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靜觀人生《6·閒趣》

閑居

  閑居,在生活上人都說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覺得是最快適的了。假如國民政府新定一條法律:“閑居必須整天禁錮在自己的房間裏,”我也不願出去幹事,寧可閑居而被禁錮。
  在房間裏很可以自由取樂;如果把房間當作一幅畫看的時候,其布置就如畫的“置陳”了。譬如書房,主人的座位為全局的主眼,猶之一幅畫中的middlepoint①,須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自書架,幾、椅、籐床、火爐、壁飾、自鳴鐘,以至痰盂、紙簏等,各以主眼為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點集中於主人的座位,猶之畫中的附屬物、背景,均須有護衛主物,顯襯主物的作用。這樣妥帖之後,人在裏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適。這是誰都懂得,誰都可以自由取樂的事。雖然有的人不講究自己的房間的布置,然走進一間布置很妥帖的房間,一定誰也覺得快適。這可見人都會鑒賞,鑒賞就是被動的創作,故可說這是誰也懂得,誰也可以自由取樂的事。
  我在貧乏而粗末的自己的書房裏,常常歡喜作這個玩意兒。把幾件粗陋的家具搬來搬去,一月中總要搬數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動一寸,臉盆架子不能旋轉一度的時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現了。那時候我自己坐在主眼的座上,環視上下四周,君臨一切。覺得一切都朝宗於我,一切都為我盡其職司,如百官之朝天,眾星之拱北辰。就是墻上一只很小的釘,望去也似乎居相當的位置,對全體為有機的一員,對我盡專任的職司。我統禦這個天下,想像南面王的氣概,得到幾天的快適。
  有一次我閑居在自己的房間裏,曾經對自鳴鐘尋了一回開心。自鳴鐘這個東西,在都會裏差不多可說是無處不有,無人不備的了。然而它這張臉皮,我看慣了真討厭得很。羅馬字的還算好看;我房間裏的一只,又是粗大的數學碼子的。數學的九個字,我見了最頭痛,誰願意每天做數學呢!有一天,大概是閑日月中的閑日,我就從墻壁上請它下來,拿油畫顏料把它的臉皮塗成天藍色,在上面畫幾根綠的楊柳枝,又用硬的黑紙剪成兩只飛燕,用漿糊黏住在兩只針的尖頭上。這樣一來,就變成了兩只燕子飛逐在楊柳中間的一幅圓額的油畫了。凡在三點二十幾分,八點三十幾分等時候,畫的構圖就非常妥帖,因為兩只飛燕適在全幅中稍偏的位置,而且追隨在一塊,畫面就保住均衡了。辨識時間,沒有數目字也是很容易的:針向上垂直為十二時,向下垂直為六時,向左水平為九時,向右水平為三時。這就是把圓周分為四個quarter①,是肉眼也很容易辦到的事。一個quarter裏面平分為三格,就得長針五分鐘的距離了,雖不十分容易正確,然相差至多不過一兩分鐘,只要不是天文臺、電報局或火車站裏,人家家裏上下一兩分鐘本來是不要緊的。倘眼睛銳利一點,看慣之後,其實半分鐘也是可以分明辨出的。這自鳴鐘現在還掛在我的房間裏,雖然慣用之後不甚新穎了,然終不覺得討厭,因為它在壁上不是顯明的實用的一只自鳴鐘,而可以冒充一幅油畫。
  除了空間以外,閑居的時候我又歡喜把一天的生活的情調來比方音樂。如果把一天的生活當作一個樂曲,其經過就像樂章(movement)的移行了。一天的早晨,晴雨如何?冷暖如何?人事的情形如何?猶之第一樂章的開始,先已奏出全曲的根柢的“主題”(thema)。一天的生活,例如事務的紛忙,意外的發生,禍福的臨門,猶如曲中的長音階變為短音階的,C調變為F調,adagio②變為allegro③,其或晝永人閑,平安無事,那就像始終C調的andante④的長大的樂章了。以氣候而論,春日是孟檀爾伸⑤(Mendelssohn),夏日是裴德芬①(Beethoven),秋日是曉邦②(Chopin)、修芒③(Schumann),冬日是修斐爾德④(Schubert)。這也是誰也可以感到,誰也可以懂得的事。試看無論甚麽機關裏,團體裏,做無論甚麽事務的人,在陰雨的天氣,辦事一定不及在晴天的起勁、高興、積極。如果有不論天氣,天天照常辦事的人,這一定不是人,是一架機器。只要看挑到我們後門頭來賣臭豆腐幹的江北人,近來秋雨連日,他的叫聲自然懶洋洋地低鈍起來,遠不如一月以前的炎陽下的“臭豆腐幹!”的熱辣了。

沙坪的美酒

  勝利快來到了。逃難的辛勞漸漸忘卻了。我住在重慶郊外的沙坪壩廟灣特五號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中的數年間,晚酌是每日的一件樂事,是白天筆耕的一種慰勞。
