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眾研究“一個驚人的結果就是：文化消費而不是文化生產，是休閑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成為（文化研究）壓倒一切的關注焦點，這反過來在政治上使右派得了便宜——這些右派在意識形態上的進攻已被建構成了為說服人們把自己作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來建構的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抵制膜拜。確實，受眾能夠並經常按照自己的目的重新解釋運用那些文化生產和分配系統所提供的文化材料，他們在此活動中確實投入了熱情並感受到快樂，但這種解釋並不純粹是任意的。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決定傳播哪些意義、不傳播哪些意義，什麽樣的文化資源可以得到、被什麽人得到等等，都與更大範圍內的統治結構相關。

嚴格地說，我們只能在一種有限的意義上把消費者瞬息即變的行為理解為對主導的工具性社會的一種抵抗形式，在由權力和金錢制作和建構的文化產業體系中，任何孤立的個體其實並不具有談判、協商的能力。無視這一點而抽象地肯定受眾的抵抗，後果之一是流於不加批判地讚揚受眾使用文本時產生的愉悅，似乎任何體驗都是值得讚美的，而事實上，這些私人行為及意義的政治潛力是有爭論的。莫德爾斯基指出：“如果說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它的成員過分遊離於他們所研究的文化，那麽今天的批判家似乎有著完全相反的問題：他們陷進了他們的文化之中，甚至是愛上了他們的主題，有時候他們似乎無法同這個文化保持適當的批判的主題。

結果，他們可能就不知不覺地為大眾文化寫起辯護辭來，並完全讚同他們的意識形態。因此，這些批判家所引用的‘抵制’的例子實際上經常是文化產業所預期的甚至是規劃的。”後果之二是把政治鬥爭置換成爭取意義和快感的鬥爭，把抵抗與逃避社會責任相提並論。如果穿西部牛仔服、新聞記者聳人聽聞的小報、在商場里小偷小摸和打架鬥毆等都可以被理解為無權者對統治者進行的文化遊擊的一部分，這就顯然把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權混同為權力/資本的支配；把消費的快感與解放的自由混為一談，最終把抵制和鬥爭非政治化，不是向系統發出挑戰而是容忍、支持了系統，無助於社會結構和文化形勢的改革。

三、技術視角：從麥克盧漢到“後現代”

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都沒有集中研究當代文化的技術方面。而沒有從印刷、電子到互聯網的傳播技術的發展，文化生產是不可能產業化的。文化產業特征之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分離，產品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通，但除非技術的某些先決條件得到滿足，我們就不能談論這類問題。無疑的，技術在現代社會的意義，不只是為文化生產及傳播提供了一種新的更為有效的手段，而且參與改造著當代社會結構及人的生活方式。明顯的事實是，我們居住於地球的某一角落，如果沒有電視圖像、報刊報道和廣播采訪，大多數人就不會意識到我們對那些在空間上遠離我們的人的義務。深入一點說，新的信息、娛樂和政治的虛擬世界正在重組人們的時空感，抹去現實與影像之間的區別，同時制造體驗與主體的新形式，個人越來越受制於一種史無前例的、湧入私人空間的聲色之潮。

對當代文化技術媒介的研究始於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這位在知識主流之外獨立特行的加拿大學者在1951年出版的《機械的新娘》書中還猛烈批判各種新興媒介形式的控制性，指控消費社會及其大眾媒介將一種被動的形式強加於主體，促進了大眾生產的一致性並加劇了對優秀文藝社會基礎的腐蝕，但在1964年的《理解媒介》中，他轉而研究傳播新形式對空間、時間和人類感知等方面的根本性影響。從此開始，麥克盧漢不再關注現代技術的異化後果，而是認為技術是人體神經系統的延伸。按照其“媒介就是訊息”（message）的觀點，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在其傳播的內容及其相關問題，而在於傳播的技術媒介，因此關注日報中的文章的意識形態或符號結構，就肯定把握不住其中的要點，重要的是這些媒介技術有效地轉化和形成了新的時空關系（例如，電燈照明、交通、通訊等等），重新結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重新建構社會關系和感覺方式。比如電燈，雖然不負載任何訊息，但轉換了時空關系，這就影響了我們構建自己公眾生活與私人生活的方式。所以，探究技術媒介影響人類感知的方式，構成今天媒介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

