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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30, 2015 at 9:05pm

荊林波·開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旋轉門”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中國目前的智庫建設存在什麽問題呢？有的學者認為：“新型智庫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行政化傾向比較嚴重，搞不好就會與政府主導型智庫區別不大”。具體表現在，從現有的一些新型智庫來看，大多是一些退休的“前官員”占據民間智庫的領導崗位發揮余熱。

我個人認為，新型智庫的行政化傾向，如果只是上述的表現則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從國際對比的經驗來看，從政府部門的官員到智庫領導人或者反向任職，這種交叉任職被稱之為“旋轉門現象”。美國是旋轉門的集大成者，究其原因是美國的政治體制。每隔4年的總統大選後，大約有4千人面臨轉換工作，由此形成了行政官員與研究者的角色交換，這種大輪換使得政府與智庫的關系更加密切，人際交往更加頻繁，權力和智慧得到最有效的融合，它不僅僅提高了美國有關政府部門的決策力，增強了其人員活力，而且也使得智庫有的放矢，做好政策工具的儲備與人員的培養。比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的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他曾經是布魯金斯學會成員，他從1977年至今，五次穿越“旋轉門”，是迄今為止穿過“旋轉門”次數最多的一個人員。

在我國，在改革的進程中，越來越多地官員進入國有企業，實現了角色轉換。最近一些年，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進入大學，或者從大學進入政府部門。2013年12月，曾經有媒體統計14名省部級官員曾是大學校長書記。當然，也有在山東出現的現象，8名高校官員落馬，多由地方行政轉崗高校任職。

我們相信，隨著在中國隨著新型智庫的建設在加快，越來越多的官員會加入到智庫建設的隊伍中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目前就聚集了一大批退下來的官員。最近，最吸引眼球的是趙白鴿，去年卸任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已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項目專家委員會主席職務，投入智庫工作。

對於我國官員加入智庫隊伍，我們認為應當客觀評價：其好處在於官員了解體制內的運作程序，知曉許多決策動向，可以指導智庫及時跟進相關研究，避免智庫的建議平民化甚至落伍，更重要的一點，行政官員可以調動相關資源，彌補智庫初創時不足，尤其是人際網絡，對於智庫至關重要。

對於我國官員加入智庫隊伍，其弊端在於：可能會復制官僚本位體制，讓新型智庫套用已有的行政化管理體制，從而扼殺智庫的創新機制，無法發揮專業研究人員的智慧。

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贊同在新型智庫建設中要鼓勵“去行政化”，不僅僅是取消行政級別，更在於規範行政權力，實現政府官員到智庫的管理者轉型，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防止“官本位”傾向。其實，從國內外成功智庫的經驗來看，政府官員在智庫的最重要功能在於找資金、拉關系、做宣傳。而對於政策研究則放手讓專業研究人員去做，激發他們參與資政的熱情，創造出更多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句話，政府官員和專業研究人員，要各取所長，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形成智庫的“兩翼”，只要這樣，中國新型智庫才能飛得更高、飛得更遠。（2015-08-05 中國網，作者荊林波為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任、研究員）

荊林波·開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旋轉門”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中國目前的智庫建設存在什麽問題呢？有的學者認為：“新型智庫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行政化傾向比較嚴重，搞不好就會與政府主導型智庫區別不大”。具體表現在，從現有的一些新型智庫來看，大多是一些退休的“前官員”占據民間智庫的領導崗位發揮余熱。

我個人認為，新型智庫的行政化傾向，如果只是上述的表現則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從國際對比的經驗來看，從政府部門的官員到智庫領導人或者反向任職，這種交叉任職被稱之為“旋轉門現象”。美國是旋轉門的集大成者，究其原因是美國的政治體制。每隔4年的總統大選後，大約有4千人面臨轉換工作，由此形成了行政官員與研究者的角色交換，這種大輪換使得政府與智庫的關系更加密切，人際交往更加頻繁，權力和智慧得到最有效的融合，它不僅僅提高了美國有關政府部門的決策力，增強了其人員活力，而且也使得智庫有的放矢，做好政策工具的儲備與人員的培養。比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的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他曾經是布魯金斯學會成員，他從1977年至今，五次穿越“旋轉門”，是迄今為止穿過“旋轉門”次數最多的一個人員。