  我不喜吃白酒,味近白酒的白蘭地,我也不要吃。巴拿馬賽會得獎的貴州茅臺酒,我也不要吃。總之,凡白酒之類的,含有多量酒精的酒,我都不要吃。所以我逃難中住在廣西貴州的幾年,差不多戒酒。因為廣西的山花,貴州的茅臺,均含有多量酒精,無論本地人說得怎樣好,我都不要吃。
  由貴州茅臺酒的產地遵義遷居到重慶沙坪壩之後,我開始恢復晚酌,酌的是“渝酒”,即重慶人仿造的黃酒。
  我所以不喜白酒而喜黃酒,原因很簡單:就為了白酒容易醉,而黃酒不易醉。“吃酒圖醉,放債圖利”,這種功利的吃酒,實在不合於吃酒的本旨。吃飯,吃藥,是功利的。吃飯求飽,吃藥求愈,是對的。但吃酒這件事,性狀就完全不同。吃酒是為興味,為享樂,不是求其速醉。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促膝談心,倘添上各人一杯黃酒在手,話興一定更濃。吃到三杯,心窗洞開,真情摯語,娓娓而來。古人所謂“酒三昧”,即在於此。但決不可吃醉,醉了,胡言亂道,誹謗唾罵,甚至嘔吐,打架。那真是不會吃酒,違背吃酒的本旨了。所以吃酒決不是圖醉。所以容易醉人的酒決不是好酒。巴拿馬賽會的評判員倘換了我,一定把一等獎給紹興黃酒。
  沙坪的酒,當然遠不及杭州上海的紹興酒。然而“使人醺醺而不醉”,這重要條件是具足了的。人家都講究好酒,我卻不大關心。有的朋友把從上海坐飛機來的真正“陳紹”送我。其酒固然比沙坪的酒氣味清香些,上口舒適些;但其效果也不過是“醺醺而不醉”。在抗戰期間,請紹酒坐飛機,與請洋狗坐飛機有相似的意義。這意義所給人的不快,早已抵銷了其氣味的清香與上口的舒適了。我與其吃這種紹酒,寧願吃沙坪的渝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這真是善於吃酒的人說的至理名言。我抗戰期間在沙坪小屋中的晚酌,正是“意不在酒”。我借飲酒作為一天的慰勞,又作為家庭聚會的一種助興品。在我看來,晚餐是一天的大團圓。我的工作完畢了;讀書的、辦公的孩子們都回來了;家離市遠,訪客不再光臨了;下文是休息和睡眠,時間盡可從容了。若是這大團圓的晚餐只有飯菜而沒有酒,則不能延長時間,匆匆地把肚皮吃飽就散場,未免太少興趣。況且我的吃飯,從小養成一種快速習慣,要慢也慢不來。有的朋友吃一餐飯能消磨一兩小時,我不相信他們如何吃法。在我,吃一餐飯至多只花十分鐘。這是我小時從李叔同先生學鋼琴時養成的習慣。那時我在師範學校讀書,只有吃午飯(十二點)後到一點鐘上課的時間,和吃夜飯(六點)後到七點鐘上自修的時間,是教彈琴的時間。我十二點吃午飯,十二點一刻須得到彈琴室;六點鐘吃夜飯,六點一刻須得到彈琴室。吃飯,洗碗,洗面,都要在十五分鐘內了結。這樣的數年,使我養成了快吃的習慣。後來雖無快吃的必要,但我仍是非快不可。這就好比反芻類的牛,野生時代因為怕獅虎侵害而匆匆吞入胃內,急忙回到洞內,再吐出來細細地咀嚼,養成了反芻的習慣;做了家畜以後,雖無快吃的必要,但它仍是要反芻。如果有人勸我慢慢吃,在我是一件苦事。因為慢吃違背了慣性,很不自然,很不舒服。一天的大團圓的晚餐,倘使我以十分鐘了事,豈不太草草了?所以我的晚酌,意不在酒,是要借飲酒來延長晚餐的時間,增加晚餐的興味。
  沙坪的晚酌,回想起來頗有興味。那時我的兒女五人,正在大學或專科或高中求學,晚上回家,報告學校的事情,討論學業的問題。他們的身體在我的晚酌中漸漸高大起來。我在晚酌中看他們升級,看他們畢業,看他們任職。就差一個沒有看他們結婚。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兒女長大成人,照一班的人生觀說來是“福氣”,照我的人生觀說來只是“興味”。這好比飲酒賞春,眼看花草樹木,欣欣向榮;自然的美,造物的用意,神的恩寵,我在晚酌中歷歷地感到了。陶淵明詩雲:“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我在晚酌三杯以後,便能體會這兩句詩的真味。我曾改古人詩雲:“滿眼兒孫身外事,閑將美酒對銀燈。”因為沙坪小屋的電燈特別明亮。
  還有一種興味,卻是千載一遇的:我在沙坪小屋的晚酌中,眼看抗戰局勢的好轉。我們白天各自看報,晚餐桌上大家報告討論。我在晚酌中眼看東京的大轟炸,莫索裏尼的被殺,德國的敗亡,獨山的收復,直到波士坦宣言的發出,八月十日夜日本的無條件投降。我的酒味越吃越美。我的酒量越吃越大,從每晚八兩增加到一斤。大家說我們的勝利是有史以來的一大奇跡。我的勝利的歡喜,是在沙坪小屋晚上吃酒吃出來的!所以我確認,世間的美酒,無過於沙坪壩的四川人仿造的渝酒。我有生以來,從未吃過那樣的美酒。即如現在,我已“勝利復員,榮歸故鄉”;故鄉的真正陳紹,比沙坪壩的渝酒好到不可比擬,我也照舊每天晚酌;然而味道遠不及沙坪的渝酒。因為晚酌的下酒物,不是物價狂漲,便是盜賊蜂起;不是貪汙舞弊,便是橫暴壓迫。沙坪小屋中的晚酌的那種興味,現在已經不可復得了!唉,我很想回重慶去,再到沙坪小屋裏去吃那種美酒。