從傳播技術發展來看，現代早期印刷媒介的發明使文字文化占據主導性，文化產品的可攜性在空間上使各種觀念獲得超越的流通性，在時間上縮短了人類的記憶，更重要的是它促進了個人情感的一種傾向：“文字的發明，如同輪子的發明，是將各種空間的一種複雜而有機的交互作用轉變或還原為一個單一的空間。音標一次性地將所有感官的用途，即口頭語言，還原為僅僅是一種視覺代碼。”

如果說口語文化容許一切感官頻繁地相互作用，那麽印刷文化則從言語中抽象出文字，可以無數次重覆，這就促進了人類感官的專門化。進而，印刷文化也以一種可預知的標準化的思維模式催生了各種個體觀念：文本要有作者，閱讀要全神貫注，這就將集體所共享的文化轉化為一種仰仗於個人表達形式的文化，形成了個人價值主義的現代形式。隨著電子傳播技術發明，文化發生了更為重大的變化。一是文化民主化。現代媒介地球村已經抹去了印刷制品時代文化的等級制度，並且在客觀上消除整體性和個人主義的文化，電子化並沒有因此而構成中心化，而是反中心化。

麥克盧漢認為電子傳播以冷媒介（cool media）逐漸代替熱媒介（hot media）。冷媒介能給觀眾留下更多的參與空間，熱媒介是不允許參與並具有豐富信息內容的媒介。比如“電話是一種冷媒介，因為它給耳朵提供的信息相當匱乏。言語是一種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因為它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憐，大量的信息還得由聽話人自己去填補。與此相反，熱媒介並不留下那麽多空白片接受者去填補或完成。因此，熱媒介要求的參與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參與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類似於電話這樣的冷媒介，創造了文化接受的新的時空（例如，現代人可以在公共汽車、火車上閱讀，在汽車的收音里接收新聞），消除了知識生產的集中化，結束了傳播關系中的各種支配關系，在實際上產生了一種沒有任何中央權威能夠統治的體系，全球化時代的公眾可以比口頭表達的社會更高程度享有同一的文化。二是時空差異的消失。

現代性傳遞的是一種“旋轉而變幻不定的情景”，各種文化形式隨時不斷地向我們鋪天蓋地而來，無論是公共場所還是私人空間，全球公民的生活都被包裹在與物質或象征的傳播模式似乎是無休無止的接觸之中。在這個世界中，書本文化所培植的個體獨立感，被人人都“深刻地牽涉到每一個他人”的感覺所取代。諸種新的媒介的迅速發展，破壞了文字傳播形式對視角的偏倚，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種與口語社會相似的共同文化中，全球村已將等級、統一和個體化的印刷文化掃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可觸知的同步文化。電子媒介可以克服書本文化的抽象理性所產生的異化，代之以一種新的精神與身體、感覺和技術的聯覺和協調所取代。

三是文化“內爆”(implosion)的出現。“內爆”就是去分化，就是混合。文字出現以前，整個環境都被體驗為一元性的，不存在我們現在所理解的藝術、政治和宗教；印刷的專業化，劃分了藝術、政治、經濟以及各種公共和私人的領域。電子媒介根本性地修正了各個領域的縱向和和橫向聯系，混合重構了生產的各個領域，我們生活在一個消除了文化等級和各個領域之間分離的重疊性的世界。比如，大眾媒介內爆為政治領域，媒介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媒介；公共領域內爆為私人領域，曾經具有反思性的私人領域，不斷地被需要人們注意的新媒介所突破，從而將人類的有機體引誘到觀念性的全球性浪潮中；娛樂業內爆為教育，音樂帶與小說的混合、電視與電腦的混合、電影與廣告的混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