在我國，在改革的進程中，越來越多地官員進入國有企業，實現了角色轉換。最近一些年，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進入大學，或者從大學進入政府部門。2013年12月，曾經有媒體統計14名省部級官員曾是大學校長書記。當然，也有在山東出現的現象，8名高校官員落馬，多由地方行政轉崗高校任職。

我們相信，隨著在中國隨著新型智庫的建設在加快，越來越多的官員會加入到智庫建設的隊伍中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目前就聚集了一大批退下來的官員。最近，最吸引眼球的是趙白鴿，去年卸任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已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項目專家委員會主席職務，投入智庫工作。

對於我國官員加入智庫隊伍，我們認為應當客觀評價：其好處在於官員了解體制內的運作程序，知曉許多決策動向，可以指導智庫及時跟進相關研究，避免智庫的建議平民化甚至落伍，更重要的一點，行政官員可以調動相關資源，彌補智庫初創時不足，尤其是人際網絡，對於智庫至關重要。

對於我國官員加入智庫隊伍，其弊端在於：可能會復制官僚本位體制，讓新型智庫套用已有的行政化管理體制，從而扼殺智庫的創新機制，無法發揮專業研究人員的智慧。

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贊同在新型智庫建設中要鼓勵“去行政化”，不僅僅是取消行政級別，更在於規範行政權力，實現政府官員到智庫的管理者轉型，督促權力恪盡職責、恪守邊界，防止“官本位”傾向。其實，從國內外成功智庫的經驗來看，政府官員在智庫的最重要功能在於找資金、拉關系、做宣傳。而對於政策研究則放手讓專業研究人員去做，激發他們參與資政的熱情，創造出更多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句話，政府官員和專業研究人員，要各取所長，發揮各自不同的作用，形成智庫的“兩翼”，只要這樣，中國新型智庫才能飛得更高、飛得更遠。（2015-08-05 中國網，作者荊林波為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任、研究員）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30, 2015 at 7:00pm

張晶·研究“一帶一路”智庫PK要見真章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發展節奏。“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速度顯然已經超出了大多數人的預料。

自3月28日“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正式發布以來，一大批冠以“一帶一路”之名的智庫和智庫聯盟紛紛成立，越來越多的問題被提出，越來越多的智庫機構和專家現身說法，發表自己的觀點。

業內人士指出，我國已經確定了建設“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目前尚處於從戰略層面到規劃層面的一個過渡階段，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認真研究。“‘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智庫研究做支撐。但問題是，不能把‘一帶一路’當作一個框，啥都往裏裝。研究‘一帶一路’的相關問題，大家PK，誰有本事誰上。”

“一帶一路”需要更加專業的智庫研究

4月8日，中聯部牽頭成立“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10天後，“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理事單位已由成立之初的55家增至59家。

“聯盟成立之後，有很多研究機構找上門來，想加入。”這種踴躍申請加入聯盟的現象，讓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林永亮非常感慨。但是，很多“生面孔”和“新面孔”卻讓聯盟秘書處、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無從判別這些研究機構的研究水平。

對於當代世界研究中心遇到的這種問題，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嶽並不感到奇怪。他指出，我國的很多智庫普遍存在“個體操作模式”的特點，和西方國家所說的智庫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團隊作業。常常是某個大學的教授，或者某個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帶幾個學生寫幾篇文章，發表一些個人的見解。他們基本上沒有系統的數據作支撐，也缺少對實際情況的了解。”

