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這一點上，表象存在的本質顯然就是能夠藉此而可以讓大家不用再去有一種面對面的交流，人們也因此而省去了很多的直接情感交流的煩瑣和麻煩，一封書信顯然總要比一次約會省事得多。人們因此而可以直接去交流的內容更多的則是客觀的信息、理性的思維以及標準化的解答。而在未來的由更多精緻算法所支配的時代里，它更可謂是一種智能化的時代，它可能是根基性的，或者是彌漫性的，就是這樣的無以計數的虛擬表象的相互簇擁在一起的或者一個雜糅拼接的現實卻又是一種虛擬的存在。

基於世界性意義的文化轉型

基於此一認識，很顯然，當前的中國似乎正處在一種網絡虛擬技術應用的轉型期。而面對這樣的一種轉型，其最爲優勢性的一點是在於通過改革的合法性而有的種種可以去改變的機遇發生；但其劣勢也恰是在於，因爲一種變動不居的制度設計所可能帶來的種種不確定事件的發生。這個轉型，實際上也就是跟隨着一種世界的變化而來的。因此，世界性意義的轉型期，也就是工業化在向後工業化的信息時代信息社會的轉型，它在爲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無限的機遇和可能，在這方面，20世紀60年代以後所出生的人恐怕尤其會從中受益，因爲種種的改變，使得他們的潛能無形之中可以得到一種體現，同時種種的改變，也使得他們不只有一次機會要去面臨一種生命歷程的選擇性的發生。

很明確，這個在中國幾十年以來所經歷的轉型期，它真正是伴隨着一種世界性的變化而發生的，而其因此所出現的問題很顯然是世界性的，也就是一種世界性的問題存在，其根本就在於使得這個每個人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的世界共在，不斷地處於一種變化以及不可預期之中，而這恰也是其活力之所在。在此過程之中，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因變化或者巨變而導緻的社會和政治上的大問題，至少沒有出現俄羅斯那種因改革的“休克療法”而使得經濟停滯不前的後遺症，這恰是因爲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本身就在把一種無物常在的“變”的道理當成是一種“不變”的道理而在進行着一種推廣、普及和延伸，日益使變的理念進入日常的生活之中成爲一種常態化的生活，也就是將一種萬變歸之於一種不變，而這又是與歐美世界20世紀60年代那個時候曾經有的社會的動盪性發展的不確定性理解大爲不同的，世界在向變的價值觀念扭轉並接受了變本身的不變。

顯然，回顧20世紀60年代，人們所真正強調的或者所渴望實現的便是一種變中的不變，是強調一種秩序上的守常，也就是強調一種社會本身的秩序化與結構的穩固化，中國話之中所謂“萬變不離其宗”。但今天的世界，恰恰是在呼籲要去“以變本身去應對萬變”，也就是使“變”成爲一種習以爲常之事，這是新聞報道式思維的一種新的附加，似乎一天里如果看不到媒體報道中有新的事物發生，看不到一些突如其來的變化或者轉變，那似乎一天的日子算是沒有真正經過一樣。顯然，對中國人而言，思維中認可了一種變的價值觀，相信人世間的事情，都是處於變化中的，比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當世界的周 遭環境發生改變之時，人口的問題在面臨着新的養老以及少子的危機之時，它自身實際上也會因應着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發生一種變化，國家政策制定部門因此及時做出了調整。而這樣的調整之所以能夠發生，根本也是在於這個文化之中本身就具有一種對於任何可改變的諸多可能性存在的認可以及予以接受的先在思維結構的存在，即一種求變的思維傾向。

換言之，一種世界的變的主流或大趨勢，和中國人傳統之中的變易的思維之間恰成一不謀而合的關聯。據此，可以産生出一種聯想，或許中國人之所以能夠去接受這種以變爲不變的變化觀，也是與一種自古有之，並很早便深入人心的陰陽太極圖的宇宙觀的意象解釋之間有着一種相互聯系的。但這並非意味着這種強調變化律的太極八卦圖本身就能夠使古代的中國人有着一種陰陽觀念下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根本上而言，也還是需要注意到這樣的一幅圖景自身的本體論意義上的獨特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的存在，也就是在一種大衆層面上的這幅陰陽更替週而復始的意象圖景的易於傳播和普及。言外之意，在這一圖景隱喻背後的道理，很容易地便能夠爲更多的人所明白接受，這是一種有關於表徵傳遞的認知人類學所可以去做解釋的，而這恰就在於它們就像一種細菌感染一般很容易讓人被感染上而已，因此而予以一種信服，讓人由此而感受到既真實又可靠，同時還十分的可信。

（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全文詳見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社會學》2021年第10期/《思想戰線》2021年第4期；作者簡介：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重慶文理學院、周口師範學院；關鍵詞：信息社會/文化轉型/鄉土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