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上的企業社會責任 (CSR)

“一帶一路”計劃是中國希望看到的圖景，有可能成為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倡議並管理的共同市場。其將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一起，創設出一個基礎設施項目和特別經濟區（SEZ）網絡，核心是連接中國、東南亞和印度洋北部的港口，以及陸地上貫穿中亞和歐洲大陸的地區。

這一倡議並非一國將自身意志強加於別國，而是一些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發展中國家，基於共性和共同發展經濟的目標而作出的選擇；這一倡議旨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也是由受益國自身發起的。

在強調連通性和基礎設施的本質特征的同時，在一些有著顯著區別的國家之間需要更深入的思想連接―盡可能降低溝通的障礙，因為溝通對於建立共同價值觀和共同發展的基礎而言是必要的。

要促進思想的連通，重要的是通過更好、更及時的交流來引導各個參與新絲綢之路計劃的國家。政府的不同部門，比如使館、商務部、外交部需要為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民眾及組織建立更高效的機制，以互相獲取信息。

企業海外投資面臨戰略風險

即使出於好意，政府或其他超國家組織也無權幹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對於中國這樣將不幹涉原則奉為外交政策基石的國家更是如此。因此，解決貿易及其他可能影響絲綢之路計劃的爭端，主要靠公司自身――而實現上述連通的責任也在這些公司身上。

然而，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擡頭的資源民族主義成為阻礙世界頂級礦業及能源公司海外拓展的絆腳石，例如在采掘行業。所在國和當地社區不斷謀求更大份額的收益，並要求外國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保證。一些合同簽署之後的長時間裏，會因抗議活動被各國政府延遲，在極端情況下甚至被取消，而投資者別無他法，只能訴諸法律，而這往往會對投資國和被投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產生敏感的影響。

通常情況下，當政治或經濟方面的不確定性達到峰值水平時，外國投資可能會被當地的情況所綁架，比如大型水電大壩的無限期延遲以及采礦項目建設延期兩年――這都是中國企業在緬甸所遇到的情況。

誠然，這種挑戰並非只有中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會遇到。地緣政治層面對於中國的戒心和偏見，需要由在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特別是那些國有企業來解決。它們將在絲綢之路基礎設施連接中發揮重要作用。

全球各地的公司正越來越多地談論利益相關者，而較少談及股東。這種論調大多很膚淺，特別是在西方，缺乏實現變化的政治意願和勇氣。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則更具有這種政治意願。中國具備可以為一種靈活、強大且富於關愛的新型企業實體奠定基調的手段和眼光，這將成為上述發展的催化劑。

企業，尤其是中國企業，無論是國有還是私有，憑借其自身規模，都將在連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們在海外也會面臨覆雜的戰略風險，即社會認可和與利益相關方打交道方面的問題。

奉行更富於關愛的不同經濟秩序的中國企業，可以通過采取更為主動的企業社會責任行動，來提高自身在一帶一路計劃中成功的幾率。它們應建立旨在擴大其賴以成功的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機制。建立起應對所在國草根階層的更好機制，將是中國公司成功的秘訣，尤其是在發生政權更疊的情況下。

攻心為上

下面推薦一種三管齊下的方法，我稱之為ASC。A一致性（Alignment）――以往，中國的“慈善”項目要麼是根據東道國政府的要求進行的，而實際上民眾並不需要；要麼是中國企業自身揣測當地人民的需求而做出的決定。保證國家發展目標、社區的需求和企業的承諾協調一致，需要精心的規劃以及既是目標也是“增強劑”的商業戰略。一致性可以優化公司的貢獻效率，並確保公司既瞄準了所在社區的需求，也符合公司的長遠目標。

S社會認可（Social License）――社會認可是指公司與業務所在地或所在國民眾的社會契約，當地民眾明確允許該公司的存在，給予公司開展業務所亟須的“社會合法性”，特別是那些涉及到幹擾當地居民或導致其搬遷的項目，如采礦或水電工程項目。