從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以來，國內很多智庫就已經開始圍繞“一帶一路”選題研究。業內專家告訴記者，這些研究中有好東西，但是很多研究都非常盲目，也很空泛。“有的智庫就拿手頭上現有的那點資料做文章，缺少翔實資料，滿篇的都是從概念到概念，從文字到文字。有的從‘新聞聯播’上挖線索，設計選題，就是為了迎合熱點，缺少研究的針對性。對於‘一帶一路’建設，這些研究提不出什麽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現在很多所謂的智庫專家，他們想的是某篇報告被高層關註，心思都花在猜測上層意圖上了。”袁嶽強調，專業和拍馬，這兩個取向完全不同。他告誡，如果是空殼+拍馬，這就非常危險。“‘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更加專業的智庫研究。”

遴選智庫要有新標準和新機制

我國的智庫不少，但知名智庫並不多。怎樣才能從為數眾多的智庫中，遴選出有實力的、專業的智庫？

“評價一個智庫是否能夠稱其為智庫，考核標準有兩個方面：智庫運行模式和智庫產品。”國務院參事劉燕華指出，一個名副其實的智庫應當具有小核心大網絡的框架，要具備生產知識和營銷知識的能力，並且能夠保持組織形式和觀點的獨到性。智庫的研究成果不是決策，而是多種選擇的系統方案，並且要對采取不同方案的利弊、風險和後續效應進行情景分析。這些智庫產品應當有獨立的信息源，並且經過多種分析方法和手段的驗證。“通過智庫評價，才有可能在為數眾多的智庫中找到你的目標智庫。”

“在‘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籌辦之初，我們請申請單位填報了各自在‘一帶一路’開展了哪些研究工作，有哪些研究成果，和‘一帶一路’沿線的哪些國家的智庫開展了什麽合作項目，等等。”林永亮告訴記者，通過那次摸底，聯盟掌握了兩個重要情況：一是聯盟已有的知識儲備，二是這些知識儲備在哪些成員單位手中。“聯盟未來開展的研究工作，絕不是平均用力，一定是結合成員單位的特點，有重點地推進。”

袁嶽認為，用老辦法辦新事，要辦好很難。要選出高水平的智庫，開展高水平的研究，一定要在運作機制上有所創新。“可以對課題進行公開招標，周密評估。可以要求改變研究成果的產出形態。不是看發了多少篇文章，而是看誰有第一手的資料。我們不需要文章寫手，我們需要有價值的信息、判斷、建議和方案。”

智庫大練兵的關鍵是把研究做實

今年年初，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隨後，外媒發表評論說，“中國想要更好地了解它試圖擴大影響的國家，但盡管經濟蓬勃發展，目前它在分析領域的水準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國國內現有3000多個研究中心，有約3.5萬資深專家和20萬研究員，他們的工作還有待優化。”

業內專家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大練兵機會。

“在前期調研中我們發現，絕大部分的智庫研究和政府決策、企業決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智庫研究成果的轉化率不高。這是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林永亮告訴記者，“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希望通過加強內部機制建設，為各研究機構搭建信息共享、資源共享、成果共享的交流平臺，提高涉“一帶一路”研究水平，減少低水平、重復性的研究，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刃上。

林永亮說，目前聯盟已把部分國內智庫聯合起來，這只是第一步。未來，“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將逐步搭建國際化網絡，推動國內和國際智庫聯合開展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雲南時提出，雲南要建成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要著力推進交通網、航空網、能源保障網、水網和互聯網五大基礎設施網絡建設。現在，各個省都在積極爭取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是，我們對這五大網絡研究的還很不夠。”劉燕華認為，當前應當重點研究五大網絡的總體規劃，國內和國外的建設安排，以及國外建設與當地的政治經濟形勢有什麽關系等相關問題。他強調，問題的關鍵是要把研究做實，要落地。

袁嶽指出，“一帶一路”是一個國際化的戰略，但是我國非常缺乏不同國家的國別信息。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到實地去，把相關國家的情況摸清楚。“過去，零點公司就已經對‘一帶一路’沿線的至少20個國家開展了業務研究，如中印5年計劃，等等。我們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在當地也有較強的活動能力，很接地氣。未來我們將做得更多。” （2015年06月28日 科技日報）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30, 2015 at 12:01pm