吃酒

  酒,應該說飲,或喝。然而我們南方人都叫吃。古詩中有“吃茶”,那麽酒也不妨稱吃。說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幾種情境:
  二十多歲時,我在日本結識了一個留學生,崇明人黃涵秋。此人愛吃酒,富有閑情逸致。我二人常常共飲。有一天風和日暖,我們乘小火車到江之島去遊玩。這島臨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陰如蓋,中間設著許多矮榻,榻上鋪著紅氈毯,和環境作成強烈的對比。我們兩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紅帶的女子來招待。“兩瓶正宗,兩個壺燒。”正宗是日本的黃酒,色香味都不亞於紹興酒。壺燒是這裏的名菜,日本名叫tsuboyaki,是一種大螺螄,名叫榮螺(sazae),約有拳頭來大,殼上生許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擺平,象三足鼎一樣。把這大螺螄燒殺,取出肉來切碎,再放進去,加入醬油等調味品,煮熟,就用這殼作為器皿,請客人吃。這器皿象一把壺,所以名為壺燒。其味甚鮮,確是侑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這雙筷用紙袋套好,紙袋上印著“消毒割著”四個字,袋上又插著一個牙簽,預備吃過之後用的。從紙袋中拔出筷來,但見一半已割裂,一半還連接,讓客人自己去裂開來。這木頭是消毒過的,而且沒有人用過,所以用時心地非常快適。用後就丟棄,價廉並不可惜。我贊美這種筷,認為是世界上最進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過方能再用;中國人用竹筷,也是洗過再用,很不衛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衛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簽一樣,只用一次,真乃一大發明。他們還有一種牙刷,非常簡單,到處雜貨店發賣,價錢很便宜,也是只用一次就丟棄的。於此可見日本人很有小聰明。且說我和老黃在江之島吃壺燒酒,三杯入口,萬慮皆消。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但覺心曠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黃愛調笑,看見年輕侍女,就和她搭訕,問年紀,問家鄉,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淚來。於是臨走多給小帳,約定何日重來。我們又仿佛身在小說中了。
  又有一種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對手還是老黃,地點卻在上海城隍廟裏。這裏有一家素菜館,叫做春風松月樓,百年老店,名聞遐邇。我和老黃都在上海當教師,每逢閑暇,便相約去吃素酒。我們的吃法很經濟:兩斤酒,兩碗“過澆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所謂過澆,就是澆頭不澆在面上,而另盛在碗裏,作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來當飯吃。人們叫別了,常喊作“過橋面”。這裏的冬菇非常肥鮮,十景也非常入味。澆頭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後,還有剩余,可以澆在面上。我們常常去吃,後來那堂倌熟悉了,看見我們進去,就叫“過橋客人來了,請坐請坐!”現在,老黃早已作古,這素菜館也改頭換面,不可復識了。
  另有一種情境,則見於患難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國,石門灣淪陷,我們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轉桐廬,在城外河頭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們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寶函。