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自由觀念相信，人之有別於動物，最首要之處在於“不在於它擁有理性，也不在於發明了工具與方法，而在於能選擇，人在選擇時而不是被選擇時才最成為自己；人是騎士而非馬匹；人是目的的尋求者（而不僅僅是手段），並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求目的；可想而知，追求的方式越多，人的生活就變得越豐滿；個體間相互影響的領域越廣，新的和預料之外的機會就越多；他沿著新鮮而未被探索的方向改變其自身性格的可能性越多，展示在每一個個體面前的道路也就越多，他的行動和思想的自由就越寬廣”[39]，在此意義上，自由就是對個體生命的自發性和獨特性的捍衛，對個體生活的選擇多樣性和豐富性的守護。

生命個體守護和捍衛自身免於強制的自由，是為了獲得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去創造自己的“可能生活”。

“創造”乃是我們這個時代使用最為頻繁的概念，但熟知並非真知，在人們不經反思的無數次使用中，“創造”被流俗化為一個在所有地方任何時間都適用，然而其實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不適用的冗餘概念。真正意義的個體生命的“自我創造”，包括三個基本特點。

首先，創造不是對必然秩序的認識和利用，而是對先驗必然性的解脫和對偶然的承認，只有承認偶然，才有個體生命自我創造的可能。個體生命的自我創造不是去“發現”和“復制”那個“在那兒”現成存在的“先驗真理”和“必然秩序”，相反，它是要在時間和機緣中實現自我籌劃和自我生成，時間和機緣拒絕“必然性”，它總是變化的、特殊的、境遇性的因而是偶然的，正是這種“偶然性”使生命個體的自我創造成為可能，只有承認這一點，個體才能避免成為必然秩序的“牽線木偶”，並使創造真正成為人“自己給予自已”的過程。

其次，創造不是對普遍性法則的遵循，而是對“實踐智慧”的尋求。普遍法則是適用於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的“一般真理”，康德早已指出，以之為出發點，所能提供的只是“分析判斷”，即不能提供新的知識、只重復和演繹既有知識的判斷，因而不可能是“創造性”的，人的生活因其是時間和機緣的產物，它所面臨的問題總是發生在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境遇之中，因此它要求的是“此時此地”可行的生活策略和生活樣式，這種“此時此地”“行得通”的生活策略和生活樣式的尋求，都無法從任何普遍的法則中引伸和獲取，它只能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實踐智慧，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造。當伽達默爾說“人們所需要的東西並不只是鍥而不捨地追究終究問題，而且還要知道：此時此地什麼是行得通的，什麼是可能的以及什麼是正確的”時，這種“清醒的詮釋學意識”所表達的即是這種“實踐智慧”和“創造”。

再次，創造不是多次性的“復制”和“仿造”，而是每一生命個體對自身“獨特性”的“創作”。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都面臨和經歷著其特殊的時間和機緣，這與其他生命個體都絕不相同，他必須學會不斷地去編織屬於自己的生命之網，“一張向後延伸到過去、向前延伸到未來的網，來取代一個已經成形的、統一的、當下的、自我完中的實體，一個可以被視為固定不移和完滿一體的東西”[40]，從而創造出自己的人生。當我們用“自我”來稱呼一個生命個體時，實際上已經包含著每個人所具有的“獨特性”的期待，運用“實踐智慧”，在自己與眾不同的生活境遇中不斷實現自我超越，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自我”，從而讓自己成為一部“只一回”、“只適用於一人”的具有獨創性的“作品”。

[39]伯林：《自由論》，252頁。

[40]羅蒂：《偶然、反諷和團結》，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