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言：「代碼的理論最終保證符號意義脫離指示對象這一狀態。正因為如此，即便現實並不存在的符號內容，符號的意義也得以被確保，從而也能通過符號制造謊言。」[5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艾柯認為符號難有確切所指，符號相對於人們習以為常的「真實」而言，可能是在「撒謊」，符號學是關於「撒謊」的理論。隨著一個高度符號化時代的來臨，事物愈來愈遠離其實用意義，大局面反諷成為事實，在這時，艾柯符號理論的有效性和闡釋能力越來越強大地顯示出來；也越來越證明了他關於符號學的兩種假設：「（ⅰ）全部文化必須作為一種符號學現象而進行研究；（ⅱ）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作為符號學活動的內容而加以研究。」[54]符號學在艾柯那里，既包括「代碼理論」，又包括「符號生產理論」，分屬意指符號學和交流符號學，文化乃是具有交流功能的意指系統。由於代碼就是社會規約、文化慣例，其存在本身就已確保符號交流功能的實現。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艾柯與洛特曼的有趣對接：符號在洛特曼那里所具有的「模式」和「交流」的雙重功能，被艾柯的「意指」和「交流」的兩個系統所延續、代替和改寫。

代碼促成解釋，也促成交流；解釋是代碼的現身方式，也是交流的前提和過程。解釋項在艾柯的符號理論中舉足輕重：「解釋項是確保符號的有效性的因素，即使在沒有解釋者的情況下也如此。」[55]解釋項也是聯結符號理論與符號生產理論的核心要素。應該說，艾柯圍繞「解釋」建立起了自己的「一般文本理論」：信息的「發送者」，依據「代碼」形成「編碼文本」；「編碼文本」經由「信道」生成「符號文本」；「符號文本」通過「接受者」在具體「語境」和「環境」中獲取的「代碼」進行「解釋」，最終形成「解釋文本」。[56]這樣，一個文本的完成終結於解釋。或者說，亦如解釋使符號得以可能，同樣解釋也使文本成為可能。當然，一個文本如何解釋，涉及諸多因素：與文本相關的語言成規、文化成規、前解釋以及接受者的閱讀經驗等等。新近，中國學者趙毅衡將艾柯理論繼續向前推進，形成更為完整的文本理論體系，尤其是提出「伴隨文本」的概念，並建構起較為龐大的「伴隨文本體系」。他認為，「每一個符號文本都靠一批伴隨文本支撐才成為文本」，這些伴隨文本可分為「顯性」、「生成性」和「解釋性」三大類，以及「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同時文本」、「元文本」、「鏈文本」和「先後文本」等七小類，深入辨析了「普遍伴隨文本與文本間性」的關係，得出「伴隨文本執著」的結論，並試圖開掘更為隱蔽的文化機制下的「深層伴隨文本」。[57]伴隨文本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通過影響解釋而影響文本的形態。

艾柯基於解釋的符號和文本理論，雖然在最一般的意義上也適合文學符號、文學文本，但在我看來，他還沒能夠建立起真正的解釋論符號詩學，或者說他只是為這種詩學的產生和發展，從符號理論、文本理論上開辟和廓清了道路。盡管在《開放的作品》中即現端倪，後來在《〈玫瑰之名〉備忘錄》、《闡釋的界限》等著作，以及《詮釋與歷史》、《過度詮釋文本》、《在作者與文本之間》等文章中，艾柯的「文藝闡釋學」思想聲名遐邇，但我以為，這只是對盛極一時的「接受美學」的某種「調和」和「修正」，並非是其符號和文本理論中極富原創性、生發性的解釋論向符號詩學方向的深化和豐富，相反甚至是某種程度的「下降」：之所以反而聲名顯赫，是因為無意中迎合了世俗，即便其「模範作者」、「模範讀者」、「文本意圖」等概念的提出超出同代人之上。趙毅衡在「虛構中如何述真」、「廣義敘述學」的有關論述以及《意不盡言》等著作中，[58]對解釋論符號詩學的建構做出了富有洞見的探索，讓我們看到了建立解釋論符號詩學的廣闊空間。

[53] ?原資明：《埃柯：符號的時空》，徐明嶽、俞宜國譯，第8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4] 烏蒙勃托·艾柯：《符號學理論》，盧德平譯，第2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55] Umberto Eeo， A Theory of Semio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68.

[56] Umberto Eeo， A Theory of Semio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414.

[57]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第141-158頁，第六章伴隨文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8] 參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有關章節，及趙毅衡著《言不盡意——文學的形式-文化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唐小林  來源：《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