社會認可並不是什麼明確的事件或文件，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這需要理解采掘業和其他行業（如銀行業）所蘊含的社會風險。中國企業一直對“合法性”和環保法律法規太過重視，而“社會合法性”與前者同樣重要。資源民族主義和社會認可是中國國有企業（SOE）未來十年發展的最大障礙。當政治氣候發生變化時，社會認可也是對公司最好的保護。

C溝通與協商（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溝通是建立並鞏固信任、讓一致性與社會認可“開花結果”的工具。這意味著要在周邊社區實施系統性和持續的溝通機制，更寬泛地說，要與東道國的民眾建立溝通與協商。

對話還意味著就企業社會責任（CSR）發展項目，與直接受其影響的當地人協商。很多情況下，重要的不僅是中國企業的某個特定項目獲得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贏得當地人的認同。那些被詢問過意見的人，會覺得自己更受尊重，也更可能認為自己的利益與投資者達成了一致。

在對話中，其他利益相關方（如中國媒體）必須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他們需要改進方式，增強對外國受眾的吸引力。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也應在“一帶一路”上發揮重要作用，提供幫助、救濟和支持，同時也帶去價值觀和理念。

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海外面臨的最大威脅是社會風險，與當地人打交道，需要從中國機構的董事會層面提高認識。

許多方面而言，一帶一路項目對於正處於改革過程中的中國國有企業是有益的提醒。將國外經營的社會及行為準則整合進它們的經營策略，應該是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公司不僅是貿易的載體，同時也承載著理念和價值觀，它們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共有的理念和價值觀方面起到獨特的作用。而建立連通的最佳方式就是通過這些理念和價值觀。（中國論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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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on March 21, 2017 at 3:59pm: 李冉‧中國娛樂業的蓬勃與文化軟實力的輸出

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時，人民寫大字報，開批鬥會，不務正業，將正常的經濟發展全部荒廢，工廠生產陷於停頓，經濟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讓筆者不禁想起50年後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唯有少數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娛樂業蓬勃發展，逆勢而上迎來黃金時代。

50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時，人民寫大字報，開批鬥會，不務正業，將正常的經濟發展全部荒廢，工廠生產陷於停頓，經濟損失慘重。雖然沒有直接聯繫，但這讓筆者不禁想起50年後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唯有少數文化產業，特別是其中的娛樂業蓬勃發展，逆勢而上迎來黃金時代。

回顧2015年的中國經濟，“寒冬”應該是個繞不過去的關鍵詞，從2011年起，GDP的5年複合增長率僅為7.49%。但是在娛樂業，我們似乎看到另一番景象。以遊戲、動漫、影視、音樂、戲劇、文學為核心的泛娛樂產業，在2015年達到4229億的規模，從2011年算起的5年複合增長率高達22.34%。其中，呈現爆發式增長的影視業是娛樂業發展最快的分支，2015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到440億元，比2014年增長了48.7%。從別國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卻迎來黃金時代的好萊塢電影業、還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逆勢而上的動漫業、另有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開始繁榮的影視業，都無疑地表明瞭一國經濟的低谷期往往是娛樂業的繁榮期。

那麼為甚麼在經濟下行時，文化娛樂產業卻得以發展繁榮？第一，在經濟不樂觀時，大眾希望能以較低的消費從文化娛樂產品中得到較多的心理慰藉。第二，在煤企虧損、鋼廠破產、地產淒涼等諸多行業不景氣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傳統企業轉型投入新興服務業，尤其是文化娛樂產業，這就是經濟下行時產業轉型升級的產物。

除了經濟下行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消費轉型升級時，文化娛樂產業方面的消費將會大增。因為消費結構整體從生存型轉向享受型，消費升級方向從衣食住行向服務進行升級，導致服務消費需求大大增加。繼而作為服務消費中重要的組成部份，休閒娛樂占比明顯增加。同樣可參考美日韓經驗，在其消費轉型升級過程中，都會孕育出一個全民休閒娛樂的時代。

因此中國在經濟低迷、產業與消費轉型升級的今天，文化娛樂產業也薄積厚發，其中最明顯的就在網絡遊戲和影視等領域。不僅如此，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輸出也漸漸加強，尤其是影視帶動的文化娛樂產品的輸出的增加。中國的這種影響力漸漸擴散到了其他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刮起了“中流”。