張林·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智庫建設的樣板

王輝耀，獨立社會智庫的先行者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是在中國最知名的社會智庫，其創辦者王輝耀在創立這個智庫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現“智庫熱”。

王輝耀，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創始人，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院長，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人才專業委員會會長，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人社部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北京市政協顧問委員，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在加拿大溫莎大學、西安大略大學和英國曼切斯特大學留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和國際管理博士學位（PhD）。這是百度百科中對他的個人簡介，兼具學術和社會成就於一身的王輝耀是眾多人眼中的海歸精英，但是卻走著與其他海歸創業者不同的路，他從2008年開始，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這所社會智庫的建設上來。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智庫建設的樣板

王輝耀90年代作為第一批海歸回國創業。到2002年開始將事業重心轉到社會公益團體，創辦了歐美同學會商會和2005委員會等。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成了一個契機，不僅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實力，也讓王輝耀感覺到，中國的硬件水平已經上來了，但是中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還沒有跟上。智庫，作為最好的融合了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載體，成為了王輝耀的事業重心。而之前的海外學習和工作及回國創業經歷、全球化背景和眼光，以及長期創辦社團的經歷，包括創辦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和建言獻策委員會的經驗，都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每一步都走在別人前面，王輝耀認為，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很重要。他是中國那批最早開始創業的人之一，也是最早開始創辦協會和做慈善公益，而等到別人開始投身各種協會的時候，他又將眼光投向了智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從2008年開始，已經走過了七個年頭，終於迎來了中國智庫的春天。

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的樣板

習近平總書記10月27日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他提出，要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重視專業化智庫建設。

中央對智庫的重視和布局對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來說，可謂重大利好消息。因為無論從定位、特色、規模、布局、專業化和國際影響力方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早已開始了實踐。

作為國內最大的社會民間獨立智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國內註冊有三所研究院。分別是位於北京CBD的智庫總部，以及位於廣州的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和位於青島的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是由中國國際人才專業委員會、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及北方國際人才研究院所組成的智庫研究機構，並與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人社部中國人才研究會、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咨詢委員會、中國僑聯特聘專家委員會等機構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系。CCG致力於中國人才國際化和企業國際化的研究，與國內外專家學者、企業領袖和政策制定者建立了國際化的智庫研究網絡，共同探討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機遇與挑戰。CCG的宗旨是“以全球視野，為中國建言，以世界眼光，為中國獻策”。

成立於2008年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不僅擁有專業的研究團隊，還身體力行地搭建全球化的專家網絡。目前擁有專職智庫研究和工作人員60余人，在北京、廣州、青島、深圳、香港都設有分支機構，並在美國紐約、華盛頓、法國巴黎、德國法蘭克福和澳洲悉尼設有海外代表，是國內領先的國際化智庫。

這種運營模式吸收了國外優秀智庫的經驗。為了使智庫更專業，智庫創辦初期，王輝耀和CCG的秘書長苗綠還專門訪問了30多家國際智庫，並且王輝耀還去美國布魯金斯智庫做訪問研究員，又去哈佛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很長時間，專門研究智庫。這些考察成果後來都運用到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運營當中。在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大國智庫》中，他和苗綠還專門介紹了國外頂級智庫的運營模式和對在中國運營智庫的心得體會。

成熟智庫的三種基本要素：研究+出版+活動

智庫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影響決策，在跟海內外人才接觸過程中，王輝耀發現國內在國際人才研究領域很薄弱，因此從2004年出版的《海歸時代》開始，他就對中國人才領域進行研究，2007年又出版了《當代中國海歸》8本系列叢書。在這種積累之上，才在2008年把人才研究落到智庫上面來。

2008年，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就參與了中組部《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王輝耀擔任了國際人才競爭戰略專題研究組組長，負責研究“實施更開放的人才政策”部分課題，最後這個項政策研究也幫助促使了中央政策“千人計劃”的誕生。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智庫建設的樣板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目前已經成為在國際人才領域研究國內最頂尖的智庫。他們的產品覆蓋面很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給各個主管人才的部委和社團做課題、研究報告。政策研究服務對象包括中組部、統戰部、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國務院僑辦、僑聯、科協、歐美同學會等等，真正做到了為政府建言獻策的智庫功能。

