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超文本提供的可能性創造的關聯是聯想的而非編年的，悖論的是，這恰恰反駁了那種認為所有事件都是同一個正在進行中的敘事之部分的觀點，盡管這種觀點本身經常從相同的人像圖片出發找尋新的故事。對網上的圖片和文檔定義時間的困難——由於網上材料的相互復制而引起的模糊(還有丹托視作敘事性的本質的“回溯性重整”中的雙重時間觀)——導致單一主導敘事的概念變得更加令人困惑。1945年的原始鏡頭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2006年的電影兩者在同一個框架下存在，這一事實創造了一個永恒的現在時狀態，不同的視覺資料在其中並列地呈現於觀察者眼前。安德魯·霍斯金論述了數字化的“長尾效應”，即數字化——通過保存眾多檔案材料和重現先前的解釋等形式——不斷地模糊著時間性。[55]在一個沒有中心敘事者的權威性話語的情況下，不同類型、領域、出處的材料被放置在一起，而用戶則進入了一個安得·馬爾勞克斯所謂的“想象的博物館”，得到了各式各樣的認同或者短時性的驚詫，而非一個必定得出清晰結果的敘事的途徑。如果說關於“硫磺島之戰”的敘事有一個邊界，那麽這個邊界不是被一個權威的命令所一勞永逸地定義的，而是被獨立的用戶們——以及他們對新事物的信息搜索建立新的鏈接的準備程度——周而復始地建立的。

可以明確的是，這些實踐要求概念化不再是那種由某個單獨個體所制造的一個一成不變的產物，而應當是那種同信息流、社交網絡，以及共同參與相類似的。印刷文化和電視基於廣播的原則，正如丹托對“歷史學家”的界定，而因特網則依賴(有限的)個人的意願來深入探尋信息，並在這一過程中超越社會和知識的界限。如同麗莎·基特爾曼最近一篇關於麥克盧漢的文章中所寫的，新媒體創造了新的公眾和主體性。[56]盡管這也許意味著因特網是從文化權威出發的民主參與的終極形式(當然詹金斯等人將反對這種烏托邦式的想法)，越來越明顯的趨向表明因特網也是用戶和隱藏在背後的設計者之間的交鋒，這些設計者們制造出的協議和方法仍未經過文化批判的考量，用戶個人經常被動地受制於它們。[57]

簡而言之，現在的情況與丹托在1962年所建立的“同書籍相聯系”的著作敘事及其他相關理論有了巨大的差距。如果說敘事性是存在的，則它更接近與雷恩等人所界定的互動性敘事。這種互動性敘事與電腦遊戲相關，也和讀者通過搜尋感覺上和情感上的經驗而自發創作獨特的文學體驗相關。但即便如此，這樣的比對仍有缺陷。在沒有更好的詞替代的情況下，我們仍以敘事性來稱呼這種網絡時代的文化。但是正如列維·馬諾列夫所警告的：“在新媒體的世界裏，敘事這個詞經常被用……來掩蓋這樣一種事實，即我們仍沒有合適的詞語來描述這種新奇的事物。”[58]

[55]Andrew Hoskins， “Digital Network Memory”， in Mediation， Remedi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Memory， ed. Astrid Erll and Ann Rigney， Berlin： de Gruyter， 2009， pp. 91-106. Chris Anderson， The Long Tail： How Endless Choice is Creating Unlimited Dem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56]Lisa Gitelman， Always Already New： Media， History and the Date of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57]Thomas Poell， “Conceptualizing Forums and Blogs as Public Sphere”， in Digital Material， ed. van den Boomen et al.， pp. 239-252.

[58]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 x226.（文章來源：《學術研究》2013年2期）(2013-08-01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63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