曾經登頂中國收視率榜首的中國國產電視劇《瑯琊榜》，不僅在有中文語言基礎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陸續播出，受到廣大的好評，並且在各種全球語境如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熱播，正說明了中國文化娛樂產業的壯大與擴張。

雖然中國在引進真人秀節目時總是踩著別國的腳步，但是經過了“本土”的改造，找到了與中國受眾的結合點，形成了自身節目的品牌特色。《奔跑吧兄弟》、《極限挑戰》、《我是歌手》等真人秀節目在其他國家也大有口碑。馬來西亞歌手茜拉也在《我是歌手》中締造了可圈可點的紀錄，茜拉知名度的大增也正表明瞭中國真人秀節目的高熱度。

再從美日韓經驗來看，美國影視（美劇、好萊塢大片）、日本的動漫和電視娛樂節目、韓國的影視（韓劇、真人秀節目）和音樂（Big Bang），無疑都是通過文化娛樂產品這支畫筆，畫濃加深了國家形象，增加了國家的影響力。文化娛樂產品的大量傳播也帶動了其周邊產品的發展，像是相關的旅遊，服裝，玩偶、唱片等領域的發展，因而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無疑蘊藏著巨大潛力，將會促進國家的繁榮與發展。

許多國家漸漸意識到文化軟實力所產生的巨大文化與經濟效益，因而將其列為擴張新策略。當意識到世界各國築起了貿易壁壘抵擋中國製造的浪潮，中國也開始推廣文化軟實力，以意識形態為載體衝破各國大門。中國通過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打造戰略合作關係的同時，把宣揚中國文化與傳遞中國價值觀作為擴大其在全球影響力的另類方式，這使得將來中國的實力不可被小覷。

文章來源：星洲日報／學者觀點‧作者：李冉‧馬大中國研究所研究員‧2016.06.26

Comment by Ra Zola on March 21, 2017 at 12:52pm: 張渺‧中國海外投資：該用怎樣的姿態？

或許在不久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字眼對很多中國企業或許還很陌生。可當緬甸的密松大壩等中國海外戰略性投資因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做的不夠而被擱淺，面臨的經濟損失給現在的中資企業敲響了警鐘，不得不重視這個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新生概念。

或許在不久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字眼對很多中國企業或許還很陌生。可當緬甸的密松大壩等中國海外戰略性投資因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做的不夠而被擱淺，面臨的經濟損失給現在的中資企業敲響了警鐘，不得不重視這個最早由西方發達國家提出的新生概念。

2009年中緬兩國政府簽署的《關於合作開發緬甸水電資源的框架協議》，包括密松水電站在內的七級梯形水電站，裝機總容量2000萬千瓦，年均發電量約1000億千瓦時。期間據報道，所發電力除了供緬甸國內使用，剩餘的電力，據估計占總發電數的90%，將全數賣回給中國電網。然而，2011年9月30日，時任緬甸總統吳登盛突然單方面宣佈在他的任期內擱置密松水電站。2013年3月，中國撤出了全部參建單位和設備，造成經濟損失已近百億人民幣。

密松大壩的擱置風雲絕非只因環保而起。公司前期的社會關懷功課不足，幫助壩區居民喬遷鋪路也只是個別事件，未形成值得社會關註和共鳴的規模；企業社會責任並非密松項目停建的本質，密松大壩所在地屬於克欽獨立軍（KIA）與政府的利益衝突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同時，密松地區“二山環水”的地貌不僅是克欽文明發祥地的象徵，還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克欽民族抵抗專橫維護尊嚴的象徵。

緬甸境內的密松水電站的擱淺已是舊聞，可由此產生的反思對於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發展的今天仍意義深刻。當中國資金浩浩蕩蕩的南下馬來西亞，首都中心建一馬城，東海岸關丹建港，西海岸馬六甲皇京港開發，南馬新山造城，中國的企業的戰略性海外投資到底應該用怎樣的姿態出現呢？