另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還會承接一些反應社會熱點問題的課題，例如對海歸社保問題的研究、海外華裔卡的建議都獲得了有關領導的重視。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針對各種議題的建言獻策會通過每月固定的幾份報告遞交上去，同時還會每年推出四到五本藍皮書。眾所周知，藍皮書的出版要經過皮書論證委員會中一批專家的論證，門檻很高，相對於一般智庫一年平均出版一本藍皮書的頻率，每年四到五本的藍皮書出版數量在中國的獨立研究機構裏也是最多的。此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每年還會出版幾本其他書籍以及三種刊物和數份報告，在出版物方面甚是活躍。

除了承接課題、出版書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每年還會舉行三場大型論壇，今年就承辦了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論壇、國際人才論壇以及即將在11月21日在三亞召開的中國企業國際化論壇。舉辦大型論壇，尤其是國際型論壇，是檢驗智庫水平的一個重要標準。在這一方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走得很靠前。同時，還會不定期舉辦一些小型研討會，為智庫的發展貢獻想法。另外，CCG還參與了一部分中組部系統的全國組織部幹部培訓工作。

王輝耀介紹：“像布魯金斯一樣，國際智庫的運作模式基本上也是由政策研究、智庫出版物和組織論壇研討會活動等這三種基本要素組成。”

社會智庫對整個行業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然而，以社會智庫的身份來做政府課題，在中國的思想市場環境下還是比較困難的。王輝耀坦言，“因為政府采購還沒有出來，但是因為我們正好在這個領域有良好的品牌形象，所以也會受到重視。我們很榮幸被授予中央人才工作小組人才理論研究基地的牌子，而且我們是唯一一個被授牌的民間社會智庫，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是挺有價值的。”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智庫建設的樣板

從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經驗來看，雖然現階段政府一般不太輕易用社會智庫，但是如果智庫在某方面的工作特別突出，有很好的成績，依然慢慢會得到認可。

王輝耀曾在智庫中國上發表一篇題為《打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更多民營智庫參與》的文章中提到，就像鄧小平當年提出要發展民營經濟來帶動中國經濟市場形成一樣，要搞活中國政策研究和思想市場，我們也需要大力發展民營智庫。民營經濟可以為市場經濟帶來競爭，提高效率，同樣，民營智庫發展也能在中國智庫領域引入競爭，發出更加多元化的聲音。

開放了民營市場，實際上就帶來了競爭的機制，帶來了新的模式，會觸動整個智庫行業，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國要搞活政策研究，思想市場，需要更好的開放民營智庫，就得讓更多的民營社會智庫發展起來，這樣不僅可以豐富傳統上的國內民主黨派的建言獻策渠道，還可以使政府政策決策更加科學，更加民主。

隨著國家的重視，社會上興起了一股智庫熱，如何界定“智庫”亟待出臺具體標準。所謂智庫，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公共政策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公共政策有兩種影響方式，一種是直接為決策層建言獻策，還有一種是影響社會輿論，當社會共識達到一定程度，逐漸被決策層所接收。王輝耀認為，社會智庫在影響社會輿論方面有很大的優勢，社會智庫還可以通過社會和網絡進行輿論引導，發揮社會影響力。而這一塊往往是國內傳統智庫的短板。

“中國夢”原始概念的提出者

多年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最值得驕傲的是從人才發展角度首推“中國夢”概念。早在2009年，王輝耀在《人才戰爭——全球最稀缺資源爭奪戰》一書中就提出從國家人才戰略角度“打造一個中國夢”。之後又在新京報等媒體上發表了他的文章《中國夢，誰的夢》、《我們需要打造一個“中國夢”》等文章。2011年4月，《南風窗》雜誌還發表封面文章，專訪王輝耀談中國夢。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智庫建設的樣板

