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歲的時候，由於家中父親的政治變故，於是失去了一些資格，六六年不要說參加紅衛兵，連參加“紅外圍”的資格都沒有。

在書上的古代，這是可以“隱”的，當然隱是“仕”過的人的資格，例如陶淵明，他在田園詩裏的一股恬淡高興勁兒，很多是因為相對做過官的經驗而來。

老百姓就無所謂隱。

殊不知新中國不可以隱，很實際，你隱到哪裏？說彭德懷元帥隱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其實是從新中國的高層機構“隱”到新中國的低層機構去了。

若說我是邊緣人吧，也不對，沒有邊緣。我倒希望“階級鬥爭”起來，有對立，總會產生邊緣，但階級敵人每天認錯，次次服輸，於是就制造一種新的遊戲規則，你不屬於百分之九十五，就屬於百分之五。真是一種很奇怪的“數目字管理”。

我在雲南的時候，上面派下工作組，跑到深山裏來劃分階級成分。深山裏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種，結繩記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裏頂在頭上另尋新地方去了，工作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老百姓，怎麼來劃分他們為“地主”“富農”“上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這些階級呢？所以工作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層機構，回去交差，留下糊裏糊塗的“地主”“貧農”們繼續刀耕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