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爾·普里庫利奇從不去幹活，不去任何工作隊和生產組，不用三班倒。他只發號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輕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個圈套。如果回應他的微笑，這是我們不得不做的，那我們就會出醜。他微笑，是因為他又在我們名字後面那一欄裏新添加了東西，更糟的東西。在勞動營工棚之間的林蔭道上，我躲著他，更願意和他保持著一個無法說話的距離。他高高地擡起那雙鋥亮得像两隻漆皮袋一樣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虛的時間會從他體內由鞋底漏出來。他事無巨細都記得一清二楚。人們說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會變成命令。

在理髮店，圖爾·普里庫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麽就說什麽，任何風險也沒有。他如果傷害我們甚至還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這樣，就得輕賤我們。他總是扯著脖子，俯視著和我們說話。他有整天的時間去自我欣賞。我也欣賞他。他有著運動員般的體格，銅黃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對小招風耳像兩枚胸針，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紅如煙草花，脖子像是蠟做的。他從不會弄髒自己，那是他的運氣。這運氣使他比實際上要顯得漂亮。不認識饑餓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點名的操場上指手劃腳，可以在勞動營的林蔭道上挺直著走來走去，可以在理髮店虛偽地微笑，但他沒有參與說話的權利。我知道圖爾·普里庫利奇很多事，比他願意的還要多，因為我和貝婭·查克爾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語的命令聽上去就像勞動營指揮官托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組成的一種粗啞的、咬牙切齒的聲音。命令的內容反正我們也聽不懂，但卻明白其中的蔑視。慢慢地我們習慣了被蔑視。久而久之，這些命令聽上去只不過像是在不斷地清嗓子、咳嗽、打噴嚏、擤鼻涕、吐痰，總之是在不斷地產生粘液。所以特魯迪·佩利坎說：俄語是一種感冒了的語言。

當其他所有人還在晚集合的靜立中備受煎熬的時候，那些要當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勞動營角落的井後面升起了火，煮鍋裏放著麥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東西。為了不讓別人看見，上頭還得加個鍋蓋。能做成一筆劃算的交易的話，就會有胡蘿蔔、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夾克能換十根小蘿蔔，一件毛衣換三升小米，一雙羊毛襪換半升糖或是鹽。

想打牙祭的話，就非得蓋上鍋蓋。其實並沒有真正的鍋蓋，也許那只是一塊鐵皮，也許只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裏。不管怎樣，人們每次都能想出一個東西來當鍋蓋，並固執地說：一定要蓋上鍋蓋，雖然從來就沒有鍋蓋，有的只是關於鍋蓋的說法。當人們已經記不得鍋蓋是由什麽做的，從來沒有過鍋蓋，又總能找到點什麽來當鍋蓋用的時候，也許回憶也已被蓋封住了。

反正在黃昏時分，在勞動營角落的井後，總會有十五到二十堆這樣在兩塊磚之間升起來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裏的垃圾飯菜以外，就沒有小竈開了。煤會起煙，這些鍋的主人會手裏拿著勺子在一旁看著。煤應有盡有，鍋是食堂的——當地工廠生產的劣質餐具，灰棕色上過釉的鐵皮容器，釉已斑駁，滿是凹痕。在院內的火堆上它們是鍋，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盤子。一個人煮完了之後，另外有鍋的人就等著用他的火。

沒有東西可煮的時候，炊煙就會逶迤地爬進我的嘴裏。我縮回舌頭空嚼著，把唾液混著黃昏的炊煙一起吃，一邊想著煎香腸。沒有東西可煮的時候，我會走到鍋的附近，假裝睡前到井邊來刷牙。不過在把牙刷放進嘴裏之前，我已經吃過兩道了。我眼裏的饑餓啃食火苗，嘴裏的饑餓吞噬炊煙。我在吃的時候，周圍一切都靜悄悄的。透過黃昏，從對面的工廠區傳來陣陣焦煤組工作時發出的咕隆聲。我越是想快些離開井邊，就越是挪不動步子。我必須把自己從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組工作的咕隆聲裏，我聽到自己肚子的咕嚕聲，整個夜景都餓了起來。黑色的蒼穹覆蓋大地，我搖搖晃晃地走進工棚昏黃的燈光裏。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從家裏帶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鹽又太寶貴了，沒人捨得把它吐出來，它可值很多錢。我清楚地記得鹽和它的價值，卻壓根也記不起牙刷的樣子了。在收納包裏我曾帶過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還買過一支新牙刷的話，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後一年，我們手裏能拿到幹活所得的現錢之後。不過即使有過這麽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我寧願拿這現錢去買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從家裏帶來的第一支、肯定存在過的牙膏是克羅霍棟特（CHLORODONT）牌的。這牌子我還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過的和第二支可能有過的牙刷卻已被我遺忘了。我對梳子的記憶也是如此。我肯定有過一把。我還記得巴克利特（BAKELIT）這個牌子。戰爭快結束時，我們家鄉的梳子都是這個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