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海戰的裝備與戰術仍略遜於荷蘭人，但鄭氏集團更近於祖國的陸地補給，在整個東南亞的商港都有華族移民作為他們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擴張主義者沒有的優勢。中國海商具備了西方擴張的一些條件，唯一不同的是沒有明確的、與海外擴張相應的政治理念與宗教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鄭氏集團就是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享有貿易、征收舶稅、調兵宣戰的權利。鄭氏集團已經有能力有條件在南中國海建立一個統一的貿易王國。

與其紀念鄭和，不如紀念鄭芝龍。在世界格局與西方擴張的歷史過程中理解鄭芝龍的成敗功過，將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意義。傳統觀點確定在中國本土皇權中心主義視野內，評述歷史人物，總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對立範疇中，離不開官與盜、忠與奸、賢良與不肖。鄭芝龍或者是與朝廷對立的海盜元兇，或者是被朝廷招撫的海防將領，或者在南明朝廷擁兵自重，或者投降滿清朝廷被軟禁，一生功過，從盜賊到降臣，以皇權政治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換一種視野，將鄭芝龍的活動放到世界歷史中，放到西方擴張與世界的西方一體化進程中，放到中國近代的衰落與東西方衝突的歷史選擇的焦點上，鄭芝龍也許從本土皇權中心主義視野中的盜賊降臣變成世界歷史中創造時勢的英雄。

從中原朝廷看，鄭芝龍是逞兇鬥狠、殺人掠貨的大海盜，從世界格局看，鄭芝龍是中華民族競逐富強的真大英雄。17世紀遠東水域，是國際競逐、東西方衝突的焦點。鄭芝龍創造性地整合了一直處於對立內耗狀態中的中國內陸政權與民間海商，使中國海上純經濟性的貿易移殖活動獲得了政治組織與軍事武裝，以統合強大的中國力量與西方海上擴張勢力抗衡，並重新贏得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如果說鄭和遠航是以內陸皇權強制利用民間航海貿易力量，不僅扼殺了民間海上擴張的生機，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終止，朝貢貿易難以為繼，最終使中國勢力淡出海洋。鄭芝龍則以民間武裝海商集團的力量統合內陸政治軍事權威，將中國傳統上分裂內損的兩種力量統一起來，一致挑戰外洋的西方擴張。於中國歷史，他在經濟上發展了海外貿易與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於世界歷史，他創造了一次改寫西方擴張歷史與中西關係史的機會。此時中國還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國海的擴張，重建中國海上權威，使內陸帝國面向海洋發展貿易、移民拓疆。

1633年料羅灣海戰大捷，為一個多世紀中西海上衝突做出歷史階段性的勝負評判。西方擴張被有效地遏止了，南中國海基本實現了「鄭氏和平」，「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 中國勢力自鄭和之後200年，重建了遠東水域的中國霸權，贏得了一次抵禦西方擴張、挑戰外洋、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競逐富強的機會。

四

紀念鄭芝龍，既是紀念中國民間海上英雄的不可重復的成功，又是紀念他不可挽回的失敗，反思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段海上盛世失落的原因及其深遠影響。國家與民族的生機與創造力，在民間不在朝廷；在成熟的、和諧的國內政治秩序與充滿對立與挑戰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在世界歷史上一系列的野蠻殘酷而又生機勃勃的民族與國家之間的衝突與競爭中，在關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關系的清醒的區分性意識中：國內政治在和諧的基點上寬容對立，國際政治在對立的基點上追求和諧。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將這中關系倒反過來或意識不清，都是一種災難。