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玲幗。譯

乘救護飛機從菲律賓起飛的航程真是累得人精疲力盡。我們先是在日本、然後在阿拉斯加、再在伊利諾斯等各空軍基地停留，直至最後降落在首都華盛頓。

我從華盛頓給住在紐約白原的親屬打了個電話。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被送往新澤西州的迪克斯堡，然後，在1967年那個7月4日的周末後，再被送到費城郊外的溪谷福治總醫院。

就在我掛斷電話之前，我對母親說：“媽媽，你最好給迪基打個電話。”他會給我的朋友傳話，告訴他們我已經從城南回國，丟了一只胳膊和一條腿。他會負起責任的。

我倆是在幼年童子軍相識的，也許是小學四年級吧。從那以後我們就總是頂牛。他至今還說，那是六年級的事。

第二天，我母親和兩個姐妹到迪克斯堡醫院來探望我，這是我們六個月以來第一次見面。我沒什麽可看的：體重只剩下102磅，在幸存下來的那條腿上有許多大傷口，雙眼深陷進眼窩里，全身到處都插滿了管子。總之，我再也不是他們在我第二次去越南前所見到的那個身高6.2英尺，體重180磅，頭戴綠色貝雷帽的我了。

在我的家人離開之後，我的房間里擠滿了迪克·埃利希以及由他集攏來的幾位朋友。即使我當時的外貌使他感到震驚，他也沒有流露出來。一年後他告訴我：“你當時看上去就像是被單上的一條卷紋，真是顯得太瘦小了。”我所能記住的，只是當他腋下夾著裝有六個瓶裝食品的紙匣大步流星跨過門口時，我的淚水禁不住直往下淌。

當他們要離去時，我的一位朋友牛蒂說：“你得準備好過勞動節，我們要把你帶到長島的家里。”對於我來說那是很遙遠的事，當時我只希望能把我的疼痛止住。

在以後的兩個月里，只要有可能，迪克就從老遠到醫院來看望我，在路上要花掉他三個半小時。其他朋友也常來。他每個星期都給我打電話。他想象不到，在我的家人和熟人面前裝做若無其事之後，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麽。

只要他在那里，那就意味著比什麽都重要。

勞動節到來時，我的朋友們按原定計劃要我和他們一起去度周末。我嚇壞了，我還是得離開醫院這個安全地帶了。於是我開始編造各種借口，但是他們來了，好歹要把我帶走。

周末過得很愉快，看來生活還不是完全那麽槽糕。我甚至鼓起勇氣叫迪克替我把腿部殘肢上的敷料換掉。他並沒有畏縮。我懷疑，如果換了我，我是否也能為他這樣做。

迪克開車把我送回醫院。勞動節那天在路上顛簸了四個小時之後，他把車停在醫院附近的一家飯店前面。我態度強硬起來。迪克假裝沒有注意到我的偏執，只是說：“想吃點什麽嗎？我餓壞了，開車回家還有好長一段路呢。”

“我不餓，”我答道，“我在車里等你好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雙眼直視著我的眼睛。“瞧，盡管我痛恨那場戰爭，但你還是我的朋友，我為你感到驕傲。好了，讓我們試試吧。你單腳跳著坐到輪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廳的座位前，你再從輪椅里跳出來，坐下，然後我們就吃東西，好嗎？如果這令你太難受，我們離開就是了。我答應你，我向你保證，事情不會弄到你想象中那樣槽的，不會完全是那樣的。”

事實的確像他所說的一樣，情況根本就不是那麽糟糕。這對我來說，無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禮，是第一次跳傘，第一次交火，我沒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我還繼續在醫院留醫，但我卻在海灘度過了另一個周末。那時我已經新裝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條木腿。我費力地通過了到達沙灘的路。

迪克還記得，在我們還是十多歲的孩子時。我是多麽喜愛作沖浪運動，所以他問我：“想沖浪嗎？”“不，我想，看看書就行了。”

“沖浪會令你心煩嗎？”他問道。

“那麽，看來我們最好還是幹吧。”

我把假臂和假腿拿掉，扶著他的肩膀，然後單腳跳進浪濤中。我一往無前。

就在那一年我遷到加利福尼亞讀大學，然後又進了法學院。在後來的幾年中，每當有什麽事令我“心煩”時，我都像那次沖浪一樣，絕不退縮。我學會了滑雪，又可以跳降落傘了，並用了三個夏季環遊世界。

從1979至1981年，我經管加州自然資源保護隊，那是為18到23歲的年青人作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礎訓練”結束時，我總是問那些隊員，他們是否看過《獵鹿人》，那些知道這部電影的人全都認為，那是一部與越南有關的電影。

而我則總是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不對，那是一部關於友誼的電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猶疑地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電影。”

37年前我遇上了我的獵鹿人。

謝謝了，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