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營的早春時節，就是我們這些去瓦礫堆上的“麥得行者”煮麥得草的季節。“麥得草”這個名字並不合適，根本體現不了它的意義。“麥得”（Melde）這個詞對我們而言沒有弦外之意，不會擾亂我們的心神。它不是“報到”〔德文是MeldeDich, 意為報到、發言。〕的意思，不是集合點名草，而是路邊隨手可拾的一個詞。反正它是表示臨近晚集合的詞，是臨近集合的草，而絕不是集合草。煮麥得草的時候，我們時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著，因為之後馬上要集合點名，並沒完沒了，因為人數總是點不對。

我們勞動營一共有五個RB，即五個工作大隊（RABOTSCHIBATALLION）。每個支隊又稱ORB（Odelna Rabotschi Batalion），分別由五百到八百人組成。我的工作隊編號為1009，我的工號是756。

我們整齊地列隊站好。這麽說其實很荒謬。你看，這五個慘不忍睹的工作隊，每個人都眼睛浮腫，鼻子碩大，面頰深陷。肚子和雙腿都水腫著。不論是嚴寒還是酷熱，我們就這樣整晚整晚地在靜靜的站立中度過。只允許虱子在我們身上爬動。在沒完沒了的點名中，它們可以喝個飽，檢閱著我們可憐的肉體，不知疲憊地從頭部一直爬進陰毛。大多數時候它們已經吃飽喝足，並在棉制服的接縫處躺下睡了，而我們卻仍在靜靜地站立著。勞動營的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依然在咆哮。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這個名字長得已經足夠讓我們在說出它時，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這個名字，讓我想起被放逐時，火車頭發出的呼嘯聲，想起家鄉教堂裏那個白色神龕，上面刻著“天命啟動時間”。也許我們數小時的靜立，是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龕。骨頭重得像灌了鉛。如果身上的肉沒有了，撐起這副骨頭便會成為一種負擔，它直把你往地裏吸。

集合點名時，我會練習在靜立中達到忘我的狀態，不去將呼與吸區分開來。不擡頭，眼睛上翻，在空中尋找雲的一角，可以把這副骨頭掛上去。如果我已達忘我之境，並找到這樣一個空中掛鉤之後，它便會牢牢地固定我。

時常沒有雲，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藍。

時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雲毯，清一色的灰。

時常雲飄走了，掛鉤也不會靜止不動。

時常雨水會灼痛我的雙眼，並把衣裳緊緊黏在皮膚上。

時常嚴寒仿佛將我的五臟六腑扯得粉碎。

在這種日子裏，天空會讓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點名會把它再拽下來，骨頭只能無依無靠地懸掛在我的身體裏。

工頭圖爾·普里庫利奇在我們和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之間，僵直地走來走去。點名冊在他的指間滑動，由於翻的次數太多，已經褶皺不堪了。他每叫一個號，胸脯就像公雞一樣顫動著。他的手依然像個孩子的。我的手在勞動營這段日子卻長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兩塊板子。

如果點名之後，我們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氣，問其中一位幹部或者甚至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本人，我們什麽時候才可以回家，他們會簡短地回答說：“SKORODOMOJ”。意思是：你們馬上就可以走了。

這個俄語的“馬上”偷走了我們在這世上最長的時間。圖爾·普里庫利奇還讓理髮師奧斯瓦爾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髮師和圖爾·普里庫利奇是老鄉，都來自喀爾巴阡-烏克蘭〔在今烏克蘭最西邊，和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接壤〕，一個三國交界的地方。我問他，在理髮店給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國交界處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說不，在三國交界處不是這樣。這是圖爾的規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個理完了才輪到第五個。我問，這是什麽意思？理髮師回答說，有一點巴拉穆克。這又是什麽意思，我問。就是有點亂，他說。

圖爾·普里庫利奇不是施矢萬涅諾夫那樣的俄國人。他既會德語，又會俄語。但他是俄國人一邊的，跟我們不一樣。雖然也被關在這兒，他卻是勞動營負責人的副官。他把我們在一張紙上劃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隊，翻譯俄語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語的命令。他在紙上把我們的名字和工號整理到大隊編號之下，以便查閱。每個人都必須日夜牢記自己的號碼，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編號的囚徒。

在我們名字旁邊的一欄裏，圖爾·普里庫利奇會寫上集體農莊、工廠、清理廢墟、運沙、鐵路線、工地、運煤、車庫、焦煤組、爐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決於名字旁邊寫著什麽。它決定了我們會累，像狗一樣累，還是會累得要死；決定了我們在幹活之後還有沒有時間和力氣去兜售，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在食堂後的廚房垃圾裏悄悄地翻東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