2011年底，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中組部部長的李源潮在會見外國專家千人計劃代表時提到：“熱忱歡迎世界各國的專家來華工作。現在世界上不僅有一個西方的美國夢，也有一個東方的中國夢。”2012年4月，中組部和歐美同學會以“我的中國夢”為主題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創新創業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同年6月，王輝耀又親自籌備和組織，聯合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在北京舉辦了“中國夢回顧與展望論壇——紀念77、78級畢業30周年”，多位大學校長和50多位專家學者和企業屆精英參加，全方位研討中國夢對中國發展的現實意義，在媒體上和國內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從2009年開始，持續不斷地提出“中國夢”理念與提法，組織研討會，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反響和國內外關註，也引起了中央有關部委和社會精英的共鳴，並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註和大量報道。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參加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提出了更高層次、內涵外延更寬更廣的“中國夢”理念。四年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對中國夢發展的不斷探索和思考，終於得到了國家層面的認可。

不斷打造社會智庫政策影響力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中國留學人員研究方面在國內領先，出版了多部藍皮書報告，參與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課題研究，為中央留學人員政策建言獻策。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大會講話中吸收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建議。除此之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還多次論述和研討中國的“人才紅利”問題。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現在已經被李克強總理多次提及。在國內第一屆中國人才大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成果頒獎。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對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關於解決海歸社保問題的建言給予重要批示。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稱贊CCG多項研究成果，邀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去中組部講課。汪洋副總理曾向廣東全省領導幹部推薦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出版的《國家戰略》一書，並親自組織廣東省委讀書會導讀。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還授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人才理論研究基地”稱號。

除了政策議題，在社團建言獻策方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從“黃金周”到“中國公眾假期優化”，直接影響和推動了國家公眾假期制度的改革，如清明、中秋、端午假日的恢復和建立。以及“海歸學”、“國際人才學”、“人才全球化”、“移民赤字”等思想創新的成果也在不斷促進著中國社會的發展。

企業家做智庫是一種追求更高精神層次的趨勢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具有廣闊地全球化視野，是最早提出“智庫要有國際影響力”的機構。智庫還是一個嶄新的行業，王輝耀認為，現在中國在八到十年的時間裏，智庫肯定會有一個大的發展，也會有一次大的洗禮。他曾在智庫中國上線儀式上提及，中國智庫的發展會形成中國民主的新生態，智庫聲音來源渠道多元化，對於推動中國的民主建設、法治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相當於中國的“第五種力量”。

王輝耀認為，目前的任務第一是需要培育市場，媒體需要更多的宣傳；第二個方面是需要正本清源，現在的智庫熱有點類似於當年的經商熱，但要澄清智庫這個概念：智庫並不是咨詢公司，智庫最核心的工作是影響政治，影響政策輿論或者共識，這個行業的領先智庫應該共同創立行業標準，避免魚目混珠的情況頻發最後破壞了“智庫”一詞的公眾形象。

近期頻發的科研經費腐敗案例暴露了中國現有科研機制的沈屙舊病。王輝耀建議應該更開放思想市場的招投標機制，目前一些具有規模的國家研究基金和政府經費對民營智庫還是不開放的。

另外他還建議要更多的發動企業家。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啟蒙，捐錢做慈善還是很基本的模式。其實企業家的最高價值實際上是做智庫，這是一種更加有發展意義的回饋社會的方式，美國有很多企業家都是如此。如果通過智庫把政策建議做到位，能惠及千千萬萬的人，遠比簡單的捐贈要更有價值。企業家做智庫是一種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後追求更高精神層次的趨勢。

《大國智庫》推動建設新型中國智庫

對於智庫的發展，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是最早給予關註的智庫之一，今年8月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輝耀和苗綠所著的《大國智庫》一書，不僅全面介紹了全球範圍內智庫的情況，還專門對中國智庫的發展現狀及困境做了系統的分析。這是一本難得的分析全球智庫發展，探討中國智庫發展之道的智庫教材，還獲得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清華大學公共政策管理學院院長薛瀾、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的親自作序。正如魏建國所說：“這是一本講理論和實踐結合，思考和實地考察並重的研究世界智庫現狀和中國智庫發展的著作！”

