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他的學生去讀詩，說：「詩可以興」。他對詩的觀念與讀詩的態度，就是不把「詩」只當做與讀者生命存在感思無關的知識客體。讀詩，非常自由，可以隨意感悟，經由文本的啟發，打開自己的人生境界。

我們就舉《論語．學而》一段孔子與子貢「言詩」的故事，来說明「詩可以興」的道理：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是《詩經．衛風．淇奧》的詩句，本義是磨製玉器與骨角，涵有「精益求精」的意思。子貢卻將它移到與孔子對話的場合，意義也轉成道德實踐必須「好詩是還要更好」。

子貢所講的「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只是消極的「有所不為」，孔子所說的「貧而樂，富而好禮」則更是積極的「有所為」，後者比前者的道德實踐境界更高。磨製玉器與骨角是一種存在「情境」，道德實踐又是另一種存在「情境」。從經驗事實来說，這兩種「情境」不同；但是，從價值理想来說，二者卻有「類似性」，那就是「精益求精」、「好還要更好」。將這兩種情境聯想在一起，就是「興」，我稱它做「情境連類」。

子貢與孔子談論道德實踐而「情境連類」地體悟到詩義，甚而感發自己在道德實踐上「精益求精」的志意。這就是「詩可以興」的典型例子。這段故事非常有名，最能切實表現孔子那個時代所謂「詩可以興」的意義，表現孔子對詩的閱讀態度及方法。朱熹《論語集註》對「詩可以興」的解釋非常好，他說「興者，感發其志意也」，也就是人們可以經由詩的閱讀而感發心志、情意。秦漢間，毛公解詩，在《詩經》中一百多處標示了「興也」，這還是孔子所謂「詩可以興」的古義，意思是提示讀者對這些詩句要有所「感發」。後人不解此意，將「興」只說成語言層的「譬喻」。

比毛公稍晚的孔安國，將「詩可以興」的「興」解釋為「引譬連類」。「連類」還有實在層與心理層之情境類似聯想的意義，就如上面所說孔子與子貢「言詩」的狀況；但是，「譬喻」便是語言層的修辭方式了。而到了東漢鄭玄箋注《詩經》，更在毛公標示「興」的詩句下，進一步解釋：「興者，喻也。」他的意思是毛公標示這篇詩為「興」，就是詩句中「以什麼譬喻什麼」。

這更明確的將「興」只是當成語言層的「譬喻」，乃是對毛傳獨標「興」義的誤解。王逸注屈原的〈離騷〉也同樣抱持這個說法，他認定：「〈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於是，讀詩的態度「客觀」起来了，將文本當做客體，閱讀主要目的是拆解譬喻的符碼，以了解「作者本意」；讀者不再有自由64感發的空間了。

這麼「專業」的閱讀，已是讀詩的第二義，逐漸失去先秦時代將「詩」和讀者生命存在意義融合的「感發性」讀法。當然，文化的發展也未必新的来，舊的就被消滅掉。孔子時代，那種「興」的古義，也有人將它當做優良傳統去繼承。在理論上，我們可以看到清代王夫之對「詩可以興」，做出精深的詮釋。

他在《薑齋詩話．詩譯》中說：詩可以興……，「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這個見解太精采了。「所以」就是「所因」，指讀者的閱讀動機，包括原因、目的；閱讀動機原自於讀者的存在感思，也就是下文所說的「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情」。

因此，詩之「可以興」，就是允許讀者隨個人的存在感思去閱讀，而所得到的意義都應該被認「可」；不能說我讀到的意義才對，別人讀到的意義都錯。那麼，作者寫詩的時候，固然有「一致之思」，也就是有他完整的創作意圖；但是，讀者卻可「各以其情而自得」。因此，「詩意義」又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呢？王夫之從理論上給「詩可以興」做了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