他有一個孫子,名叫貞謙,約十七八歲,酷愛讀書,常常來向我請教問題,因此寶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這老翁年約六十多歲,身體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邊的圓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站起身來,揭開鼓凳的蓋,拿出一把大酒壺來,在桌上的杯子裏滿滿地斟了兩盅;又向鼓凳裏摸出一把花生米來,就和我對酌。他的鼓凳裏裝著棉絮,酒壺裹在棉絮裏,可以保暖,斟出來的兩碗黃酒,熱氣騰騰。酒是自家釀的,色香味都上等。我們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閑談。談的大都是關於他的孫子貞謙的事。他只有這孫子,很疼愛他。說“這小人一天到晚望書,身體不好……”望書即看書,是桐廬土白。我用空話安慰他,騙他酒吃。騙得太多,不好意思,我準備後來報謝他。但我們住在河頭上不到一個月,杭州淪陷,我們匆匆離去,終於沒有報謝他的酒惠。現在,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貞謙已入中年,情況不得而知。
  最後一種情境,見於杭州西湖之畔。那時我僦居在裏西湖招賢寺隔壁的小平屋裏,對門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對聯,叫做“居鄰葛嶺招賢寺,門對孤山放鶴亭”。家居多暇,則閑坐在湖邊的石凳上,欣賞湖光山色。每見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邊垂釣。他釣的不是魚,而是蝦。釣鉤上裝一粒飯米,掛在岸石邊。一會兒拉起線來,就有很大的一只蝦。其人把它關在一個瓶子裏。於是再裝上飯米,掛下去釣。釣得了三四只大蝦,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籃裏,起身走了。我問他:“何不再釣幾只?”他笑著回答說:“下酒夠了。”我跟他去,見他走進嶽墳旁邊的一家酒店裏,揀一座頭坐下了。我就在他旁邊的桌上坐下,叫酒保來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卻不叫菜,取出瓶子來,用釣絲縛住了這三四只蝦,拿到酒保燙酒的開水裏去一浸,不久取出,蝦已經變成紅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醬油,就用蝦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蝦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個酒徒。
  此人常到我家門前的岸邊來釣蝦。我被他引起酒興,也常跟他到嶽墳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問姓名。我們都獨酌無伴,就相與交談。他知道我住在這裏,問我何不釣蝦。我說我不愛此物。他就向我勸誘,盡力宣揚蝦的滋味鮮美,營養豐富。又教我釣蝦的竅門。他說:“蝦這東西,愛躲在湖岸石邊。你倘到湖心去釣,是永遠釣不著的。這東西愛吃飯粒和蚯蚓,但蚯蚓齷齪,它吃了,你就吃它,等於你吃蚯蚓。所以我總用飯粒。你看,它現在死了,還抱著飯粒呢。”他提起一只大蝦來給我看,我果然看見那蝦還抱著半粒飯。他繼續說:“這東西比魚好得多。魚,你釣了來,要剖,要洗,要用油鹽醬醋來燒,多少麻煩。這蝦就便當得多:只要到開水裏一煮,就好吃了。不須花錢,而且新鮮得很。”他這釣蝦論講得頭頭是道,我真心贊嘆。
  這釣蝦人常來我家門前釣蝦,我也好幾次跟他到嶽墳吃酒,彼此熟識了,然而不曾通過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帶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驚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識泰山!”於是敘述他曾經讀過我的隨筆和漫畫,說了許多仰慕的話。我也請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現已忘記,是在湖濱旅館門口擺刻字攤的。下午收了攤,常到裏西湖來釣蝦吃酒。此人自得其樂,甚可贊佩。可惜不久我就離開杭州,遠遊他方,不再遇見這釣蝦的酒徒了。寫這篇瑣記時,我久病初愈,酒戒又開。回想上述情景,酒興頓添。正是:“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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