在書中有一部分具體談到了中國智庫的幾方面挑戰。第一，中國智庫界缺乏真正懂智庫的人才，第二，需要社會智庫來調節智庫生態，形成良好的競爭環境，改變現在一潭死水的狀況。第三，智庫的治理機制和運營機制需要跟上。

踐行“以全球視野為中國建言”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孫玉紅介紹CCG的目標是“以全球視野為中國建言，以世界眼光為中國獻策”，不僅致力於用思想與智慧影響中國，還致力於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不僅在人才國際化、企業國際化領域為中國社會做出了傑出貢獻，同時也是中國少有的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之路的先驅和典範。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同時也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他在剛剛結束的《中國企業國際化報告（2014）》發布會上動情地說：“我想在我最後的這些年頭裏面，拿出相當多的力量來打造這個智庫，使它具有全球的國際影響力。”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智庫建設的樣板
會議隨即宣布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將於11月21日在三亞舉辦“中國企業國際化論壇”，旨在幫助那些正在思考國際化發展的中國企業實現在海外市場的成功，同時也吸引著那些目前在國外已有著成功運作的國內企業。這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專業化水準和國際影響力智庫的又一重要事件。（記者 張林，2014-11-05 ，中國網）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30, 2015 at 11:25am

趙明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麼樣的中國智庫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務部三大部門經國務院授權，共同發布“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白皮書，這標誌著“一帶一路”建設正式進入實施階段，這一國際合作倡議如何能真正“落地”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扯開嗓子喊不如掄起袖子幹，時至今日，對於“一帶一路”這個既定大項目，需要超越簡單的褒貶、超越宏大敘事，多琢磨些項目推進的“痛點”，多想些解決問題的實招兒，盡力把這件很難做好的事情做好。

應對軟約束、軟遏制

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一帶一路”業已成為理解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關鍵詞，成為觀察中國內政外交深刻變革的一個窗口。較之以往的對外經濟合作，“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是為了多簽些合同、多做點生意，也不是簡單地加大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搞些“油氣管線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或國際秩序。它的要義在於“整合”與“提升”：整合各國發展的動力、強化自主發展的韌性、更新“現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適應中國內外環境新變化、新趨勢的創新性思路和做法，促動中國國內的相應變革，包括強化政府提供（海外）公共服務的能力。

“一帶一路”建設，當然有其安全方面的關切和要素，但應避免將一個主要著眼於國際發展的外交倡議過度“地緣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國2011年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帶有使中亞國家“南望”、“南下”進而擺脫俄羅斯影響力的用意，這也直接削弱了該計劃的可行性，這是中國需要汲取的教訓。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初期，中國還是應聚焦如何最大程度地扮演好地緣經濟的角色。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統著看、分著幹”，既要有適當的頂層設計和整體戰略框架，也要直面其多元化、分散化甚而是碎片化的特點，不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要有“在商言商”的分寸感，不要高估中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資源和能力。與此同時，要看到通過“一帶一路”，可帶動解決很多困擾中國外交和對外經濟合作的長期性難題，比如中國對西部鄰國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產業合作的能力不強、中國民間組織的在國外開展活動的本領不夠，等等。

“一帶一路”的這種帶動性作用，還體現在幫助重塑國人的“世界觀”和中國的國家屬性，使中國人的眼睛不再僅盯著美國和歐洲，而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發展中國家世界，並認識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居於歐亞大陸東部的陸權力量，它也需要擁抱海洋、走向“深藍”。

