了香港現在的文化政治。以音樂來說，過去十幾年前隨著全球音樂產業衰落，台灣和香港的主流音樂也嚴重衰落；經濟利益的衰退，更讓主流公司的膽識和想像力都得了貧血症。

但在台灣，除了網路和科技變革等因素，livehouse和戶外大型音樂節的出現，都成為獨立音樂崛起的重要土壤，進而改變台灣流行音樂的面貌，成為青年文化的重要部份。然而，在香港，當主流音樂衰落的同時，獨立音樂卻不像台灣（及中國）成為音樂文化中的新銳力量。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香港的“地產霸權”，這一來擠壓了各種草根的、獨立的空間存在的可能，二來也更少大型的公共戶外場地可以產生音樂節文化。

自由野的策劃者與部份受邀策展人都希望透過這活動，思考空間的公共性並打開未來西九龍公園的可能性，但這次活動仍有受邀演出者因不願意為官方計劃背 書而退出。

此外就在上週，在深圳香港建築雙年展開幕典禮上，幾位藝術家因為抗議特首梁振英而被趕出現場，而開幕的所在地九龍東就是官方正要進行新發展計劃 的新基地。

的確。曾在1970年代的紐約掀起音樂革命的樂隊Talking Heads的主唱David Byrne最近在英國《衛報》上說：“紐約已經沒有空間給創意工作者。連中產階級都很難在這生活，更何況年輕藝術家、音樂人、演員、舞者、作家、記者和小商店。一點一點地，這個城市曾經擁有的資源將逐漸消失。”而他在最後，更把香港當做最糟糕的境界，希望紐約不要變成香港：“紐約的地產狀況不能幫助這個城 市的未來。

如果各種年輕有才華的人都不能在這個城市立足，那麼這裡就會變成迪拜或者香港，而不是在歷史上那個曾經有過豐饒土壤的紐約。那些城市或許有博物 館，但是他們沒有文化。”

這個結論當然不正確，因為香港絕非沒有文化之處。相反的，我來到香港這一年充份感受到香港民間豐沛的文化能量。但是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空間的爭奪政治，確實將決定香港文化的前景。

香港的文化界對西九龍文化區有複雜的情結，因為這裡就是香港的文化巨人，聚集了龐大的資源，因此確實反映了香港文化資源的貧富不均。

但或許，人們該 反對的不是西九龍計劃，不是自由野，而是如果香港“只有”西九龍和自由野，而扼殺了其他地方的生存。否則，一旦這裡又下起大雨該怎麼辦？（星洲日報／時代 的噪音‧作者：張鐵志‧香港《號外》雜誌主編，收藏自2013-12-22《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