在釐清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向東看”，看看我們的鄰居日本。相較中資企業的“有一說一、就事論事”的決絕，日本政府一直延續著為企業提供服務以便於其在東南亞戰略佈局的良好傳統。就密松地區而言，日本的民間組織在緬甸做了許多貼近民生的項目，如農村電網改造、偏遠地區捐贈太陽能電池板、飲用水凈化、鄉間小路修繕等工作。這些項目拉攏了很多民心，儘管中國公司在開展工作時也有類似工作，但作為企業勢單力薄，需要值得信賴的民間機構進行配合。確實，以筆者自己在東南亞的經歷：大到參與胡志明地鐵線的建立，中到東帝汶政府每個部門的協助，小到捐助雅加達清真寺裏的太陽能電燈，幫助越南會安古城恢覆古跡等，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在東南亞的影子隨處可見。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舉動，恰似水銀瀉地、潤物無聲，滲入到民間，流淌進民心，實際上都是在為日本企業的海外擴張做最周到細緻的前期準備。

當然，日本政府的功夫也不單單只是“拉攏民心”，實際上日本政府一直在高屋建瓴地以政府行為做著一些看似“無用”的功課，實則為大和民族開拓生存空間一直做著細緻而紮實的研究。資料顯示，早在奈溫時代，日本開賽（Kansai）電力開發公司便前往密松進行調研，項目最終沒有上馬，必然有其必要的顧慮，而這些可能是中國企業未曾看到的。日本政府著手與緬甸開展能源領域的政策對話，為緬甸制定能源戰略以及完善必要的法規制度提供建議，並幫助其落實政策等，此舉的目的是在幫助緬甸發展的同時，為方便日本基礎設施相關企業進駐當地創造了利好環境。據瞭解，目前仰光所有的電力供應，都由日本援建的發電廠供應。

就中國企業而言，中資公司進軍海外戰略性項目，大多有政府的支持，因而合理規避了一些政策上的阻礙。但是，項目的落地還需要企業實實在在的下功夫，紮紮實實的去落實，不僅僅包括如何考量技術設計和效益最大化，更應該在商業的運作中考慮到對所在國的人文傳統的尊重和自然環境所造成影響，並就此設計出具有人文關懷的發展方案。對外經濟交往中，光與“政府”打交道已經不夠了，目光短淺的企業只走“高大上”的政府路線已經不能夠滿足一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長遠需求，“撈一單就跑”的思維方式也不符合現代企業長遠發展的目標規劃。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單單只是公司年報上冰冷的報告文字，在給與有血有肉的同理心的同時，需要企業思考在給自己創造效益的同時給當地帶來了怎樣的收益，尊重當地人文傳統，尋找市場的同時把當地的生產要素嵌入到產品的價值鏈中，共同開發，互利共贏，生財之道才會細水流長。

近期中國在馬來西亞的各個戰略投資不僅僅造成當地經濟生態上的衝擊，對社會生態和環境生態的影響都會自然的隨之而來，只看到經濟上的效率而忽略其他社會人文影響不應是大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式，也不該成為大國海外投資應有的姿態。這要求中資企業和中國政府在今後海外擴展上將不得不面臨著溝通方式從單一型溝通調整到多個層面協商的轉變，也不得不面對對政治經濟風險的全面評估與重新權衡。

當然，企業術業有專攻，技術服務過硬的同時還要提供社會關懷，面面俱到確實很難。這就需要政府與企業相互協調，由政府出面代替企業完成一些看似“無用的”功課，為企業進入當地做好前期服務，其中也需要非政府組織（NGO）的介入和協助。同時，政府為企業提供服務的角色應該不僅僅體現在提供政策支持和財政優惠，可以借鑒日本政府和JICA的做法，獲得的同時不忘給予，或者說給予是為了更好的獲得。不管與否，打造一個以國家出面的統一的海外服務平台為本國企業進軍海外做好前期準備是中國政府可以參考的措施。

文章來源：星洲日報／渺筆生花‧作者：張渺‧馬大中國研究所研究員‧2016.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