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魯克打來的電話

1980年5月底的一天，我趁學術研究會休息的間隙給家裏打個電話。電話中妻子告訴我一個讓我大吃一驚的消息：“有個叫布魯克的人，用拙劣的日語打來電話！”

我對妻子說，不是布魯克，一定是那大名鼎鼎的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教授來電話，與我約見面的時間。聽了我的說明，輪到妻子要跳起來了，問我：你怎麼在東京已經德魯克見過面了呢？她不知道把我與德魯克聯系起來的是《旁觀者的時代》。

德魯克在不久前出版的著作《旁觀者的時代》中，有一章敘述以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蘭尼為首的、天才的波蘭尼家族的業績。那書中，“波蘭尼”被寫作“波拉尼”，其實，從馬紮爾語的原來的發音來說，確實應該拼寫成“波拉尼”，所以稱之為“波拉尼”也不錯。讀到這一章所敘述的關於波蘭尼一家的內容，因為與我已知的大相徑庭，讓我比從妻子那裏聽到他來了電話還要感到吃驚。我知道德魯克來過日本好幾次，所以一直在等候他再來日本時候，想向他請教關於波蘭尼一家的事情，我通過日本的出版社，寫信給德魯克，大概是德魯克讀了我的信後，突然直接打電話來我家。我也沒有想到他會直接打來電話，妻子感到突然和吃驚也在情理之中。

維也納時代的波蘭尼與德魯克

後來成為經營學學者的德魯克還未滿18歲在德語的雜志上發表了為了投考大學寫的論文《巴拿馬運河及其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這雜志就是《奧地利國民經濟學者》（Der Osterreichsche Volkswirt）。該雜志的主編註意到這篇文章，因此邀請德魯克參加雜志的編輯會議。

1927年聖誕節上午8點召開的會議。充滿緊張感的德魯克當然很準時地到會。主編和編輯部成員也已經在場，但是會議等了很長時間還沒有開始。德魯克等了四十分鐘，感到很詫異、因為等候時看到的是一位邊哼著“張作霖”、“毛澤東”等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歌詞的怪曲子，邊發出怪叫的奇怪人物——此人就是後來與他長期交往的經濟人類學學者、當時該雜志負責處理海外信息的副主編卡爾•波蘭尼。

會上，身體遠比德魯克魁梧的卡爾•波蘭尼開始與其他編輯論戰。他的觀點是，那時候華爾街的股市呈現的泡沫只是一種資本家趕到繁榮的幻覺，是2、3年以後必然要到來的經濟危機的前奏。發言中，他還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已經死亡，蘇聯的政治不過是一種新的東方式的專制政治之後，接著又津津有味說應該采用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理論，可是他的這些大論都遭到其他編輯們的反對。

接著，編輯會議討論下一期的刊載什麼主題的論文，卡爾•波蘭尼警惕經濟危機到來的論題，在5年前已經刊出過，所以被否定了。之後，波蘭尼又提出關於奧地利國內政治鬥爭問題，討論到這一議題時，18歲的青年德魯克發問：“討論希特勒有支配整個德國的可能性，怎樣？”與反對波蘭尼提出的論題相比，德魯克的建議遭到編輯們更為強烈的一致反對。編輯們都認為，希特勒在之前的選舉中已經敗北，猶如已經死亡。可是，波蘭尼讚同德魯克的擔憂，想讓他來寫篇關於這個主題的論文，結果當然遭到全體編輯的反對而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了30多年的今天，我們再回顧所有的歷史過程的話，德魯克和波蘭尼當時的判斷無疑是正確，其他的編輯缺乏遠見，過分關註眼前短暫的動向得出錯誤的判斷——今天誰都能看得清楚。凱恩斯理論在1929年華爾街股市暴跌之前，在波蘭尼自身的經濟人類學問世之前，已經全球風靡。但是，在以維也納學派的老根據地的維也納的學術圈裏的、這些經濟學刊物編輯等知識分子中，凱恩斯理論都被忽視。今天作為現代經濟學的批判者、連凱恩斯理論也批判的卡爾•波蘭尼，二戰前提醒同事們要關註凱恩斯理論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

結果，希特勒統治了整個德國，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悲劇，卡爾•波蘭尼的妹妹也因為是猶太人遭到屠殺。她在集中營中是如何死去的至今還沒有搞清楚。總之，波蘭尼和德魯克當時具有共同的學術興趣，德魯克對年長的波蘭尼具有那種超群的見解瞠目以對。卡爾•波蘭尼當時41歲，那天因為正好是聖誕節，德魯克還到波蘭尼住的公寓去吃了一頓聖誕“年夜飯”

但是，德魯克後來回憶說：“那天他家裏拿出來的飯局可以這樣用文字來表達：‘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難吃的一頓飯’”。而且那天波蘭尼家人，即波蘭尼及他的妻子伊洛娜、小女兒、伊洛娜的母親——一位匈牙利貴族出身的老太太，也不回避德魯克這個不熟悉的客人在場，討論起下個月的生活費問題來。德魯克無意之中正好看到卡爾的工資支票，令人吃驚的高工資，終於熬不住了插嘴：“也許是我多嘴，剛才看到波蘭尼博士的工資支票，那樣的工資用不著過你們所說那樣節儉地生活呀！”

對這個當然的問題，卡爾美麗的妻子伊洛娜用嚴肅的口氣說：

“我們一家有自己的邏輯。現在維也納有很多從匈牙利來的難民——共產主義及其以後的白色恐怖造成的難民。……卡爾的支票上工資全部捐贈給貧困的難民，用別的途徑賺來的錢來維持家用，對於我們重視理念的人來說，這種做法是理所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