也就是說，千萬別把“一帶一路”看小了、看窄了，如果只是想用它來圈地圈錢爭資源，而不是將其作為全方位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契機，就太過狹隘了。“一帶一路”力求實現的，不僅是設施、貨幣、貿易方面的硬聯通，也尤為重視“政策溝通”和“人心相通”，而這兩個“通”實際上是互聯互通之下的軟聯通，所要克服的正是中國行為體在海外擴展“足跡”時不斷遭遇的軟約束、軟遏制。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遇到的大多是商業風險、經濟風險和法律風險，而伴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這些企業會更多遭遇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甚至是文化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處於敏感復雜的轉型階段，內部政爭、族群矛盾、教派沖突、跨境安全威脅等問題比比皆是，對於大多數中國企業，想要搞明白這些問題都相當困難，更何況還要想辦法去應對。

換言之，“一帶一路”的建設，必須高度重視國際經濟合作的軟環境優化問題，切實為中國企業“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以及（必要時候）“走回來”保駕護航。可以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軟環境優化問題正成為一項硬任務，也是一根難啃的硬骨頭，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關乎中國智庫的使命擔當。

有特色才有活路

中國智庫“多而不強、有庫少智”的問題已經為很多人所詬病，“一帶一路”建設應當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決，而不是反過來使其加劇。

目前，很多高校和地方都成立了冠以“絲綢之路”的專門研究機構，然而基本上都還是“空殼子”、“虛體機構”。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大而無當、包打天下的“絲路研究院”嗎？並且，很多這類機構到國外去宣講“一帶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復勞動。波蘭一家智庫負責人近期就抱怨說，一個月接待了來自中國的9批智庫代表團，都是來宣講“一帶一路”，可聽來聽去，也聽不出什麼門道；每個代表團都大談合作，可又都說不出具體要合作些啥。

“一帶一路”建設不應成為制造“智庫泡沫”的助推器，智庫要想搭乘“一帶一路”的快車，就必須踏踏實實地對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對“絲綢之路”進行泛泛的研究，而是應將任務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塊化”的方式確定研究議程。“一帶一路”能否順利落地，說到底，還是對中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一種能力測試，它可以分解為很多相互關聯的“能力模塊”，比如企業實施“公司外交”的能力、民間組織與東道國社會的接觸能力等。在中國智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要特別註重智庫的特色型發展，有特色才有活力，有特色才有活路。

除了特色型發展，中國智庫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還要努力完成一種轉型，即成為兼具研究、倡議、行動能力的新型智庫，改變過去那種只滿足於紙上談兵而不注重實際政策影響力、對策建議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具體而言，智庫需要求實、求新、求聲音、求人才，才能在“一帶一路”所帶動的智庫競爭浪潮中行穩致遠。

第一是求實，要與政府職能部門和在一線奮戰的中國企業做好深度對接，找準“痛點”，整理出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清單”，使研究議程的設定更加有的放矢，同時借此確保研究產品和服務“適銷對路”。也需要掌握好其他智庫的研究動態，不做無謂的重復勞動，不開議題雷同的研討會，不辦沒有特色的刊物，不搞空對空。

第二是求新，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式上進行更新升級，不能滿足於“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探索區域和國別問題研究的新路徑，也要善於運用大數據等新的研究工具。比如，利用大數據手段，及時監測東道國的民意變化，尤其是社交網絡上涉及“一帶一路”的民意熱點，把傳統的“大輿情”分析進行改造、細化，多做針對具體項目、針對具體領域、針對具體人群的民意調查。

第三是求聲音，智庫除了建言獻策，還要注重強化“戰略傳播”或曰“造勢”的功能，不能只是在中國國內講得熱火朝天，必須想辦法在東道國講好“一帶一路”的故事，而這裏的“好”是副詞不是形容詞，不能只講“好事”或是只揀好聽的講，也得講清楚中國方面的難處。如果中國智庫的聲音能夠在當地入耳入心，甚至對當地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那才算真有本事。

最後是求人才，“一帶一路”智庫建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合格的區域和國別問題研究人才。唯有滿足以下四個標準才能算作合格，一是精通當地語言；二是在當地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三是在當地有較好的人脈關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識。可采取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和智庫“四位一體”培養這類人才的模式，使他們用好“小旋轉門”，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職業發展前景。此外，還要思考如何用好國外人才資源，構建國外人才網絡，為中國智庫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來源：澎湃新聞網，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