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論文》集和《文化與無政府狀態》兩書以外，阿諾德尚著有《論 翻譯荷馬》（On Translating Homer）與《凱爾特民族文學研究》（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諸書。但在批評學史上的位置，這些宏篇巨製還不如他在 1853 年做的那一篇寥寥數千言的《詩集序》（Preface to Poems 1853），在這篇序里他反覆推論做詩選擇材料的問題。

西方文學史上一個大懸案就是材料（matter）與形式（form）孰為重要。從亞理斯多德至十八世紀，學者都以為偉大作品必有偉大事跡做材料。這種主張證之文學史的前例也不無根據。從前最好的史詩和悲劇都是敘述偉大人物的偉大事跡。

到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行，詩人乃推翻前說，以為任何材料須經藝術家熔鑄，賦以特別形式以後，才成藝術。所以藝術之所以美， 在形式不在材料。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文章來。

阿諾德是一個站在浪漫主義潮流中而崇奉古典的人，以為詩人第一任務就在選擇可歌可泣的偉大事跡。人類有幾種根深蒂固的基本情感，與生俱來，與生俱去，不隨時代變遷，也不隨境遇變遷。詩人要能感動這種情感，才有永久性與普遍性。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智愚賢不肖，都能領略它，欣賞它。

所謂偉大事跡就是能感動基本情感的事跡。

希臘大詩人都能抓住偉大事跡，所以他們的著作到現在還是一樣驚心動魄。讀希臘悲劇或史詩，斟字酌句，不必有何奇特，但他們所生的總印象（total impression）是不可磨滅的。

上乘文學作品的佳勝處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煉。近代文學家不能 抓住要點，只於形式方面做雕刻的工夫，所以拆開來看，雖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而合觀其全，則所得的總印象甚為淡薄。

比方濟慈的《丁香花盆》（Isabella or Pot of Basil）一首短詩里所含佳句比索福克勒斯悲劇全集還要多，而論詩的價值，則索福克勒斯比濟慈不啻天壤懸殊。

阿諾德說這全是由於古人注意全局（whole），今人注意部分（parts）；古人力求偉大事跡，今人力求美麗辭藻；古人目的在激動基本情感，今人目的在滿足飄忽的想像。

阿諾德力勸初學者多讀古人名著。寢饋既久，便自能於無形中吸收其神韻， 浸潤其風格。近代作品多未經時間淘汰，好比衣服樣式，只是一時新，過時便沉到敗紙堆里去。在這種著作中費時間，不特徒勞無補，而且走入迷途， 到結局只落得頭暈目眩。

阿諾德雖不絕對主張偉大事跡須從歷史上搜求，卻深信選歷史的事跡比選近代的事跡較易抓住永久的普遍的情感，不至於為一時飄忽的風尚所迷惑。選過去史跡作文學材料，難在不易明瞭古代生活習慣。阿諾德以為這也無妨，因為詩人所描寫的是內在的永恆的情感，而生活習慣只是外表的時常變化的。（選自《我與文學及其他》，據《朱光潛全集》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