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書是卡賴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Carlyle：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nic History）原是一系列的演講，刊於一八四一年。卡賴爾的文筆本來是汪洋恣肆，氣勢不凡，這部書因為原是講稿，語氣益發雄渾，滔滔不絕的有雷霆萬鈞之勢。他所謂的英雄，不是專指掣旗斬將攻城略地的武術高超的戰士而言，舉凡卓越等倫的各方面的傑出人才，他都認為是英雄，神祗、先知、國王、哲學家、詩人、文人都可以稱為英雄，如果他們能做人民的領袖、時代的前驅、思想的導師。卡賴爾對於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認為人類文明是極少數的領導人才所創造的。少數的傑出人才有所發明，於是大眾跟進。沒有睿智的領導人物，渾渾噩噩的大眾就只好停留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之中。證之於歷史，確是如此。這種說法和孫中山先生所說“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若合符節。卡賴爾的說法，人稱之為“偉人學說”（Great Man Theory）。他說政治的妙諦在於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統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為稱頌我們的科舉取士的制度。不過他沒注意到取士的標準大有問題，所取之士的品質也就大有問題。好人出頭是他的理想，他們憧憬的是賢人政治。他怕聽“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議論，因為人有賢不肖，根本不平等。僅管盡力拉平世間的不平等的現象，領導人才與人民大眾對於文明的貢獻究竟不能等量齊觀。

我接受卡賴爾的偉人學說，但是我同時強調偉人的品質。尤其是政治上的偉人責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質稍有問題，例如輕言改革，囿於私見，涉及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會災及大眾，禍國殃民。所以我一面崇拜英雄，一面深厭獨裁。我願他澤及萬民，不願他成為偶像。卡賴爾不信時勢造英雄，他相信英雄造時勢。我想是英雄與時勢交相影響。卡賴爾受德國菲士特（Fichte）的影響，以為一代英雄之出世涵有“神意”（“divine idea”），又受喀爾文（Calvin）一派清教思想的影響，以為上帝的意旨在指揮英雄人物。這種想法現已難以令人相信。

第八部書是瑪克斯·奧瑞利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沈思錄》（Meditations），這是西洋斯托亞派哲學最後一部傑作，原文是希臘文，但是譯本極多，單是英文譯本自十七世紀起至今已有二百多種。在我國好像注意到這本書的人不多。我在民國四十八年將此書譯成中文，由協志出版公司印行。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羅馬帝國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為苦修的哲學家，並且給我們留下這樣的一部書真是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